中国古代赐姓赐名制度考论

赐姓赐名是古代君主权力染指人名姓氏文化而产生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在先秦时代主要表现为分封赐姓,而秦汉以降则表现为贵姓嘉名的德赐与恶姓丑名的凶赐两个不同方面。古代君主通过德赐褒奖笼络臣下或利用凶赐打击羞辱犯罪之臣,赐姓赐名因其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功能而成为古代君主专制行之有效的统治工具。     

中国古代幕僚盛行原因初探

我国古代秘书官职多达60余种,秘书人员对最高统治者和政府官员提供辅助性服务,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运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除了国家机构的官方秘书之外,还有一类游离于秘书职官之外的、盛行于政坛的非官方秘书———幕僚,其产生、发展并能生存延续两千多年,不仅是古代封建制度使然,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汉代执行制度考论

汉代的刑罚不同,执行的方式也就不同。在笞刑的执行方面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有较为严格的执行程序。在执行没收罪人财产以及将其妻子收至官府做徭役方面有法定的执行机关或执行人员按照法定的执行程序进行。为确保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汉代还规定了劳役抵债和替代执行制度。     

唐代门荫制度考论

门荫制在秦初已露端倪,西汉时逐渐制度化(时称任子制,东汉仍沿用任子制度)。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建立了门阀士族政权,形成了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被门阀士族所操纵。隋代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首开科举制,门荫并未废除。到了唐代,门荫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较前代更加完备。今笔者不揣浅陋,就有关典籍记载,试对唐代门荫制实施的概况作初步探讨。一、唐代门荫制概略唐制,入仕先要叙防。关于门荫入仕者的叙防,有明确规定。《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制下》(《唐会要》卷81、《旧唐书>卷42《职宫一》同)云: 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     

宋朝寻医制度考论

唐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官员人身控制的减弱和使职差遣的发展,就不断有官员称病寻医的现象出现。宋初,中央政府重建了文武官员病假管理制度,将寻医现象压缩在有限的空间内。北宋中期以后,寻医逐渐摆脱病告的窠臼而演变成一项独立的病告制度。这无疑是员多阙少的矛盾使然,也是寻医具有制度约束力的基础。南宋以后,寻医制度在国家和官员的双重作用下逐渐演变成朝廷奖惩和官员避罪等的工具。寻医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异变,深刻地揭露了两宋的政治生态。     

宋代诸科制度考论

“诸科”是经、传、礼、史、法等多种科目的统称，在科举中属常科。熙宁中王安石变法，诸科被废，将其中的明法改为“新科明法”，南宋绍兴间罢。宋代诸科考试以帖书、墨义为主，考的是“背功”，既无补于时，更是对人才的戕杀，被废罢理所当然。     

隋代宗室制度考论

隋代宗室一般都会获得爵位,出官都在四品以上,在外多为牧宰、总管,在内多为将军、公卿。文帝时,诸皇子皆出镇大藩,炀帝时则任为京都守卫。宗室带兵征伐常获胜绩,为牧宰多属良吏。其制度渊源大体上是来自北周、北齐,而在府佐国官的设置上基本采用的是北齐之制。总的说来,宗室对隋朝的统治是以积极作用为主的。     

春秋战国质子制度考论

质子制度形成于春秋初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们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它是发生于诸侯之间彼此猜忌而又追求相互信任这种近乎二难推理的背景之下，因此，通过交质来解决诸侯国间的争端，既带有一定的和平色彩，又充满着尔虞我诈。     

中国古代仕宦官员“丁忧”制度考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仕宦官员“丁忧”不仅事关其孝道操守的官场道德评判,而且与其仕途任职乃至官场政治风云变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仕宦官员“丁忧”对古代官场社会所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丁忧”普遍与官场仕职变动相联系,直接引起丁忧官员黜陟迁转的仕宦命运变化;其二,围绕丁忧过程中的“夺情”起复,官场权力倾轧与派系政争波澜迭起,往往导致高层权力纷争势力的此消彼长及人事变迁;其三,仕宦官员面对“丁忧”与“夺情”的两难取舍,屡屡引发古代官场“忠孝不两立”的尖锐矛盾冲突。由于仕宦官员“丁忧”始终与其仕宦命运相联系,因此,原本“丁忧”尽孝的人伦道德行为,一旦付诸官场人事实践,必然被打上浓厚的官场政治印记。     

文庙从祀制度考论

所谓文庙从祀制度是指以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附祭文庙,从而彰显国家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依照与孔子关系的远近和对儒学发展贡献的大小,文庙从祀可分为＂配享＂、＂配祀＂、＂从祀＂三个位阶.这一制度的形成,既有上古礼制作为依据,又有后代统治者及士人阶层的大力推动.从本质上讲,从祀制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衍续,但政治势力特别是皇权的介入,使得这一制度本身体现出道统与治统的争斗与交融.     

孙吴特殊政区制度考论

孙吴特殊政区制度考论胡阿祥《晋书·职官志》云：孙吴、刘蜀，多依汉制，虽复临时命氏，而无忝旧章。今按孙吴政区制度，就大体因于东汉。东汉制度，邻、王国同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郡、王国之下，则有县、邑、道、侯国。安帝以后，有属国比郡，灵帝中平以后，则由监察区...     

中国文学自觉考论

关于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考述有着很多的争论,主要有魏晋说和汉代说以及齐梁说等。笔者认为应该注意到中国文人的一种独特的国家政治参与意识,进而判定中国文学的自觉应该是从文章的行文构篇中由于艺术技巧和表现方式的不断强化与情感的介入而导致文中这种政道意识的逐渐淡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作者身份上的分化来考察,单纯地用“人的觉醒”来考察是不够全面的,并因此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应是萌芽于先秦,完成于两汉。     

汉代博士选试制度考论

西汉五经博士的选任,主要通过察举推荐和他官迁任两条途径。出任博士不仅需要在经学上有师承造诣,而且与察举的关系相当密切,因而策试成为其中必经的环节。东汉博士选任承袭西汉制度,又有所发展。而所谓“博士举状”,所体现的更可能是对明经、孝廉、秀才等察举科目对象的描述,而不必一定指向博士。《后汉书·杨仁传》中所反映的东汉博士限年五十以上的规定,或许可以作其他方面的理解。     

明朝卫所制度若干问题考论

本文探讨了明朝卫所制度研究中不太为学术界重视的几个零碎问题。认为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饷的主要来源是太仓年例,始于主兵,后及客兵,所耗日重,终难维持。关税补饷、船料充饷和茶叶代饷也是明朝中后期卫所的补充饷源。明朝对东北女真各部的管辖是有效的,奴儿干都司实辖184卫。明政府为民族关系和军事需要而设置的实土卫所和直辖卫所与行政管区不相一致的情况,使卫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混乱。     

伍廷芳的幕僚生涯

伍廷芳1882～1896年应李鸿章邀请供职北洋幕府。在近14年的幕僚生涯中，他参与了中法、中日战争的军务筹划、战败条约的签订、对外事务的交涉、铁路和电报的实业筹划等，这些活动为他后来取得重大成就打下了基础，同时，他的幕僚生涯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人曲折的报国道路。     

岳飞幕僚间关系述评

岳飞身为武将,其“英雄谋略,虽古名将鲜有及之”.他在与张所论为将之道时,说:“勇不足恃.……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只患其无谋.……是以上兵伐谋.”认为作战要取胜,关键在于谋略.故岳飞广求谋略之才,倚幕僚为智囊.“飞敬贤礼士,食客所至常满,一时名人杰士多归之.”一、广开才路,招贤纳士岳飞虽然戎马生涯,但始终求贤若渴,礼遇文士,延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作为幕僚.岳飞择士,首重才略,抑或才高德寡者,亦为其所用,可谓唯才是举.岳飞幕僚中,有望门硕士(李若虚、智浃等),也有庶门隐士(高颖等),有科举出身的官员(薛弼、侯邦、朱梦说、胡休等),更有寒微布衣之士(黄纵、严致尧、胡褒等).可见,岳飞取士不受门第、出身等限制,不囿于品位、仕隐之别.不论是朝廷差遣的,或是同僚荐举的,或是自荐投奔的,凡具谋略筹划之才,都被重用.     

五代吴越幕僚诗歌初探

五代吴越幕僚诗人留有诗歌的主要有罗隐、皮光业、沈韬文、皮光禹、黄夷简、陈长官等。他们的诗歌创作数量虽然不多,在十国中的位置也并不突出,但这些幕僚诗歌有其自身的特点,具有流荡婉转的独特韵致、浓厚的吴越民歌俚俗倾向以及雅颂与闲适、入实的审美特征。吴越幕僚诗歌整体成就不高与吴越的用人政策、统治者对文人态度的两面性及吴越所处的外在环境有关,而吴越幕僚诗歌自身的特色则与五代诗歌的地域性及当时元、白"元和体"的影响息息相关。     

汉代名田蓄奴婢制度考论

本文第一次全面论述汉代名田蓄奴婢制度的源流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澄清了若干疑难问题，更正了有关哀帝限名田蓄奴婢法案的千年陈说，并指出名田蓄奴婢制度与自发经济规律的矛盾，是两汉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     

吴文英苏州仓台幕僚考

本意在考明吴英在仓台幕府十年的交游，以及与仓幕有关的词作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并说明这一段特殊经历对其词风的影响。     

谈谈岳飞与幕僚的关系

岳飞身为武将,其“英雄谋略,虽古名将鲜有及之”。他在与张所论为将之道时,说:“勇不足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只患其无谋。……是以上兵伐谋。”认为作战要取胜,关键在于谋略,故岳飞广求谋略之才,倚幕僚为智囊。“飞讨贤礼士,食客所至常满,一时名人杰士多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