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河文化到淮安精神

本文通过对运河文化的归纳和总结,提炼出运河文化的开拓、包容、沟通、交流的特点。对淮安精神团结、创新、实干、自强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大运河保存了城市的记忆,决定了淮安的品质、展示了淮安了风貌、塑造了淮安精神、支撑了淮安发展。可以看出运河文化可以折射出淮安精神,淮安精神正在展现运河文化。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运河与淮安诗歌

明清两代,淮安形成了诗歌兴盛的局面,这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运河的枢纽地位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员,促进了淮安文教事业与诗歌的兴盛。运河独特的风物人情构成了淮安诗歌特有的表现内容。而其南北融合、真实性的艺术特点,亦由淮安地处京杭运河中部的独特地理位置决定。淮安诗人由此走出狭小区域,赢得了当时诗坛大家的认可与称道。     

淮安与“南船北马”

由于淮安位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上,再加上大运河的开凿及其北部航道的逐渐淤塞,一种特有的景观——“南船北马”局面在淮安形成。伴随着南北人员汇聚和物资交流而来的,是淮安这座内陆港口城市的繁荣,以及以平民文化和商业文化为特征的运河文化的极度繁盛。     

淮安运河文化遗产现状调查和价值评估

在京杭大运河2 000多年的发展史上,淮安一直处于重要的转轴地位,境内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运河以及相关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运河文化风貌。随着运河申遗工作的展开,将淮安运河遗产纳入自然和文化遗产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廓清遗产构成、评价遗产现状、厘清存在问题,对于弘扬运河文化、传承运河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陈衍《诗品平议》中的“学人之诗”

《诗品平议》是陈衍专论钟嵘《诗品》的作。陈衍对于《诗品》以批驳为主，眼光挑剔。究其原因，陈衍是在以“学人之诗”思想衡评“诗人之诗”之论。《诗品平议》是陈衍“学人之诗”诗学思想的一次评论实践，浸染了清末学术风气，也体现了陈衍自己的诗学追求。     

基于运河文化的淮安传统建筑译本策略研究

近三十年来,翻译的定义逐渐发展成为“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的作用表现为“对文化身份的塑造”.2011年开始的运河申遗项目带动了在运河文化中处于转轴地位的淮安运河文化的发展.在运河区域,淮安传统建筑反映出运河文化南北融合的特点.本文从运河文化视角下发掘淮安传统建筑译本的意义,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和解释译本,为运河申遗提供外宣支持.     

论历史时期淮安在运河水运中的地位与作用

位于淮河下游之淮安,因又控扼古今泗水入淮之河口,所以春秋时期前即已是江淮间与河淮间水运交通要津。春秋至战国期间建成鸿沟水系,自也成为沟通江、淮、河、济“四渎”之运河水运枢纽。隋通济渠与唐宋汴渠建成,使淮安在黄河、淮河与长江,以至钱塘江间水运枢纽地位得到加强。后至元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通航,特别是明、清时期,漕运总督设于淮安府,使之成为指挥漕运的中枢所在。     

淮安运河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践研究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通过综合性的语文实践学习,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知识,提高语文应用能力。然而在教学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教学效果不理想。本研究把淮安运河文化引入到了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通过教学案例的形式呈现,丰富了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题的研究。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诗亡”乃诗教亡——论王夫之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释

王夫之详察周代历史,并统观明代中后期的诗风及其与明代社会的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对"诗亡然后《春秋》作"进行了深度的阐释。首先,他认为诗亡、《春秋》作的时间是周桓王之时,桓王时代王政败坏,教化不行,天子受诸侯所制,孔子不得已作《春秋》以正名分。其次,他认为诗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王朝陈诗制度不再施行,民间诗歌哀音乱节也不足以取用,因此,不再有诗收录于《诗》;其二是指诗教亡失于天下,因而由《春秋》承担起教化之责。王夫之的这种阐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杨花诗揽胜

柳絮为何又叫杨花,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隋炀帝杨广开凿运河,动员民众在运河沿岸植柳,凡种活一棵柳树者辄奖励细绢一匹,于是百姓争先恐后的栽植。隋炀帝不仅亲自植柳,并赐柳树姓“杨”。此后,杨柳便亲如一家,不分彼此了,既然垂柳可称为垂杨,那么“柳絮”称为“杨花”也就顺理成章了。     

论弗罗斯特诗《雇工之死》中的戏剧性

现代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堪称戏剧诗大师。弗罗斯特的诗《雇工之死》具有极强的戏剧性。《雇工之死》中的戏剧性主要包括戏剧性语言、戏剧性冲突、戏剧性场景（戏剧性地点、时间和人物）、戏剧性结构、戏剧性讽刺以及对人物动作和环境的戏剧性描写等。诗人正是运用这些戏剧手法有效地增强了诗作的可读性,突出了诗歌的主题,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关于《庚子都门纪事诗》命名艺术的研究

《庚子都门纪事诗》是近代蒙古族现实主义诗人延清的诗集,原名《巴里客余生草》,分为六卷,分别为《虎口集》《鸿毛集》《蛇足集》《鲂尾集》《豹皮集》《狐腋集》。六卷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浑然一体,并以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贯穿其中,各卷命名无不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匠心和巧妙安排。通过对各卷命名艺术的研究可以发现延清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和审美取向,从而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延清本人的思想和他的作品。     

以诗比诗 以诗悟诗——《古诗两首》教学反思

古诗的鉴赏教学着眼点是改变只凭借注释、教师讲解读懂内容、识记背诵诗句的教学模式,而应以诗的语言品味为基础,让学生学会鉴赏诗的语言美、情感美、意境美。笔者尝试着在古诗教学中"以诗比诗、以诗悟诗、对比鉴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感悟、想象和表达的能力,有效提高学生的古诗鉴赏能力。纵观这节课的实施效果,发现"对比教学"模式中的学生,认真倾听,发言踊跃,适时追问,机智应答,敏锐发现问题、深入感悟文本。     

《摩罗诗力说》之诗力论

《摩罗诗力说》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就是诗力，它源于诗人对社会人生的真性实感，对民族民生的责任感，它在诗中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激情、一种感人的热力，一种无坚不摧勇往直前的追求、它能夺人魂魄、涵养人之精神，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鲁迅先生从诗的功用及怎样发挥诗之用强调了诗力，而最能显现诗力的当属摩罗诗。     

《白虎通义》引《诗》、说《诗》考

《白虎通义》作为白虎观会议时众多经学大师讲论异同,由汉章帝亲自定决,班固最后编辑的一本经学著作,其中的引《诗》、说《诗》反映了在汉朝长期并立的四家诗的内容,而并非是一家之言;从《白虎通义》中的引《诗》、说《诗》与白虎会议与会者的关系来看,《白虎通义》中的《诗》学思想反映了当时与会各家的学说,是汉章帝对四家诗说的一种折衷与汇合。班固作为与会者和最后编纂者,也可能有自己的思想渗透在其中,但并不能代表《白虎通义》中全部的《诗》学思想。     

《诗归》的选诗与评诗

竟陵派是晚明继后七子和公安派之后的一个文学流派,在矫正七子与公安派末流弊端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诗归》是竟陵派钟惺与谭元春共同选评编辑的一部诗歌总集,分为《古诗归》和《唐诗归》两部分。《诗归》选诗独特的标准与钟谭诗歌评点的与众不同,使得《诗归》成为晚明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歌评选总集,对竟陵派诗歌理论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诗》入乐与《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观念

《诗经》最初都是演奏的歌诗，是周代礼乐的量要内容，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对汉人的诗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汉书·艺文志》从入乐角度把诗的发展看作《诗经》到“歌诗”的一线单传。这种诗观念较完整地反映了古诗的原生形态及存在方式，触及了古诗的抒情本质，与汉人经生说《诗》的观念迥然不同，代表了汉代文士的诗观念，从中可清晰地了解汉代诗歌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