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小说考论

有明一代,江西涌现了李昌祺等十九位小说作家的二十六部小说作品如《剪灯余话》等,这些作品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内容丰富,兼及志怪、传奇、轶事、琐闻等题材,真实地再现了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多层面地反映了广大民众的生活风貌、世态人情和社会心理,是那一时期民众的生活史、心灵史和风俗史,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文学和文化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明代云南府宦游作家行实创作考论

随着明王朝大力兴办学校和推进科举,云南府宦游士人空前增多。其类型大致有三种：一为生于云南府而定居异乡者,以杨一清名最著;二为宦游故于他乡或致仕回乡者,以胡廷禄、唐锜为代表;三为鼎革之际流寓他乡者,如文祖尧、高应雷。他们的诗歌表现了宦游生涯的种种情怀和对乡土的热爱以及对现实的关怀,在艺术上则不拘门户之见,自为清新之裁,促进了云南府传统文学与主流文学的交流和发展。     

明代文言小说总集述略

小说创作发展到明代，已成为白话小说兴盛的时代，言小说创作相对处于不太景气的状态，但言小说总集的编选却出现了异常繁盛的局面，并与白话小说融合为这一时代学的主流。但长期来，研究对明代小说研究的兴趣，多集中于白话小说，研究言小说的，也多注意明代新创作的作品，明代言小说总集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明代禁小说令与小说的发展

明代禁小说令十分严格,从中央政令到地方法令再到社会舆论,层层罗网对小说进行施压。然而,小说禁令只是官方进行思想统治的一种手段,并未从根本上阻碍小说的发展。首先,明代官方禁小说令的实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再加之禁令的颁布总是滞后于小说作品的产生,所以小说依旧会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前行。其次,小说禁令与整个社会思潮的冲突,说明了在明代这一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小说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必然之势。最后,小说创作与意识形态的逐渐融合,从思想层面揭示了明代小说发展所具有的宽阔空间。     

从明代小说看明代手工艺制作的水平及其商业化

宋元时期逐步兴起的中国工商业，经明初作了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后，在明中叶开始繁荣起来，它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市民商业活动的描写，尤其是对当时各种手工行业如酿酒、绘画褙裱、园艺、织造、首饰制作等情况的描写，是明代小说在取材上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可以了解明代时我国早期工商业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代巴渝作家散文创作概观

明代的巴蜀，承平局面持续较久，书院、义学、私塾兴起，作家增多，文史著作颇丰，散文也有长足的发展。仅巴渝地区就涌现出了李实、江朝宗、邹智、刘藩、张佳胤、王应熊等影响较大的作家，题材、形式多样，议政、纪事、言志、抒情，均有可观之绩。     

明代莆田周氏家族作家群考论

明代莆田周氏家族作家辈出,形成一个群体,但至今尚未发现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梳理。通过搜集史料,重点对该家族作家群的生平、著述进行初步考论,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该作家群和探讨明代莆田家族文学乃至福建地域文学作参考。     

经学与明代小说理论

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学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与小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通之处,使其能够参与小说理论的建构,因而小说理论家总是主动地对经学的思想与材料进行吸收和利用;二是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使明代小说理论家乐于借助经学的一臂之力来提升小说及小说理论之地位.这就使明代小说理论与经学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小说理论家吸收经学的“劝善惩恶”、“裨益风教”等思想观念,进行小说功能价值论的建构;2.力图沟通小说与经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性,使小说与经学在题材内容上联系起来,从而拉近小说与经学之关系,借助经学之权威来提升小说之价值,努力争取小说正统而合法之地位;3.张扬小说在艺术魅力与审美效果方面的独特优势,凸显读者对于小说与经学的不同接受态度,对比小说与经学接受效果方面的巨大反差,从而堂而皇之地肯定小说的价值意义;4.理论家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巧妙地对《六经》展开独特的“阐释”或“改造”,从而使经学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小说理论.小说理论家对经学的吸收利用,一方面促进了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发展;另一方面,经学的价值观念也由此渗入小说理论领域,从而扩大了经学思想的普及与推广.     

明代小说序跋中的小说审美价值论

对古代小说审美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明代以前偶然出现的小说文体意识,不过是模糊、不自觉的闪现,而在明代中后期对小说审美价值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全面的高潮,这在明代小说序跋中有丰富、具体的展现。归纳起来,明代小说序跋探讨小说审美性,有“奇”、“幻”、“趣”、“异味”、“精严”等范畴概括,对清代小说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     

明代江西解元初探

科举社会产生了一个中坚群体,支撑着政治的运转和学术的传播.举人是科举群体最基础的部分,解元群体是举人中最优秀的集合.明代江西是科举实力发达的地区之一,江西解元人才辈出,可考87名解元在会试中表现优秀,考中进士56人,考中庶吉士18人、会元1名、状元3名、榜眼2名、探花2名.江西科举实力强大,其内部科举实力又有分层,吉安府、南昌府是江西科举实力强大的主要基础.江西解元多仕途显赫,且致力于著书立言,为明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明代江西地区水灾时空特征

基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收集的气象资料,建立了明代(1368—1643年)江西地区水灾的数据库,根据灾情程度将水灾的等级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3个等级,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统计、分析了明代江西水灾的分布特征及发生规律。明代共发生水灾787县次,平均每年发生约2.85县次,以1520年代为界,前期发生频次低,波动小,后期发生频次高,总体年际波动大。明代后期的水灾总县次远多于前期。水灾的空间分布呈现北多南少的分布格局,河流下游多于上游,平原多于山区,水灾多发地主要集中在鄱阳湖平原地区。     

明清江西新建县在北京的会馆考述

北京新建会馆包括东馆、西馆和新馆,是明清时期新建籍官绅捐款在北京建造的,用于本县举人赴京会试和官员进京办事的住所。它制定了规章,有兼职的管理人员。它兼有宾兴会的功能,对北上会试的举人提供食宿、路费、卷价等方面的资助,为新建县地方教育的发展和人才辈出作出了贡献。     

五十四年来明代土司研究取得的成绩

54年来,在＂中国文化热＂的驱动、刊物的支持、学者的努力和高校的培育下,明代土司政治文化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成8大研究板块和以土司为中心的地方史及民族史2个研究取向;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强化土司族别史研究,建立国家、社会分层体系、分类解读政治文化现象。     

明代河北书院述论

明代河北书院暨元代之后处于曲折的发展时期,不仅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丰富了地区教育体制及其思想的内涵。书院的教学活动丰富,内容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区域个性,尤其是程朱学派、陆王学派在河北不同书院的传承与争鸣,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学术文化在北方的新走向。     

明代南方诸省女土官执政现象研究

由于经济上农业生产和经贸中的“女劳男逸”现象存在；政治官职上的借职制度及土官官族内封建宗法形态的发生等原因，明代南方诸省女性贵族人员有世袭土官职权的权力；也有向朝廷申请诰封和率兵外出征战的权力。女性土官掌权后，在抗击倭寇，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疆与中原地区物品的交流；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修建驿道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女性土官为争夺世袭权力，运用土兵进行战争，导致了民族地区战乱，对土官地区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破坏。具有消极作用。     

明代保定书院述论

明代保定书院不仅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拓展了书院历史的知识,丰富了地区教育体制及其思想的内涵。书院的教学活动丰富,内容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区域个性,尤其是程朱学派、陆王学派在保定不同书院的传承与争鸣,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学术文化在北方的新走向。     

明后期江西地方财政体制的败坏

明中叶江西地方财政体制经过一番改革，形成了一个以定额管理、分级包干为特征的地方财政体制。明后期这种体制逐渐败坏，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条鞭法”的内在缺陷。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元末明初江西十才子论考

西昌族群的核心,是"南唐故家"。出于对家族来源的永久追忆,南唐故家有外向的文化心理。尽管得天独厚的居息环境,使故家旧族成员无慕外累;但这种自足的生态,并不导致自我封闭。而西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居民出行提供条件。只要交通无阻,人事没有挂碍,西昌文士游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大江南北。当元末江淮兵兴,南北交通被阻隔,西昌文士虽不能肆意远涉,却仍在省郡范围广泛交游。他们以西昌文苑为基地,近交吉安路的名士才彦;再沿着驿道,或顺着赣江,往北过临江路,通达省会南昌。就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与两地文士来往。而从反方向来看,西昌踞江西南部交通要道,是去往闽中岭南的中继站。从南昌临江方向来的文人,就有机会同当地文人交往。元末临江和南昌两地,汇聚了一批文雅之士。此两地人员频繁交往,所行文事又密切联动。他们或以德性学问相尚,或以书画诗歌文章交好,共同推动此方文学活动。当西昌文人一旦来仪,就会与他们发生交往。而西昌文人道艺双修、学道工诗的品质,也更能引起同类关注、激发尚友的热情。在这三方文学资源中,最强劲的是西昌文学。它以僻处一隅的次文学群落优势,竟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而在这个总的态势下,又形成多重文人圈属,有所谓十才子、七诗友等组织形式,呈现元代末世的江右文学繁荣景象。所谓江西十才子,应是个动态组合。以核心九成员为基数,从刘崧的交游圈计算,加郑大同即为十才子;从杨彭的交游圈计算,加刘永之即为十才子;从王佑的交游圈计算,加兄王沂即为十才子。而且,这种组合是出于某种默契,当时并没有谁来明确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