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以理释礼”思想的形上依据

在本体层面,朱熹从“天理”出发对儒家人伦道德、三纲五常作宇宙本体论的提升,为“礼”之恒常性和普遍性提供了证明。在性理层面,朱熹把儒家的伦理纲常说成是根源于“天命之性”或者“道心”的先验纯善,这即为礼学找寻到了人性的支撑。从礼的自身规定性来看,朱熹一方面赋予“礼”以外在价值,亦即是使人类的生活得以可能的秩序,主要是要起到规范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内在看,他认为“天理”和“人欲”的分歧、“道心”和“人心”的冲突是“礼”之内在规定性得以展开的根本动因,人们要通过对“私欲”之“克尽”才能使内在情感之“仁”得以充实和完备。     

朱熹与戴震民本思想之异同

12世纪的朱熹和18世纪的戴震,是中华儒学历史长河中的两位大儒,都有丰富而突出的民本思想和表现。由于其所处地位不同,所处时代不同,民本的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探析这种不同,可以加深人们对其历史地位的理解。     

形上之“理”与中国文化——理解朱熹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重要意义的一种视角

朱熹创立的“理本体”观念,以其对形上之“理”阐释的完善性、缜密性和深刻性而为理学家普遍认同。其中．朱熹提出的“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由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使得朱熹的形而上学哲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朱熹哲学的形成及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形上之“理”这一哲学范畴逐渐替代了“道”这一在中国文化中被广泛运用的哲学范畴。形上之“理”的产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的儒家学者再没能做出真正的哲学意义的超越。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太极,理也”沟通朱熹易学和理学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又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朱熹形而上学思想初探

理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基础。它好比种子，是存在的本体。它具体为性。万物不仅出生于理，而且来源于气。气是万物的具体的、形式的存在，是现象。尽管理气似乎都是万物的发源地，但是朱熹认为，从逻辑上来说，理先于气，因此，只有理才是万物的真正发源地。气是万物的现实形式。尽管这种现实的存在者，在朱熹看来，有善有恶，但是，朱熹并未因此而否定了它的存在合法性。理气合成便是道。道是体用的综合。体表现在道有理、性。用表现在道是物、气。作为本体的理、性和作为现象的气、物合作构成道。性来源于心。心包含着两个内涵，即性和知（意等）。这两个内涵使心具有了双重性：性的内涵使心是善的，知（意等）的内涵使心有恶。     

何为“格物”？为何“格物”？——从“格物说”看朱熹哲学生态观

“格物致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朱子哲学的特质。朱子“格物”之学,其物理层面的意义从属于生命之理,而生命之理是贯通物理的。把人放到生命的共同体的关照下去体认事物之理,是朱子“格物”之学的独特之处。由此生发的具有深层生态学意义的“格物说”,要求人们视万物（包括人类）为自然界生命有机的组成部分,通过求知物之“至理”即“仁理”,由客体回归主体,以达到主客内外之至善,从而实现仁者爱物,“无一物不被其泽”的普遍的生命关怀。     

关于朱熹哲学性质的重新定位问题

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太极、理、气关系是最基本的问题。它决定着朱熹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人们把朱熹的哲学定性为客观唯心主义是不妥的，因为理学本体论中的理、气不是物质和精神问题。而是物质与规律哪一个先存在的问题。这是理学本体论中的理气问题区别于西方现代哲学所讲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根本所在。     

朱熹的“理-分殊”及其认识论指向

朱熹的“理一分殊”作为一种理学的本体论模式,具有多重思想逻辑层次的关系和内涵。从普遍的“理一分殊”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分殊”体认的方法论,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除具有德知合一、修养与认识合一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有机直觉体认、系统整体把握和主客一体这样几个特点。     

胡宏与朱熹本体论思想之分歧

胡宏与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以“理”（性）为核心范畴和最高范畴，建构起理（性）气二分的理本论，胡宏则以“性” 为核心范畴和最高范畴。建构起心性合一的性本论。朱熹的“理”虽存有但不活动，虽超越但不内在；胡宏的“性”即存有即活动，既超越又内在。     

朱熹义利观探微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儒家义利观重义轻利,但并不否定利,而是主张义利统一,在义的指导和制约下去追求合理的利。朱熹义利观沿袭孔孟的思想,但更强调利要合乎义,以义求利,用天理消除人欲,用公心克服私心。这主要是向官僚士大夫及其后备力量的士人提出人生观方面的要求。     

朱熹教育思想初探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指导教育和自己教学实践中提出了卓有见地的教育理论思想,既改革了旧的教育制度,又制定了明确的教育目的;既编纂订正了大学和小学的教材内容,又提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内容全面,含蕴渊深,对后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

朱熹思想中的求实求理精神,重视经世致用的思想,"理一分殊"思想,兼容并包思想,道统思想,"心统性情"说,知行关系的重行说等,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挖掘和整理,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借鉴。     

略论魏禧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

魏禧作为跨越明清两代的思想家 ,他十分注重分析历史 ,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和研究 ,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在他的一些军事著作中 ,魏禧通过对我国春秋时期战争各种情况的分析 ,提出了一些带有朴素唯物论、自发辩证法 ,以及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军事哲学思想     

朱熹“和”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从人自身即人格和谐、人际关系即社会群体和谐、人与宇宙自然整体和谐、人类和睦世界和谐四个方面阐述朱熹的“和”思想,指出朱熹“和”思想是儒家一贯提倡的道德和谐、群体社会和谐、整体和谐、世界和谐的辩证和谐观,是以“不同”为前提的多元和谐观,是积极有为的“仁爱”和谐观,故朱熹“和”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亚圣”孟子在继承并发展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即“仁政”学说及“性善论”。“仁政”是孟子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1）制民之产（2）民贵君轻（3）贵王贱霸（4）合理分工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性善论”以及其带有宿命论思想的“英雄史观”,则是论证“仁政”主张的哲学基础。     

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亚圣"孟子在继承并发展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即"仁政"学说及"性善论"."仁政"是孟子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1)制民之产(2)民贵君轻(3)贵王贱霸(4)合理分工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性善论"以及其带有宿命论思想的"英雄史观",则是论证"仁政"主张的哲学基础.     

康有为对朱熹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的探究

如果说被抨击、贬损是朱熹在近代的宿命的话,那么,朱熹在康有为那里的际遇则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无论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之广还是评价之高都在近代哲学家中独树一帜,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和考辨集中在先秦和北宋两个时期,为朱熹找到了诸多的理论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荀子.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如果说源头众多预示了朱熹思想的博大精深的话,那么,与荀子以及曾子的密切关系则决定了朱熹之学偏于一隅而不谙孔子大道.     

试论朱熹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朱熹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他的哲学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对朱熹关于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教育阶段的划分、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哲学基础的探讨，于当今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党争与朱熹散文创作

南宋时期党争活动频繁、激烈,朱熹作为南宋道学党魁,其毕生亦深陷党争旋涡之中,党争活动对其散文创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几方面:一是从朱熹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中,可见南宋衰世之中党争乱局的激烈复杂;二是在"以文为器"的散文创作观念下,朱熹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服务于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三是朱熹在不同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受其心境影响,有着不同的书写内容和情感基调;四是可从其党争与散文创作中见其多层次的人格形象。     

朱熹政治思维下的“诚意”阐述

朱熹对＂诚意＂的关注态度是和＂天理＂一起并列的,是其思想的代表部分。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但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的腐败,他把希望放在了君主的身上,盼望通过对君主教授＂诚意＂来＂正君心＂,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