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兴化府地方总集编纂考述

概述明清时期兴化府的地方总集编纂,共17种,其中明代9种、清代8种,明代诗文总集以《莆阳文献》《续莆阳文献志》《莆阳全书》为代表,明代诗歌总集以《郊居诗抄》《壶华毓秀集》《莆阳诗编》为代表,清代诗歌总集以《莆风清籁集》和《国朝莆阳诗辑》为代表的。立足于历代各类书目,考述所列举的明清兴化府地方总集的目录和编纂历史,以期完善福建地方文学资料库。     

明清时期运城地区书院述略

书院作为一种既独立于官学和义学之外,又于官学和义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教育机构,对我国古代的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运城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从宋代夏县温公书院的建立起,到明清时期共建有70馀所书院,这些书院对运城地区的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在梳理了宋代至光绪二十八年间出现的书院基础上,具体分析运城地区书院的特点。     

论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黎平地区的书院教育

由于清政府的提倡加上林业经济的繁荣,明清时期黎平府的书院共有27所之多,为贵州省之冠,集中创办于乾隆、嘉庆时期。黎平府书院有精干的管理机构,多渠道的经费来源,高标准的入院条件,灵活的教学方法,优厚的奖励措施和严格的学规学约,在科举考试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明清黎平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明代凤阳府和徽州府书院发展之比较

提起明代的安徽,人们自然会想到当时以至后来在全国闻名遐尔的两大地域人群：凤阳乞丐和徽州朝奉。明代的凤阳府和徽州府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凤阳府是“龙兴之地”、“帝王之乡”,而徽州府则是“商贾之乡”、“文献之国”;前者在政治上处于显赫位置,而后者在经济和文化上则占有绝对优势。明代这两个府的教育各具特色．尤其是书院教育更是出现各异的发展。对两府的书院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好地认识书院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综合互动关系。     

明清时期新安县的书院论略

自明代新安县建立后,深圳地区的书院进入较快发展的轨道。就新安县的数所书院而言,其性质已经远非宋代可以相比,已经失去了昔日自由讲学的特质,或者沦为社学,或者与地方府、州、县学别无二致。新安县书院发展的经验表明,要有稳定的学田支持,还要聘请德行道艺皆优的书院山长。     

寻道与循道:明清山东士人在家庭空间内的定位与走向

传统中国社会,家长在家庭空间内对士人童蒙时期所进行的各种道德训诫,其定位坐标依然是儒家之道,涵盖了一切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以及群体观、社会观等价值观念,由此指导着士人去寻道并走向循道之实践。但由于受个体主观因素及社会外在环境等影响,士人践行中则出现了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弃道求存、以道抗势等多样性发展趋势。     

明清时期平凉府农业开发初探

明清时期平凉府(包括今天的甘肃省平凉市所辖地区、庆阳市的镇原县,宁夏固原市和吴忠市的海原县)地处甘肃省东部和宁夏南部,陇东黄土高原西部,该区气候干旱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本文拟通过对大量的正史资料和平凉府方志进行检索梳理,对明清时期平凉府人口增长,土地开垦,水利设施的建设及农作物的种类等进行了探究,进而对明清时期平凉府农业开发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以致对历史时期降水量较少、生态环境脆弱的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开发有所助益,以引起当代开发者的注意。     

明清时期都匀府学学生管理研究

明清时期地方儒学强化对学生管理,是学校本身和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提高工作效益、按照既有目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从都匀府学学生的目标管理、管理依据、实施手段和管理成效等进行比较和探讨,对于了解和把握明清时期地方儒学的办学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生存之道的适应性选择

就士人群体生存之道而言,不仅仅受其社会经历、知识结构、生存环境等影响,还基于传统道德原则、明清社会变迁及区域社会环境等作出适应性选择。山东士人群体也在上述诸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下,其生存之道展现出多样性。有些士人坚守忠孝仁义之理念,不向权贵低头;有些士人则舍弃道德原则,选择寄生性的生活;还有些士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羁绊,崇尚自然,追求朴真,以隐逸来摆脱尘世的浊与俗。凡此诸种适应性选择,均是处于不同层次之士不同价值观念的体现。但是,仁义礼智信作为士人传统价值观,依然构成其生存之道的主流,并与其他非主流观念不断整合并完善。     

徽商与明清江浙书院

明清时期,徽商凭借其同乡互助、儒贾结合及结交官府等方式在两浙盐业经营中独占鳌头。盐商经营于异地,为解决子弟教育往往在当地兴办家学和书院。由徽商主持兴办的崇文书院、紫阳书院、正学书院和锡山紫阳书院为两浙文教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课吏馆的设立及其意义

19世纪80年代初,刚毅在任职省份设立专门的机构———课吏馆,以培训和考核留省或分发到省的候补人员。1902年,根据光绪皇帝的谕旨,课吏馆在各省先后全面建立。与二十年前相比,课吏馆设立的目的和课吏馆培训考核的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课吏馆在培训、考核人才和澄清吏治上,具有一定的实际效果和积极作用。由于开办的时间不长、规模不大,加之晚清政治腐败,课吏馆所起的作用又是有限的。     

清末当政者有关资本问题的认知与实践——以陈璧为考察中心

清末当政阶层对于发展经济的关键———资本问题,有别于舆论界而力主引入外国资本,这是以往学界否定之的关键所在,其实,当政阶层之所以如此,实乃内资不可依恃的迫不得已之举,而非有意抵拒,恰恰相反,当政者在筹集内资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以陈璧为例,他在京汉路的回收期间,一方面举借外债,另一方面也致力于发行公债、筹集官款。同时,为了交通发展的需要,他还筹建交通银行,集中社会零散资金。这充分说明清末当政者对我国内资的关注,那种认为当政阶层一味倾心借外债的观点,并不足取。在资本问题上,陈璧是清末当政阶层的一个标本式人物,类同者比比皆是。     

晚清湖北绅士与书院教育的发展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而书院繁荣的社会基础是民间的绅士,他们兴办地方学务,既是书院创建的倡议者、书院教育的主持者,同时也是书院经济的资助者,对书院教育起了推动作用。     

晚清地方外交官员的薪俸问题

地方外交官的薪俸问题对地方外交官队伍建设与地方外交的现状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除交涉使具有俸禄和养廉外,洋务局、交涉局等机构的主要官员只有薪水和（或）津贴。交涉使的俸禄和养廉比照正三品官职拟定,其他官员的薪水等由各省根据本省外交和财政状况自定。由于清政府未制定统一的标准,各省筹措此项费用的渠道、数额等差别较大。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省外交的繁简程度。总体看,地方外交官的收入是比较丰厚的,这给地方外交官队伍建设和地方外交带来了正负双=面的影响。各省自主筹措和决定地方外交官员的薪水、津贴等,反映出晚清地方外交行政体制的混乱局面。     

晚清对外观念中的变与不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上下保持一贯的＂华夷观念＂,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合理化为＂招抚＂夷人的结果,而不顾国力强弱的对比。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战败的结果,统治者被迫接受彼强此弱的现实,调整观念中的＂华＂、＂夷＂区隔,对外采取注重信义的＂和戎外交＂政策。而在观念的最末处,仍保留着一块修护尊严的居所。     

晚清学人郑珍的书蠹情结

作为一个僻处西南山野以诗书自娱而自学成才的学者兼诗文家,郑珍一生以手中笔和箧中书寄栖精神.买书、借书、抄书,构成其人生必修课.爱书、求书、担书、读书、烘书、烤书、藏书、惜书、品书,构成其人生道道景观.又,郑珍因爱书、惜书而埋书.郑珍埋书,无异于黛玉葬花、怀素弃笔、复愚封文.郑珍无悔的求书之志和热爱书籍的亲情与痴情,可留给生活在精神迷雾中的现代人一些启迪.     

晚清西方传教士在闽都的出版活动

闽都福州有着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大规模涌入并开展了出版活动。传教士在福州开展的出版活动,具有非赢利性,前后期差异,世俗性等特点,它促成了中文印刷技术向近代化转型,同时也为福州培养了大批近代出版人才,从而促进了福州出版业的近代化。传教士在福州出版的大量西学图书和近代报刊,促进了＂西学东渐＂;传教士也通过著述对晚清福州的政治、宗教、民俗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考察,开拓了闽都文化＂西渐＂的广度和深度。     

晚明文人山水欣赏观演变探析

晚明文人好游风潮是中国文人登峰造极的好游典型.晚明文人对山水的欣赏观呈现三大特点:其一,对山水的喜好上升为一种癖好;其二,晚明实学思潮激荡下,欣赏方式上出现了“因人而景”到“因景而人”的转变,不再简单地狎山水娱己,而是平等地与山水交流,以山水为主,我为宾,情随境迁,语因情发,或喜或悲,或歌或泣,任情而发,喜怒哀乐之情自然流露,甚至出现了以徐霞客为代表的以身许山水的新型山水科学考察观;其三,晚明佛教龙象的复兴与转向,使得晚明文人山水欣赏表现出典型的佛化特征.     

晚清广西地方权力体系的变动

清代改土归流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直至晚清,广西仍有一些小土司存在.弹压委员在广西改土归流过程中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弹压委员的到来为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作了准备,是土州县向现代政区转变中的重要一环.晚清的广西基层社会,地方士绅通过地方团练介入地方事务,与土司分权.清末的广西社会出现了基层地方权力结构重组的特征,这为广西乡镇的近代行政变革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民国时期乡村自治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清末台州三名彦与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中国大学之先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台州的王舟瑶、喻长霖、章(?)。三位名彦曾相继投身于京师大学堂的教育事业,他们在教学和管理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对京师大学堂的发展和壮大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