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后期大后方文化运动重心的转变

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军事溃败，大后方进步化运动的重心发生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变化，即由为抗日战争服务、以赶走日本侵略为目标的化运动，逐步转变为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目标，为推翻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的化运动。探讨这一转变，对于加深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化的前进方向，对于全面研究抗战化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中心的成因

抗战时期，众多的美术团体、院校和美术家，迁徙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使大后方成为战时美术最为活跃的区域。这一局面的形成，不仅与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为美术家提供了相对安稳的生活创作条件有关，更重要的是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特别是中共南方局对抗日美术运动的关注与支持，为美术的繁荣营造了必要的政治氛围。美术家们在救亡旗帜的引导下，创作热情高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     

抗战大后方歌谣的阶段性分析

文章指出,抗战大后方歌谣在时间分布上存在阶段性的特征,并对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将抗战大后方歌谣以1940年为界,分为“井喷阶段”和“跌落阶段”,进一步分析揭示出其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文学发展规律的关系。     

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的开发与衰落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改变了在华中建立新的工业基地的初衷，仓卒把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工业开发提上日程，并出面组织了沿海沿江官营和民营企业的内迁，加强了对大后方战时工业体制的组织与督导，实行了若干奖助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大后方工业直至１９４２年前后，有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但由于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时间短促，能源、动力和原材料工业基础薄弱，特别是民营工业仍未摆脱规模小、资本少、设备简陋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加之国民党工业统制政策的摧残，终于由盛到衰。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抗日歌谣创作

抗战时期,大后方军民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斗志昂扬的歌谣,成为中国民间音乐与民众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歌谣主要分为普通歌曲、民谣山歌、短歌小唱、民俗唱词和童谣儿歌等五大类,题材多样,主题鲜明,汲取了中国传统民间通俗音乐的表现技巧,借鉴了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技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抗日歌谣展示了波澜壮阔、气度恢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及其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科技文化重心迅速向西南、西北大后方转移,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的全国性科技社团纷纷内迁,随着大后方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科技社团又陆续建立起来。中国的科技社团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沉寂之后,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又在大后方逐步活跃起来。广大科技工作者以社团为纽带,通过联合或独立地举办学术年会、出版科学杂志、开展科学讲座、进行实地考察等活动,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积极推进科学交流、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努力加强科技为抗战服务、为大后方建设服务,对推进大后方的经济开发、科技发展和科技工作者的交流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战大后方民歌民谣的主题意蕴

抗战大后方抗战歌谣,有的控诉日寇滔天罪行,揭露汉奸野蛮暴行;有的颂扬将士英勇杀敌,讴歌中华抗战精神;有的号召全民抗战一心,增进民族和谐团结;有的歌唱工农努力生产,劳军募捐援助前线;有的称赞军民一家亲情,齐心协力共同建设,这些歌谣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坚忍不拔、气壮山河的恢弘图景。     

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着中国东部国土的沦陷,西部地区成为坚持抗战胜利的大后方。西北地区因历史悠久、国土辽阔、民风敦厚、资源丰饶,加之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这里变成了抗战的重要一极。西北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引领着中国的抗战前途和命运走向;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持抗战胜利的重要生命线,将丝绸之路的合作共赢推向了新高度;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蕴含着刚健自强和不畏强敌的精神,它又成了提升民气、鼓舞民力的抗战精神源泉;强烈的国家认同,使得外敌制造的分裂阴谋难以得逞,西北领土的完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敷设及特征

抗战爆发后,国都西迁,中国东、中部各类金融机构亦相继迁移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形成了重庆、昆明、成都、桂林、贵阳、西安、兰州等不同层级的金融核心区,并建构起以国家行局为核心,省(县)地方银行与商业银行为两翼,农村金融网为基层的大后方金融网,极大地推动了战时大后方金融业的发展,对于坚持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时代的反映与“失真的镜子”——四十年代大后方重庆报纸电影广告的抗战诉求分析

20世纪40年代的大后方报纸上的电影广告。有着独特的广告诉求方式和本制作。它在民族危亡的历史的时刻宣传抗战电影、传播抗战以及相关诉求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对于广告史，特别是40年代的新闻史、电影史以及大后方化研究。都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家庭性:抗战时期战争叙事中的另类女性形象书写

在抗战时期的某些战争叙事中有一类所谓的"落后女性",她们远离民族主义,置身于主流话语的边缘,恪守着自己的生存状态。她们身上体现出浓厚的家庭性特征,即女性通常通过把握日常生活和对琐碎、细微、切己东西的占有而获得对生命的感觉,从而试图实现其个人性、情感性和私密性的满足,虽然这种满足在战时环境中很难实现。家庭性构成了抗战时期战争文学中另类女性书写样式,她们所携带的话语最大可能地挑战了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定的革命性、自主性和话语自足性,显示历史的复杂多重面向,也提示我们注意历史主流叙述旁边的边缘声音。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强迫劳动"问题的初步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沦陷区对中国民众的强迫劳动现象极为普遍。其中掳掠劳工到日本本土或中国东北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是最典型的事例,而大量服务于军事需要的劳役和在企业中的超重劳动也属于强迫劳动的范畴。强迫劳动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摧残了劳工的身心健康,理应作为殖民者的罪行加以清算。     

抗战时期重庆的婚姻问题初探

婚姻与家庭问题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社会变动时期更易成为社会的焦点之一。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变动．也引发了人们对婚姻与家庭在观念、态度、行为上的一系列变化。本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这种变动的原因、现象与社会影响．以勾勒战时重庆婚姻的大致轮廓。     

论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的"计划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陈诚重新主政湖北后,根据当时社会和政治需要,在全省实行“计划教育”,对各级学校的布局调整、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学校教学训导的改革以及学生的升学和就业进行统筹安排。这是一种战时教育统制政策。本文考察了这一政策实施的背景和经过,分析了其历史成效和不足之处。     

抗战时期党在湖北的统战工作及其历史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湖北的统战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党主要在 武汉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初步建立起以武汉为中心，以国共全为基础的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党主要在武汉外围地区从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使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扩大。（3）党在敌伪顽军夹击下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统战工作，巩固和发展了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时期党在湖北的统一战线工作对新时期的统战工作提供了诸多的历史启示；统一战线具有战略地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有两方面，才都要兼顾；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和范围以宽为宜，必须具有广泛性。     

论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文化统战工作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广东的地区特点,在文化战线上通过建立文化阵地,出版发行进步报刊,加强战时教育,壮大抗战文化力量,以及抢救、团结爱国知识分子等活动,展开了有声有色、卓有成效的统战宣传,发展壮大了组织力量,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为新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抗战时期冀中地区“拆城运动”研究

冀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创建最早的平原抗日根据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规模改造平原地形,开展拆城运动,拆除县城城墙。狭义地讲,拆城运动从1937年底延续到1938年秋季,广义上讲则从1937年底延续到抗战结束,它将"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客观因素转化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战略条件,形成平原抗日游击战特有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文艺阵地》对抗战时期文学论争的介入及其理论建构

抗战时期,社会的剧变,对于新文学的发展和变革提出新的要求,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实主义,二是文艺大众化、旧形式和民族形式。其中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是基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而文艺大众化,则指向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文艺阵地》是茅盾主编的一份大型的综合性文学刊物。对于上述问题,都曾积极介入并展开充分的探讨和争鸣,极大地丰富了抗战时期的文学理论。     

抗战时期西部的航空运输业建设

抗战爆发后,为打破日军封锁和开展大后方正常对外贸易,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重庆为中心发展西部航空运输业。西部航空运输业在发展中呈现出航线变动频繁、航空运输建设服从军事需要为主等特点。西部航空运输业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抗战．并推动了整个中国民航运输业的发展。但由于航空人才缺乏、航空制造技术落后等原因,西部航空运输业的发展又难尽人意。     

抗战时期羌族地区的人类学研究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空前繁荣。其中,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成为该时期人类学西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中外知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纷纷深入羌族地区,从事实地考察,完成了数量可观且高水准的学术著作。本文在阐述抗战时期这种特殊的时代与学术背景的基础上,梳理了该时期四川羌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并分析了抗战胜利后该地区人类学研究的继承与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