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科技观与自然观视野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当前以互联网与新能源相结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工业生产变革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人类如何处理自身与科技、自然的关系再次成为研究的新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自然观的视野下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新更新人类对待科技和自然的认识问题,以及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好地发展。新工业革命的兴起必将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各个领域发生根本性变革,也是推动中国当前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实现"美丽中国"梦想的必由之路。     

论科技异化的克服

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导致了科技从哲学的窠臼中脱离出来,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由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和"科技万能论"的盛行,人们往往会忽视甚至无视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科技的异化引起了主体人价值的丧失和人际关系的物化,导致科技与人文学科分离、科技与价值分离。解决科技异化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迫在眉睫的课题。     

关于科学技术双重效应的哲学思考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以发挥巨大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科学技术本身是伦理价值中立的,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取决于运用它的人和方法。为了趋利避害,使科学技术更好的造福于人类,我们应争取对科技的合理利用,实施三方面的社会控制,即健全科技成果应用的技术评价制度、健全科技立法、增强全社会的科技伦理意识。     

科技革命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启示

科技以巨大的力量改变着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将引发21世纪人类社会一场新的革命.本文在对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中的科技革命,进行全面审视的基础上,对我国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对策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思考.     

对技术悲观主义的再认识

现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人类的生存方式由"自然生存"提升为"科技生存"。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物质世界,又诱发了种种社会问题,甚至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在科技一路高奏凯歌向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挺进的时候,技术悲观主义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向,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发展提出了种种质疑,在我们沉迷于"技术理性至上"的意识中注入了一支清醒剂,并客观上为人类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现代科技伦理反思——解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

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以其灰暗的笔调描绘了一幅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未来世界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末日景象,该小说被评论界公认为是一部典型"反乌托邦"的小说。违背科技伦理的科技成果的滥用而导致的人类灭绝是该小说的主线。缺乏伦理道德的科技发展将人类带入社会病态的境地,唯有构建现代科技伦理才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     

论哲学与经济学的联姻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经历了由浑沌不分的整体自然观到学科分化的演变.二十世纪第三次科技革命又引发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渗透的浪潮.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高度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决定了自然与社会科学相互结合与协作的必然性.现代经济哲学作为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部生长起来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它的产生正是当今学科发展综合化趋势的必然结果.     

规范性的来源：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转变——论哈贝马斯的规范思想

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依据各种规范而行为的。启蒙运动之前,上帝是规范性的来源,人们在上帝的指引下行为;启蒙运动之后,人们依据理性来评判一切,理性取代上帝成为规范性的来源。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受到利益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行为逐渐偏离理性轨道。哈贝马斯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受到工具理性的影响,工具理性使得人类行为功利化、非理性化。只有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作为规范性的来源,人们的行为就能重新回归理性。同时哈贝马斯指出,实现这种规范性来源的转变的路径就是通过交往建立一种合理的法律规范。     

论"亚当·斯密问题"

"亚当·斯密问题"的实质是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争论"亚当·斯密问题"和超越争论的意义,一是给斯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二是表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道德的支撑,经济伦理学的诞生是众望所归.     

康德道德神学及当代启示

在道德神学中 ,康德沿着从“应当”到“信仰”的求索之路 ,最终作出上帝存有的悬拟。并得出道德上帝具有生存论、实践实在性和人本主义的特征。康德道德神学抑制了工具理性的僭越 ,为信仰留下了地盘 ,为人类提供了宝贵的道德资源 ,使得人类的道德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