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家本"法权统一"的法律思想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他在清末法律变革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法学和西方新兴法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整理和总结，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思想。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受了近代西方主权理论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影响，深切认识到法权统一对于维护和加强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在法律规定方面、执法方面和司法主权等方面都提出了必须统一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批判封建主义等级特权观念，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清末的法制改革和促进传统律学向近代法学的最终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清末著作权立法初探

清末著作权立法初探姚琦清末著作权立法为近代中国著作权首次立法，是晚清社会文化、出版业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清朝末年大规模修订新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探讨清末著作权立法，对深入研究清末法制改革和文化、出版业颇有种益。一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清政府民政...     

晚清西方法学的传入及其影响

晚清以翻译西方法学书籍，引入西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法学的传入，在近代中国和世界法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对动摇晚清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及对清末中国法制改革和法律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条件，西方法学的传入所呈现的时代特征和规律也是明显的。     

陈独秀与日本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方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伊始,中日两国又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明治以降,日本维新志士发奋为雄,师夷长技,大办实业,发展教育,增强军力,一跃而为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的崛起对于近在咫尺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发。从康有为、孙中山开始,中国进步人士发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呼声。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开始,了解、认识了日本强大的奥妙,也开始了学习日本以自强的历程,并对中国的近代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本文不揣浅陋,试作一简要论述。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清末新政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1901年至1911年的清末新政，其教育改革是各项改革中进行得最广泛、最深入的一项。清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建立和完善新的现代教育体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派遣留学生，全面系统地学习、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从容闳和珠海简议近代中国留学文化特色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肇始于容闳所倡导的留美幼童的派遣,其后派遣学生留欧,至清末又出现留学日本潮.容闳的故乡今珠海地区是中国留学教育的主要发祥地,它对中国留学教育文化的发展贡献殊多.近代中国是一个不断遭到列强侵略的国家,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整合在面向世界、学习西方的同时,一直怀有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诉求.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和突出表征,始终显现出开放性和民族性兼具的特色.而容闳和被称为"容闳的'美国人'的"留美幼童们,他们回国后输入"西洋之学术","介绍西方科技到中国",为"中国追求现代化"和"复兴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实际是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所具特色的人格化的表现.     

清末留日学生与中日文化交流

留学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唐朝时期日本向中国派了大批留学生,使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飘洋至日,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年,两万多中国留日学生则从日本引进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演变。留日学生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构成了清末留日学生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留日学生引进日     

从科学与人文之争看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中的文化心态

本文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人文之争的背景出发，分析了中国近代两个历史时期，即清末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以及民国等历史阶段的科学与人文纷争的实际，探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思想观念中的文化心态。     

晚清日本教习与中国师范教育近代化的起步

“日本教习时代”虽然时间不长,前后不过十年左右,但却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对清末新政时期的师范教育影响更大.师范教育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从事师范教育的日本教习也最多.因此,有必要分析清末日本教习的构成、分布状况、所授课程、关键人物在师范学堂的活动等问题,阐明清末日本教习在中国师范教育近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反思其弊端和对当前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近代中日文化关系述略

在近代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中,近代中国东北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近代这个特殊时期,中国东北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侵略与反侵略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宽泛的,本文仅从教育层面作以考察,通过对近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教育交流状况研究,以揭示这一时期教育交流所具有的特殊的时代特征．     

清末章宗元留美期间的译著研究

章宗元是清末我国高等学府选派的首批官费留美生之一。1901年到1903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勤于著书立说、传播西学，翻译出版了《美国宪法》《美国民政考》《美国独立史》《美史纪事本末》4部译著，涉及美国的法律、政治和历史等领域。章宗元是20世纪初留美生中最早译介美国法学政治学著作的翻译家之一，其动因是受清末新政时期风气和留学环境的影响，其译作又成为清末新政法政改革的一种借鉴。     

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

近代中国的文化交流始于鸦片战争，留学生群体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留美幼童、福建船政学堂赴欧学生和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群体通过介绍和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对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日本文化研究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自古以来,中日两国文化就有着密切交流,灿烂的中国文化曾经在日本历史进程和日本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探讨日本文化可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也可以通过研究日本文化发掘中国文化的历史痕迹,据此探索和评价中国文化。此外,近代以来,日本继承传统文化和积极摄取外来文化,促进了近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从文化方面探讨这些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启示。本文结合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谈谈对日本文化研究的理解及现今日本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法学留学生与近代西方法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西方法学知识以传教士、中外贸易、不平等条约及会审制度为载体传入中国.随着近代西方法学知识的输入,中国留学生通过自费、官费两种途径远赴西洋、东洋,以学习近代法政知识,掀起了法政留学高潮.留学生回国后,迅速进入政治、教育、法律等领域,成为进一步传播西方法学知识的主要力量.法学留学生通过译介欧美、日本法律书籍,移植日本法学概念,引入西方法律文化,向社会传播西方法学知识,为民国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创设奠定了基础,也加速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日本文化的两个悖论与教育性格的嬗变

本文试图从史实和学理两个方面分析日本文化的两个悖论:在近代以前与中国文化同文同种的日本文化,为何在近代以后结出了异花异果?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的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文化为何没有全盘西方化?文章认为,正确地解读这两个文化悖论,是把握日本教育性格特征及其目前改革脉络的关键。     

中日文化交流态势的历史演变

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是发生在日本古代和近代历史上以吸收外来文化来实现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两次重大改革。大化改新时期,落后的日本多次大规模派遣遣唐使来华学习先进文化,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日本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的态势。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欧化成功,落后的清政府多次派遣使臣和大量留学生赴日学习日本近代化经验,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中国积极主动地学习日本的态势。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中日文化交流方向发生逆转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的华夷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公园”: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语言折射

现代意义上的"公园"一词,源于英文"park"概念,受其启发,为区别于传统的"公园""花园""园林",时人首先称之为"公家花园"或"公花园"。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意义上的"公园"一词开始从日本传入中国,并最终取代前者,成为一个固定名词。在这一过程中,伴随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社会变革的加剧,特别是清末民初,自由、平等、民主等强势话语的塑造,"公园"迅速被赋予了明显的时代意义和现代性内涵。通过对"公园"词义及文化内涵的考察,不仅可以看到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     

论清末警察与直隶、京师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

清末警察在直隶、北京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清末警察既是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表征，又是近代城市文明的构件，同时也影响并引导着近代城市文明的发展。此外他们还通过开警智、开民智等方式积极投入到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中，对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和近代文明的扩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确立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最杰出的法学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以清末修律为契机，对中国法律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他潜心研究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舍弃当时在各个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法，以日本为跳板，采择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使中国法制迈向了近代化的轨道。这一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其大方向是正确的。清末的法律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法律落后的现状，而且决定了中国此后法律发展的方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