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之新和新诗之诗的反思

古典诗歌的审美积淀,农业文化的怀旧心理,工商文明的不发达,使20世纪新诗处境不妙：说是新诗,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旧诗,新诗不新.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诗人应该走出书斋,拥抱社会,以独特体验和感悟显示诗歌的力量.     

早期新诗中一种特殊的诗歌观——论康白情对新诗、旧诗功能的区分

康白情既写新诗也写旧诗,不同于胡适试图彻底驱逐旧诗,这种双线写作能够在康白情的观念和实践中并存,在于他区分了两种文类不同的功能。新诗张扬新精神尽可以形式新,远离旧诗的格式、趣味,而没有新精神的旧诗也尽可以在新诗之外自足地写作和把玩。     

论新诗的语言

语言问题对于新诗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新诗语言与旧诗语言有重大的区别,现在人们对新诗有意见,语言占有相当大的因素。也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新诗的语言对于新诗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新诗用的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比之于古代汉语大为膨胀,人们习惯于旧诗语言的精练,所以总是将新诗和旧诗相比,觉得新诗不如旧诗那么精炼耐读,因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或者鄙弃新诗,或者敬而远之。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也往往产生一种抵触情绪,你爱看不看,我行我素。以致于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还有云——浅看当今新诗与旧诗“亲密关系”的断裂与重建

新诗和旧诗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蕴含着不同的魅力。二者曾经在长期的岁月里有着并存和互动竞争的"亲密"关系。当今时代,新诗和旧诗却面临着亲密关系断裂与重建等问题,陷入了一系列困境。新诗和旧诗会走向何方?文章认为至少可以学着保持中国古典文化里对诗的虔诚和信仰,和着时代的节拍谋求诗的新出路。     

新诗创造性想象对旧诗的瓦解

新诗的发生与成立有其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同时也还是一个历史扩张与自我建构的过程,它在传统/现代、新/旧的二元对立中,排斥其他的诗歌实践,从而开创了新的审美空间.新诗的"新",新在功能的现代转换上,表现在语言、体式上,同时也新在意义和新的美学追求之中,功能的现代转换、诗形(诗体)的变化、阅读程式的不同、新诗对内在主体性的努力等方面都表现出新诗创造性想象对旧诗的瓦解.     

从旧垒中走出——略论胡适白话诗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

胡适作为最早作白话新诗的诗人而在五四时期风云一时,他的新诗主张和见解,也“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他的著名的《谈新诗》一文,则“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一时间,提倡白话诗,试作白话诗成为一股不小的浪潮。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代创建新诗的先驱者对旧诗发起了毁灭性的攻势。几年功夫(从《新青年》1917年2月发表白话诗到1921年左右),白话诗取代了旧诗在中国诗坛上的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论新诗与旧诗之区别

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后,其形式问题一直是诗界和文学界争论的焦点,最突出地就是把新诗和旧诗相比较,以便显示出新诗的“新”的特质,甚至是相比于旧诗的“优越性”。     

毛泽东诗论导向中国现当代诗坛

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与旧诗之争，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就给新旧体诗对立的局面划上了句号，对当代诗歌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现代新诗园地中的“小荷”——樊发稼儿童诗浅析

儿童诗如同新诗园地中的“小荷”,既随新诗的发展而发展,也被新诗边缘化,作为拥有特殊接受群体的儿童诗在审美情趣与心理接受能力上呈现出不同于成人诗的独特魅力.本文从樊发稼这一诗人个案出发,探讨当代儿童诗的一般审美特征.     

闻一多新诗幻象特征论

闻一多把"幻象"视为新诗的内在质素,闻一多谈"幻象"常常用意象来表述,其创作的意象大致存在两个有机联系的系列,即"红烛"系列和"死水"系列,体现着不同的审美特征。闻一多新诗形象所构建的幻象,包含着观念的具象、描叙的事象、诗人的心象、自然的景象和戏剧的场景等。闻一多新诗的幻象创造提升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艺术水平,推动新诗进入新的建设时期。     

温庭筠词与唯美主义--解读温词的一把新钥匙

温词常被后人指责“侧艳”，雕琢过甚，缺乏深刻的感情等等。前人的这种评价多系受了自身所处历史阶段和体趣味的局限，并未真正解读温词的独特美质和价值所在，是有欠公允的。从温词的独特美质及其采用的艺术技法、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倾向甚至温庭筠本人的叛逆作风、对美的感受力和审美趣味来看，温词都可谓我国古典学中“唯美型学”的杰出代表。     

略谈孔子论《诗》

本文立足于孔子的有关言论,简要概括共评述了孔子对《诗》的本质特征、审美特征、社会功用及学习等四方面的认识、要求,认为孔子的《诗》论对中国文学严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话语的新诗观--对一种研究范式的探索

本文在全面反思近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从考察新诗历史与现象出发，探索了一种以“话语”为理论基点的研究范式。本文将新诗本体和历史视为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认为新诗的生成和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碰撞的结果。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语言和语境。语言为新诗的形态、样式等提供了质地基础，而语境则为这些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开阔的“场域”。作为新诗语境的场域与场域之间的复杂运作。深刻地影响了新诗自身的内在构成和历史进程。对新诗语境的重视，将有助于消除以往研究中某些关于新诗的似是而非、不证自明的判断或成见，让研究者以求真的态度回到新诗的“起源”。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从别一种角度完成对新诗历史的“重述”，而是藉此彰显新诗发展和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基本问题”。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在继承传统诗律中提高新诗艺术质量

中国新诗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对旧诗音律的继承,从而造成百年新诗诗体建设迄未成功,直接影响到作为现代韵文的新诗艺术质量。百年新诗艺术遭人诟病主要是其散文化、大白话、自由化等,涉及到的主要就是新诗的语言形式和格律体式。要推动中国新诗艺术质量的提高。就需要正面提出解决好自身的音律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继承扣发展中国传统诗律这一基础。     

时代烙印:大历史背景下新诗的产生与发展(1916~1936)

对于新诗问题的研究,以前大都是从纯粹的文学角度出发。现加入历史的视野,通过对于新诗产生的大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来探讨新诗在1916~1936年之间的产生与发展问题。在这20年里,新诗逐步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社会化,中国20世纪初风云跌宕的社会环境,是其产生的最现实性背景。新诗所追求的那种个性自由、解放,是大历史背景下个人主体意识进行的不断诉求的结果,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在诗歌领域的反映。     

论徐志摩对新诗形式美建构的意义

徐志摩对中国新诗艺术形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其他中国诗人所不能代替的。他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追求是在当时历史场景中做出的自我选择。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使五四新诗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对此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建安游宴诗

本文论述了建安时期出现的游宴诗 ,通过描写游宴生活题材 ,反映了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生活崇尚和众趋性格 ,揭示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价值和心态 ,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对后世诗歌艺术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诗天子""诗夫子"孰是孰非

唐代诗人王昌龄因有“明堂坐天子“之名句,历来被誉为“诗天子“.20世纪出版的一批较有影响的工具书、文学史及唐诗注本,凡涉及王昌龄的雅号时,大多以“诗天子“立目或称其为“诗天子“.然而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工具书或唐诗研究专著,却或取“诗夫子“之说,或以“诗夫子“为主而将“诗天子“作为一说并存.“诗天子“之说源自唐人《琉璃堂墨客图》,而原诗句图今已失传,后人只能从明刊本《吟窗杂录》中见其残本.因明刊本刊刻疏忽,误将“天子“刻成“夫子“,今人不当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