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声良著《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出版

<正>作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重点出版项目《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敦煌文化系列之一,赵声良著《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由甘肃教育出版社于2015年1月出版。全书包括壁画中的奇妙故事、佛陀微笑、佛教诸神、飞天艺术、中国传统的神仙、极乐世界的景象、装饰的艺术、敦煌壁画的风格与成就等八     

世界三大宗教的派系

佛教是佛陀创立的宗教。佛陀本名悉达多,公元前383年约80岁去世,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陀死后约100年,佛教教团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此后大约又过了100年,大众部和上座部内部先后分袭,派生出18部派,习惯上把上座部和大众部与派生出来的18部称为“小乘二十部”。小乘佛教中最有力量的一部是说一切有部。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是《大藏经》等。大乘佛教是在对小乘佛教批判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它把当时在宗教界具有绝对权威的传统佛教即小乘佛教作为直接攻击的对象,在对小乘佛教进行攻击和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般若经》之类的经典,自称大乘,贬传统佛教为小乘。大乘佛教的两大派是中观派和瑜珈行派。中观派的鼻祖是龙树,瑜珈行派的创始人是弥勒。大乘佛教是中国、日本佛教的基础。     

《牟子理惑论》为佛教辩护的主要思路

现存《理惑论》是一部为佛教辩护的著作,它为佛教进行辩护的主要思想方法是“格义法”,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在崇拜对象方面,把佛解释为中国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和道家的神仙;在思想观念上,用道家、儒家经典解释佛教术语努力调和佛教与儒家、道家的矛盾,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在行为礼仪方面,求内在精神之“大同”,存外在表现之“小异”。这对于佛教得到当时更多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帮助的。     

世界三大宗教的派系

佛教是佛陀刨立的宗教。佛陀本名悉达多,公元前383年约80岁去世,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陀死后约100年,佛教教团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此后大约又过了100年,大众部和上座部内部先后分袭,派生出18部派,习惯上把上座部和大众部与派生出来的18部称为“小乘二十部”。小乘佛教中最有力量的一部是说一切有部。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是《大藏经》等。大乘佛教是在对小乘佛教批判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它把当时在宗教界具有绝对权威的传统佛教即小乘佛教作为直接攻击的对象,在对小乘佛教进行攻击和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般若     

近年来佛家美学研究概述

印度佛教,自汉代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与中国传统文化斗争、渗透、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铸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着或正面的渗透融汇或反面的刺激作用。因而任继愈指出: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艺术,不研究佛教,是不堪设想的(见严北溟著《中国佛教哲学简史》“序”)。佛学作为一份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今天加以研究和批判吸收的是其“心性之学”(这也是其落后思想的核心所在)、“因明学”(逻辑学)和辉煌灿烂的佛教艺术。近年来对佛家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势头,有的从佛教哲学同佛教艺术的相互关系着眼研究佛家的美学思想,如严北溟《论佛教的美学思想》(见《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佛教“牧牛喻”的渊源与流变——从原始佛教到禅宗《十牛图颂》

本文仔细地梳理了佛教的有关“牛喻” :在佛陀原始说法和部派三藏里 ,有极其丰富的“牛喻” ,这是佛陀和部派学者为了更好地教化大众而在说法时广泛采用的最重要的方便之一 ;其后的大乘佛教 ,虽然竭力抬高自己而贬斥原始和部派佛学为小乘 ,但是 ,大乘的“牛喻”大部分却来自小乘 ,实际上是对小乘“牛喻”的批判性继承 ;中国的禅宗 ,一向自称“教外别传” ,但是 ,其“牧牛喻”不仅来自大乘 ,而且与小乘也有关系。在此基础上 ,作者指出 ,后来佛教学者把禅宗的“牧牛喻”的渊源指定在大乘 ,这是错误的     

印度鹿野苑遗址的发掘及研究综述

鹿野苑,即今天印度的萨尔那特,是佛教、印度教与耆那教的著名圣地,也是佛教典籍所谓"初转法轮"之地,以佛陀在此第一次讲法著称。截至目前,鹿野苑遗址总共进行了大小九次发掘,最主要的两次发掘均集中在20世纪初期。本文以出土的佛教遗址和文物为主线,对鹿野苑遗址从其地理位置、发掘过程、文物综述等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鹿野苑在佛教造像艺术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世佛教艺术的影响。     

敦煌莫高窟:见证佛教的荣光与世界文化遗产

文章从佛陀认可的审美创意着手,阐述了佛教艺术形式的发展与演变情况,进而揭示了作为佛教艺术宝库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的重要价值。     

摇钱树佛像身份探微——与温玉成先生商榷

摇钱树佛像的项光、施无畏印、结跏跌坐等特征，具有明显的印度佛像特点，并且杂糅了印度早期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风格。树与佛相结合，既表现了佛陀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又反映了早期佛教艺术象征性和具象性的结合，它是佛陀形象出现之前的象征物，发展到独立造作佛形象之时，中间的过渡产物。摇钱树佛像的性质与西王母神灵相似，可称为“佛神模式”。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为唐代仿制，摇钱树佛像与太上老君或老子像没有相似之处。     

宇宙主释迦佛——从印度到中亚、中国

印度在笈多朝时期 ,佛教艺术开始追求超越佛陀自身永恒的图像 ,称作“宇宙主的释迦像” ,是由初说法、舍卫城神变 (千佛化现 )、大光明神变发展而来的 ,传人中亚和中国 (敦煌 )再经发展 ,敦煌第 42 8窟一般称作卢舍那的佛像 ,应为这种宇宙主的释迦像。     

从“婇女”到“度母”——论佛教信仰中女性角色嬗变之现实逻辑

女性角色在佛教信仰中常是一种带有不确定性而被他者不断预设的被动客体和边缘立场。从文化哲学视角切入,可考察佛教信仰中女性角色嬗变的现实逻辑。起初,就个体体验而言,性欲之“主体”身份的“凸显”使女性成为化导男性性欲必要而不充分的“有效选项”——在印度佛教信仰中,女性所要实现的觉悟,践行的既是对性欲本身的反省,又是对自身性别劣势的批判。继而,随着佛教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西域佛教将佛教信仰的基础奠定在“圣像”系统上,各种地方文化基因渗透于“西方佛国”想象的同时,佛陀的性别取向实现了对男性与女性的同时超越抑或双向糅合,而更接近于女性。最终,以家庭身份来看,在一个以宗法制度为组织结构的中国佛教信仰世界里,女性在家庭中的特殊角色——“母亲”,推动佛教信仰回到有情世界的“现场”。     

中国佛寺地域分布与选址相地说

一、佛寺功能及其演变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成佛后到了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国王频毗娑罗在城外的迦阑陀竹园建造房屋,供佛陀和他的弟子居住,这就是有名的“竹林精舍”,也是僧伽有寺院的开始。佛寺在古印度称“僧伽蓝摩”,简称“伽蓝”,意为众僧共住的园林或精舍,还有一种供佛徒修行的空闲之处叫“阿蓝若”,简称“蓝若”,此时,佛教已成为一种有组织、有教义的团体了。最初佛寺的功能,一是众僧居住之处;二是说法修行之所。其规模大小不一,形制千差万别,可为城外群房,也可在绿林树下筑舍。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早在秦代佛教已东传,但一般公认,佛教传入中国应在汉武帝之后,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使者18人到西域寻求佛法,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使者同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经书、佛像到达洛阳。汉明帝在洛阳东门外建“精舍”迎接他们,稍后取名“白马寺”,这是中国汉代第一所佛教寺院。寺,在中国历史上曾为封建王朝政权部门官署之名称,     

论"观"——佛教美学札记

观,作为佛教美学的重要范畴,无论是从观照对象还是从观照本心两个层面来看,都是一种佛教智慧的观照作用（一种意蕴深厚的审美观照）,乃是一种冥想,亦即一种直观,一种直觉思维方式。它是以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去观照对象,以对事物的真谛实相的直觉为其心理特征;用积淀着深厚理性内容的佛教审美智慧观照世界,使心灵直接契入所观之对象,并与之冥合为一,在刹那间领悟到心理的愉悦。佛教美学把“观道”、“妙观”、“游观”等运用于文艺鉴赏和自然审美领域,表现出浓郁的审美情趣。所有大乘宗派都强调“观心”,在观心上建构学说,完善理论,他们都视“心”为审美之本源,把“观”作为通入涅榘悟境的根本大法,重视通过“观心”以了悟真心,以达于人生的最高境界（佛陀境界——审美境界）。     

论明真法师的历史进步观

明真法师是中国当代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大德,一生爱国爱教,钻研佛教学术思想,从事佛教教育事业。在他的思想中,饱含着朴素的历史进步观。一是他的人间佛陀思想：认为佛法是东西文化之结晶,佛学是属于世界的、人民的,佛陀是个历史人物,佛陀是真理的实践者,佛陀的简朴生活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佛陀在当时已经有了环境保护意识;二是他的历史进步思想：对历史人物有着正确的评价,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希望,对南岳僧众抗日业绩的大力颂扬,对二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能进行深刻的反思,具备了初步的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及朴素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中国古塔

古塔，是中国五千文明史的载体之一。矗立在化夏大地的古塔，被誉为中国古代杰出的高层建筑。塔，以土、石、木、砖等筑成的建筑物，起源于佛教，是佛教中用以安置佛陀舍利之物的。     

中国佛教音乐演进觅踪

佛教音乐是赞颂佛陀、宣唱佛理的重要载体，曹植首创中国式佛教歌曲“鱼山梵呗”。隋、唐时期以法曲为代表的佛乐进入了鼎盛阶段，而唐代以来的俗讲、变文则对我国近代曲艺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佛曲创作、传播中的问题不少，值得深思。     

开封繁塔“伴虎行脚僧图”审美文化意义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外来宗教如何被中国传统思想支配下的民众所接受。作为佛教艺术也不例外，出现了许多与儒教和道教思想相融合的题材，或者纯粹中国式的题材。本文对开封繁塔出现的“伴虎行脚僧图”及“唐僧取经图”的形成和演变进行探讨，以期对研究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世俗化、审美化有一定的意义。     

阿难与大迦叶的矛盾冲突考述——佛陀眷属及相关问题研究

阿难与大迦叶,同为佛陀生前指定的传法之人。因性格与对佛法理解的差异,二人每每引起矛盾与冲突,其结果往往是以阿难的退让妥协而告终。总括来说,两人之间较大的冲突主要有四次：（1）发生在佛陀生前,起因于佛让大迦叶为弟子们说法,大迦叶由此迁怒于阿难;（2）佛陀涅榘后,大迦叶列举阿难危害佛教之“九突吉罗罪”,试图将其开除出第一次结集大会,但没有成功;（3）大迦叶借弟子还俗之事,讥讽阿难,使之难堪;（4）阿难询问大迦叶有关佛陀传法之事,遭到大迦叶的呛白。上述冲突虽事关佛教发展的方向,但并非你死我活之争,所以,最终大迦叶还是将法传给了阿难。     

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旅游开发价值

佛教寺院,佛教石窟和其它佛教艺术品,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也应运而生,保存至今的佛教遗存和遗物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而佛教石窟在佛教遗迹中,又以其特有的艺术风貌和丰富的遗存,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石窟遗迹,地域分布之广,保存数量之多,绵延时间之长,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佛教石窟艺术的出现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和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作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具有巨大的旅游魅力和开发价值.     

求同存异——儒学与佛学"孝亲观"之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作为主流的儒学与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佛教的交涉。这种交涉是既反对、抵抗,又同情、接受,以至交渗互涵、趋于统一的过程。而“孝亲观”便是这一过程的矛盾集中点。以佛教传入中国的进程为背景,以儒家文化为参照,探讨佛教与儒家“孝亲观”问题,分别通过对二者“孝亲观”的纵向和横向的交叉分析,力图解读二者在“孝亲观”问题上求同存异之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