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出版

《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李建中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这部23万字的专著是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文艺心理学的断代史。作者站在现代心理科学高度重新阐释中国古代文论,从汉魏六朝的文论典籍中发掘整理文艺心理学思想。全书对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的研究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上编“史论”先述其形     

论袁枚骈文文论思想

袁枚骈文文论思想主要有尊体与宗尚六朝两方面。其骈文尊体思想,从骈文与古文关系来讲主张骈散对等;从骈文内部而言,则为骈文正名并严洁骈文。袁枚骈文文论思想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它承前启后,对骈文理论的发展与创作的兴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缘情绮靡到唯情唯美——论日本歌风对六朝文论的受容

六朝文论是对儒家诗学的反驳,内容上强调抒情性,形式上推崇审美性,具缘情绮靡的诗美性质。日本歌风在对六朝文论的受容中,生成唯情与唯美两个具有浓厚日本民族特色的审美风尚。其中,唯情以强调恋情和季感为表征,而唯美以建设音韵和辞采为追求,从而形成古典和歌崇尚风花雪月的浮艳绮丽之风。和魂汉才是日本文化的受容精神,坚持和魂,扬弃汉才,成就了日本和歌的民族性与独特性,使其歌风既异质于儒家诗学,又异态于六朝文论。     

董仲舒同类相动说对六朝文论的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历来影响颇大。天人感应同类相动说对南北朝的文艺理论确实有先导和创始作用。本文着重阐述天人感应说中的思维方法，即同类相动说，进一步阐述这种思维方法的特征，揭示同类相动说对六朝文论的先导作用，以及体现在六朝文论中的物感说和直觉思维等。     

论灵感——古代文论纵论之四

中国古代文论对艺术灵感的探讨兴于六朝,这时期影响最大的是陆机和刘勰。具有发端意义的《文赋》生动地描述了灵感与文思的关系,《文心雕龙》则进一步将感物与灵感联系起来考察灵感的产生,并深刻地触及到灵感过程的创作心理机制的本质。唐以来文论继承并发展了六朝灵感论,主要观点有:灵感是创作的最佳状态,在灵感推动下进行创作,可达自然浑成之境;灵感可由外物触动与研读诗书激发;灵感稍纵即逝,故作者须时时“身在意中”,对灵感保持高度警觉,“兴来即录”;灵感的来去受制于创作主体的心境;灵机成异趣,不可苦吟亦不必拘于有无“寓意”;灵感来自偶然;灵感来自必然。     

试论六朝诗人的变革

我国“六朝”的解释历来不一,这里是指西晋、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个相连的朝代,即一些文论家所谓中古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诗歌的发展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无论是作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汉代诗歌大相径庭。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六朝诗人曾进行了历时三百余年的大变革。一千多年来,文学论坛对六朝诗人的变革评议众多,而其中以讥毁者占上风。因     

草创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诗品》书写

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给予《诗品》以足够的关注,它们尽力发掘《诗品》的理论品格,彰显《诗品》在诗话史上乃至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应有的价值和地位,展示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文化侧影。它们的书写形象地展示了魏晋六朝文学在民国时期的接受效应,全面地展现了民国文人重新发现传统的力度,构成了民国文人深沉的魏晋六朝情结发扬的表征。     

功力深厚 严谨踏实——记穆克宏先生的学术人生

穆克宏先生致力于六朝文学研究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他在六朝文学尤其是《文心雕龙》与《文选》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穆克宏先生治学注重从目录学入手,以客观史料说话,将六朝文学与文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循序渐进,自成体系。穆先生乐此不疲的治学热情、深厚踏实的学术功底和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均堪称学界楷模。     

《文心雕龙研究》即将出版

《文心雕龙研究》是我校中文系穆克宏教授的一部学术专著,即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穆教授是我校古籍研究所所长,福建闽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六朝文学多年,此书是他三十年来研究《文心雕龙》的结晶。     

《世说新语》中的文论概述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虽然不是文学批评专著,但却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论资料,其中还包括美学史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到品藻人物与文艺批评的关系;可以看到六朝丈论的新概念;可以了解到有些概念如何从论人而引入论文的;可以看到,在山水诗盛行之前,人们时山水的自然美是如何认识的,魏晋玄学如何影响到文艺批评,我国文学批评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等.     

才略批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作家论

才略批评是评论作家的才气识略及其与作品的关系,从而评判作家创作优劣得失的一种古代文论批评话语。才略批评的形成与我国古代名实思想以及汉魏六朝的人物品藻分不开。由于才略批评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大多以感悟式的点评形式出现,后人在总结整理时往往容易忽视这样一种批评方法的存在,相应地,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大潮中对它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文章力求还原到古代文论话语的语境中对才略批评进行比较全面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从而弥补学界对才略批评研究的不足。     

早期汉译佛经对于六朝小说的影响

汉译佛典对中土文化影响很大,遍及于诗词、歌赋、戏曲、文论、小说诸多方面。早期的六朝小说中已经常常可以到佛经故事的影子。该文列举了六朝小说受到佛典影响的一些例子,从其对汉译佛典故事的引用,对汉译佛典语言的借用,对汉译佛典情节的化用几个方面加以证实,目的在于说明佛典影响六朝小说的确乎存在。该文所得出的结论是：六朝小说多有借用改造佛典故事的情况,但在改造的过程中有使其本土化的倾向。在佛教典籍流传过程中,本土的佛教著述也颇为丰赡,它们与西土的佛典一起共同作用于六朝文化。此外,佛教经典对于道教典籍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文选》收录“苏、李诗”的诗史意义

苏、李诗为伪作今已成定论,但《文选》在收录“苏、李诗”时并没有将之看成是伪诗,苏、李诗非伪作并不是萧统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汉魏六朝主流文人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一、他们对苏、李诗拟作时没有将之看作是伪诗;二、在“以体论文”为特征的汉魏文论中,李陵诗被认为是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五言诗的滥觞。因此,被考证认为是伪作的苏、李诗,在汉魏六朝文学发展中却是以真实的苏、李诗的身份对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文选》收录苏、李诗的意义在于从文章选本的角度肯定了苏、李诗对汉魏诗歌发展的诗史意义。     

“六朝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应用价值述论

六朝文化的形成,具有时代因素、地域因素和人文因素.六朝文化值得总结、称道的历史经验可归结为三点:六朝文化是对两汉以来学术文化的继承、开拓和创新;六朝文化提供了兼容发展、自由争辩的文化发展模式;六朝文化提供了对外来文化吸收与融合的成功范例.开展六朝文化研究,对于弘扬历史文化传统,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实际作用.     

从“得意忘言”到“隐秀”——“言不尽意”与六朝文论的展开

"言不尽意"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概念。经过六朝"得意忘言"、"忘言得意"、"隐秀"、"滋味"等学说的延展,"言不尽意"的矛盾无奈逐步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追求将深远的意旨隐含在言语之中,让读者物体会这不尽的"言外之意"。这种追求内蕴深厚、意旨遥深的美学要求,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绝妙之处,对后世历代文论影响深远。     

经学与汉代文论

经学作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对汉代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家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文论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影响;经学家的经学阐释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经意识的加强限制了汉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汉代文论的发展;经学的强势影响导致了文论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系,是研究经学与后世文论关系的一把钥匙。     

从《文心雕龙·辨骚》看六朝文学评论的两个特点

汉代文学家多从“宗经”的角度评价《离骚》是否优秀,并引起了很大争议.当六朝人摆脱经学的束缚后,对评价文章优劣的标准有了新的看法,《文心雕龙·辨骚》是文学自觉思潮下的产物,通过刘勰对《离骚》的评价可以看出六朝文学批评的两个新特点：忽视文学政治讽谏的作用,重视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不用文学作品比附儒学经典,发现文学创作规律,追求文学自身的美.这两个批评角度也可以从同时期的其他文论作品中看到,这是时代的共识,也是思想的进步.     

《六朝诗乘》与明代六朝诗学之深化

万历三十四年刊行的《六朝诗乘》,是反映明代六朝诗学深化的集成之作。具体而言,在六朝诗歌史述讨论中,"晋宋并论""齐单论""梁陈延论",深入揭示了六朝诗歌发展的传统性、变异性及特质性;在六朝诗歌时代特色分析中,对"六朝诗人‘分路扬镳、殊林奋响’中形成的‘缘情绮靡’特质"的探讨,准确揭示了六朝诗歌发展的时代特质;在六朝诗体演变探讨中,对六朝优秀诗人在"古今诗体演变"中意义的凸现,部分还原了六朝诗歌演进的真实状况。毋庸置疑,梅鼎祚《六朝诗乘序》及《六朝诗乘》的编纂,及时地反映了明代六朝诗学在探讨"诗史分期""时代特质""诗体演变"等理论问题上的深化。     

试论汉魏六朝时期的赋论

汉魏六朝是我国古代赋体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该阶段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赋论。这些赋论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内容多针对于赋的渊源、创作、文体特点及地位等方面的概括与评价,具有早期的文章辨体意识与论赋的自觉意识。     

《论贡举疏》非张衡之文

<正> 《论贡举疏》一向为学人视为张衡的作品。明人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录此文入《张河间集》,清人严可均编《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据《通典》将此文录归于张衡名下,上海古籍出版社86年版《张衡诗文集校注》以及当今其它一些论著,同样如此。然近代刘师培在其《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见人民文学出版社59年版《中国近代文论选》)一文,就已指出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误以蔡邕《封事》第六事,误列张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