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章之儒的柳宗元

正宋人对于韩柳的接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北宋前期,宗韩甚于宗柳,北宋中后期,重新发掘柳的价值,至于两宋之际始提出韩柳并重,南宋孝宗以后尊韩、崇柳,因不同的学术立场,各有所尚。这一变化,与其说反映了宋人对柳宗元接受的不同态度,毋宁说是反映了两宋学术史前后相沿的一个命题:文章之儒与道学之儒此消彼长中的多元学术世界。     

南宋道学周边考据学的形成与影响

两宋学术尽管存在诸多不同,但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继承性。经历两宋之际的学派整合与文化重组,王安石的新学逐渐式微,而元祐学术则得到不同程度的承续。南宋中期以前,众多文士因家学、地方传统、个人学术选择等原因,受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文史传统影响较大,形成与道学不尽相同的重视文献考据的"汉学"学术路向。二者相互论争、彼此影响,共同构成多元的南宋学术。南宋中期以后,逐渐进入主流的道学,体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但其发展也正是在周边考据汉学的影响下,走完了自身逻辑和历史过程。     

“鹅湖之会”新述——兼论吕祖谦的哲学思想

“鹅湖之会”是吕祖谦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发起的一次著名哲学辩论会,“这件事,在中国学术史上极有光彩,极有意义。”(梁启超:《儒家哲学》)究竟如何看待这次辩论会呢?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朱(熹)陆(九渊)两派的争执,是“理学心学两大潮流之交汇”。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认为,“鹅湖之会”是朱、吕(祖谦)陆三家之会。一我国封建社会进入宋代以后,社会上州县学校纷纷兴起,书院林立,私人讲学之风也大为盛行。加之宋代思想言论相对自由,学术民主空气比较浓厚,各家学术思想均可共存发展。“宋乾淳以后,学派分     

“鹅湖之会”新述——兼论吕祖谦的哲学思想

“鹅湖之会”是吕祖谦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发起的一次著名哲学辩论会,“这件事,在中国学术史上极有光彩,极有意义。”(梁启超:《儒家哲学》)究竟如何看待这次辩论会呢?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朱(熹)陆(九渊)两派的争执,是“理学心学两大潮流之交汇”。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认为,“鹅湖之会”是朱、吕(祖谦)陆三家之会。     

宋代书院会讲的两种形态及学术意义

中国古代书院的会讲制度,一般是指书院举办的学者聚会或学术辩论。宋代有著名的朱张岳麓会讲与朱陆鹅湖会讲。但是,这两次会讲的目的、过程和结果均不同,是两种不同的会讲类型。朱张会讲采取学术同道之间彼此倾听、相互切磋的方式,以化解学派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最终达成学术共识并推动理学建构的完成,可看作是一种“求同”的会讲;朱陆会讲是两位论敌之间缘起于学术分歧,开展辨疑问而论是非之理,最终形成多元化思想的不同学派,可视为一种“求异”的会讲。这两种不同形态的书院会讲,不仅体现出南宋书院百家争鸣式讲学活动的特点,而且客观上推动了宋代不同学派的交流发展,促进了宋代书院多元化教育流派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庆元党禁述论

庆元党禁是南宋统治阶级中的韩化胄集团与赵汝愚集团争权夺利而引起的一场打击理学发展的政治风波,在南宋政治与学术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全面地论述党禁的起因、经过、历史影响,并客观地评价了双方的主要历史人物。指出庆元党禁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两宋历次反对理学潮流的总爆发。批驳了完全否定庆元党禁的观点,从改变吏治、整顿科场风气、严格荐举制度、整顿学术风气等方面,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用粗暴的政治手段限制和打击学术流派的局限性。     

两宋词坛的东坡论

本文考察两宋词坛对东坡词的论评,认为北宋词坛对东坡词非多誉少,南宋词坛对东坡词褒多贬少,延宕到南宋末,则表现为抑扬相共,词论在东坡论中已超出了单个词人词论的意义,显露出后世词学理论发展中词派梳辨之端倪。     

王国维两宋词论的偏颇

王国维以“境界”说和“体演进论”的基本观点来审视两宋词，形成他重视五代、北宋词而轻视、基本上否定南宋词的艺术偏见。从总体上看，尽管两宋均届词体发展的辉煌时代，但是词在北宋，由小令向长调演变，艺术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典范；而南宋词在吸收北宋词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人化、典雅化，风格趋向多元化，词境更深邃，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从两宋词的词作数量、代表作家及对后世的影响、为词史提供“新的东西”等方面综合考察．南宋词高于北宋词。     

南宋岳州经济述论

以两宋之交的战争为切入点,考察岳州北宋末年战争之下的经济状况,通过对南宋岳州战后重建工作的归纳,认为尽管战争带来的创伤影响甚大,由于南宋坚持经济建设,所以较北宋仍然有所发展。     

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

两宋立国均仰赖运河。北宋定都无险可守之汴京，实迁就于运河漕运之便利，依靠运河维持“强干弱枝”立国之势。运河、尤其是汴河，漕运东南粮米、钱帛，不仅供养京师上百万官兵士庶，而且兼顾边防和灾区所需。河漕运之阻滞，是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南宋将行都定于临安，运河也是重要条件。江南运河对各地财赋之转输、政令布达之通畅，以及沿岸地区之繁荣，成为南宋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浙东运河又成为对外贸易获取商税的重要通道。另外，盐税在两宋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而运河又在食盐运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