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

明清时期徽商兴盛之日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产生并缓慢发展之时。然而,徽商在其经营活动中却与封建宗族势力结成了神圣同盟。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何在?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后果? 一、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之势历久而不衰。明代之前,“徽商”二字虽不见经传,但徽人善贾在社会上已小有     

试论浙江沿海抗倭之久烈

倭患是明代最大的外患。就倭患的严重、抗倭的激烈而言,则以浙江沿海为最。这是由于浙江发达的经济、特定的地理条件以及明廷功罪倒置、浙江海防隳和中国海盗、奸商与倭寇相勾结造成的。浙江沿海抗倭斗争能够得到最终胜利是由于戚继光的指挥、胡宗宪和其他爱国官兵艰苦卓绝的斗争及人民的大力支持。     

徽商的形成

徽州商人是指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是指徽州商帮,两者是有区别的。徽商作为一种松散的商人帮伙,形成于明代中叶,公元1488年前后。     

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

徽商势力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演变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徽商随着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初步形成;嘉靖、万历年间,徽商随着东南城镇经济的繁荣而壮大;明清之际,东南城镇惨遭破坏,徽商势力也因之而受挫;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超过了明代的水平,徽商势力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的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徽商的形成

徽州商人是指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是指徽州商帮,两者是有区别的。徽商作为一种松散的商人帮伙,形成于明代中叶,公元1488年前后。     

明清徽学发展新趋势的一个例证——评黄汴与《一统路程图记》

黄汴是杰出徽商。《一统路程图记》是明代第一部商书,为明清商书编纂创造了范例。它表示着徽学走向应用和徽商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回应了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明代海禁政策与福建海防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海岸线北起福鼎县,南至诏安县,横亘今24个县市,其长达3324公里,相当我国海岸线总长度的五分之一。明代的海禁政策对福建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嘉靖时的‘御倭’战争”,“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而“这场战争完全是明朝政府挑起的,如果明王朝不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实行海禁,……会发生这场战争吗?”笔者认为,这种观     

明代倭寇产生及其猖獗的原因

倭寇在明代始终存在。明初倭患多在北方沿海地区。倭寇有真倭假倭之说,而此时为患者,绝大多数为真倭。明中后期,倭患渐移到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成份趋向复杂,倭乱也更加猖撅。本文拟就上述现象的分析,说明倭寇产生及其猖撅的原因。 一 倭寇在明代为患中国,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间,倭患的地区和程度亦不同。 前期,大约在洪武、永乐年间。被乱地区主要在辽东、山东及浙江等沿海地区。倭寇“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     

徽商是怎样繁荣起来的——发生在明代的一次争论

本文从“明代的一次争论”对徽商的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展开分析,得出徽商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强化流通”、“省俭苦干”、运承先秦儒家经世济用的积极思想。     

剿倭方针与张经之死

嘉靖靖倭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经是明代嘉靖大倭寇时期抗倭的统帅,总督南直隶、浙江、福建军务。他老成持重,待机决战,终不辱使命,取得王江泾大捷,重创倭寇,却蒙冤被杀。表面看张经之死是赵文华诬陷所致,深入探析可以看出朝廷与前线将帅关于剿倭的意见分歧才是导致张经悲剧的主要原因。     

浅论明代倭患问题

倭患问题是明代的一个严重问题.倭寇的骚扰,不仅使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正在高度发展的经济遭到了破坏,也使这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直接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且还使沿海诸港长期与海外建立的贸易关系受到了损害.本文试图阐明明代倭患产生以致猖獗的原因,并由此论证御倭战争的作用.     

浅谈王士性的山东海防思想

王士性,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宦游”几近全国,晚年著有《广志绎》。面对明代万历年间日渐猖獗的倭患,依据山东自身地理和经济形势,王士性提出在胶州设置备倭府,以巩固山东的海防,抵御倭寇的劫掠。     

论唐顺之的边防诗

明代边塞诗因“南倭北虏”的独特边患形势而称为边防诗,包括以北方边患为背景的塞防诗和以东南海患为背景的海防诗两个系列。明代嘉靖时期作家唐顺之的边防诗正是存“南倭北虏”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因差赴北部边塞而作塞防诗,东南海上抗倭期间创作海防诗。唐顺之的边防诗创作是明代边防诗创作的典型代表,是明代边防诗创作的一个缩影。     

徽商在浙江兰溪的经营特色和管理创新

至迟在明代中叶,徽商就已到兰溪经营,有的还在此定居。主要行业有盐业、布业、典业、油业等。清代继续得到发展。民国时期,兰溪徽商呈现出新的特色：长途贩运不多,大多成为坐贾;经营行业非常多,不少为徽商所创办;徽商在兰溪商界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兰溪徽商的社会组织越益正规,公益事业得到机制保障。口述资料揭示出兰溪徽商布店经营管理上的创新：一是布店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二是布店允许店员创造福利,极大地调动了店员的积极性,可谓一举多得。     

明清徽商研究被列为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近年来承担的科研项目“明清徽商研究”,经国家教委组织专家评审,正式列为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第一批重点项目。徽州商人在明代已形成人数众多、势力宏大的一个商帮,是当时“称雄”于商界的一支劲旅,到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到高峰。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商,可从一个侧面考察     

“扬州是徽商殖民地”的原由

“扬州是徽商殖民地”出于民国陈去病的《五石脂》一文：“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明清时期,扬州由盐业而盛,扬州是两淮盐业营运中心,是扬州最为繁华的时期。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两淮盐商以徽商为主体。依据《扬州画舫录》一书的记栽,徽州人在扬州经商的就有马、鲍、郑、巴、江、黄、吴、徐、程9个家族、81人,且都是著名的商人。     

《复初集》徽商现象研究

《复初集》是明代徽州人方承训的诗文集。作者出身商人家庭,中年弃儒从贾,所以文集中记述了大量的徽商资料。这些资料中包括对方氏一族出贾的详细记载以及方氏商业规模扩大的成功模式;此外还有对徽商心理的真实描摹和女性参与商业运营的记述。     

古代中国对日本称名演变的历史考索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对日本称名经历了一个由以"倭"指称转为以"日本"指称的变化过程,变化的主要原因与日本方面视"倭"为"不雅"之名有关.本文在追溯考察对日称名之演变过程基础上,对古汉语中的"倭"字意味以及它当时成为对日称名的可能原因作了考论,认为"倭"称在古汉语中实际是个中性而略具褒美意味的语词,以"倭"为"不雅"之名在古汉语中并无根据.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倭"称真正成为"不雅"乃至贬义鲜明的特称词语是明代以后始有之现象,其背景原因则是明代时期日本方面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掠暴行.中国古籍对日称名由"倭"改称为"日本"反映了中国古代对日本民族的尊重和宽容,而"倭"称在古书中从一个不无褒美意味的语词转变为一个贬义鲜明的特称,则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化之道义立场在对日关系方面的表现.     

明代的倭寇与海商

明代中后期,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倭患问题.在此次倭患中,倭寇与海商具有共同行动的表现,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本质上的不同点.从中国内部来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海商具有反海禁的进步性,而倭寇则是侵略性的.     

徽商最鼎盛的时期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道光年间300余年,是徽商最为鼎盛的时期。无论经商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商业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并有一谚语：“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说人到十三四岁,就要外出当学徒做生意。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