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视阈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一种私权力取向的研究路径

乡村治理离不开乡村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农村土地财产权的不同制度安排产生不同的乡村治理的权威结构和治理模式.与土地农民集体财产权制度相适应的是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的公共权力治理模式,而农村改革以来的双层土地财产权制度安排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分权式治理模式.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农民更加清晰和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将为乡村治理提供私权力治理的新维度,以弥补单纯依靠公权力治理之不足.     

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

治理是多元主体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协同共治的过程。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协同性、治理内容的公共性、治理目标的综合性,最终目标就是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一要衡量现行政策与体制是不是使农民减负增收;二要衡量乡村社会的公平分配状况;三要衡量农民公共参与水平及其权威认同;四要分析乡村社会秩序是否满足村民安居乐业的要求。     

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以皖北为例

皖北乡村治理中各种日益突出的矛盾,已经成为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建立一个治理和善治的皖北乡村社会,必须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经济组织,促进农村利益集团的成长,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发展动力与运行机制,提出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的乡村治理发展模式。     

农村社会分层与现代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层面。明确农村社会的主体和对象是农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对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分析目的在于把握结构变迁中各阶层的社会需求特征,调动各阶层参与农村治理的方式和途径,使农村社会达到良治,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建设法治社会;使国家各方面制度科学有效运行。因此,将农村社会分层与现代乡村治理结合起来,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乡村治理视域下冬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作为一种重要的联系农民、教育农民的方式,冬学在不同时期对农民和乡村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提升了农民素质,强化了乡村治理和国家与民族认同,并在功能定位、动员方法以及教育形式上形成了一些探索,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借鉴冬学历史经验,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充分发展高水平农民教育,以农民教育凝聚思想,激发乡村治理主体性;以教育增强农民行动能力,提升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同时贴近农民生活实际,改进教育实效,从而实现以农民教育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村民积分制如何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模式的思考

乡村作为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微观基础,其治理成效不仅关乎乡村的和谐稳定,也深层影响社会整体治理水平。随着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积分制作为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工具,在激励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积极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全国各地持续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过程中,部分地区村民积分制实施过程中遇到财政不足、主体缺位等问题。基于此,文章以陕西省Q县F村为研究案例,经对其村民积分制地方实践调研发现,F村作为陕西省村级经济发展强村与乡村治理示范村,其运用村民积分制与环保卫生、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事务相结合,显著激发了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的同时,仍存在村民积分制治理手段陈旧、治理深度不够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F村应将村民积分制与产权改革相辅,以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强化“村”“民”纽带等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向城市,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而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治理体系滞后、治理法治观念落后、缺乏专业治理队伍、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等问题,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体系,培养创新人才、建设专业队伍,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引擎"作用是摆脱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策略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分析——以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分析其效能优势,是解释其历史必然性的重要侧面。对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做法进行实践考察显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致富能力和效率,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自治水平、村民的文明程度、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水平,还有利于提升农村社会公共服务品质。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仅可以获得体制内的认同,而且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独特的效能优势。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乡村建设：意义、挑战与对策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之一,可弥补农村数字化短板和乡村集聚经济不足的缺陷,改善农村产业发展条件。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下乡、城乡融合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农村治理水平等机制实现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从实践角度看,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数据安全、农民数字化素养、协同治理和数字化带来潜在风险等问题和挑战。为此,数字乡村建设应从着力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加强对农民数字素养的培训、聚焦农村产业兴旺进行投资建设和注重发挥数字经济的普惠性促进农民参与市场分工体系等方面展开,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思考

当前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村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乡村社会的治理方面也存在着治理能力弱化,组织凝聚力不强等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作为乡村文明的守护者,在完善农村社会的治理以及推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存在的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新乡贤"培育制度缺失以及对"新乡贤"缺乏认同感等困境来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此重塑农村的乡贤文化,改善乡村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新时期乡村公共治理现状及路径选择

结合相关理论对我国乡村公共治理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乡村公共治理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问题,主要问题有：乡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单一;农民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乡镇党委、政府与村“两委”关系不规范及基层民主发展缓慢等,并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一些解决对策.     

乡村软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农民的终结”催生出了“乡村软治理”的学术命题.乡土文化日渐式微背景下的乡村软治理,在治理主体、法理基础、治理手段、治理对象、治理效果等方面都相对于传统乡村硬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村软治理强调政府的“官治”与村民的“自治”相结合,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倡导多中心治理模式,重视农村合作组织等第三部门的“黏合剂”作用;政府权力从基层向上收缩,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下移”到农村社区;软法和软权力成为乡村软治理的法理基础;更多地采用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柔性”执法手段;治理的对象从有形的物、制度等向无形的“人心”转变;最终在农村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村、村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将新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和谐乡村构建中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探微

构建和谐乡村是我国现代乡村治理发展的要求，是后农业时代乡村治理的追求目标。构建和谐乡村的过程是乡村治理组织不断为农民提供良好服务、农民反作用于乡村治理的过程。在和谐乡村的构建中，农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可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主动性与创造力，进而形成全体农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平和局面，减少农村社会矛盾，减少冲突，促进和谐乡村的建设。     

基于马克思社会治理理论的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

在马克思社会治理理论视域下,欲求推进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可以有如下的路径选择。强化社会治理责任主体地位,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民公共利益;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治理模式透析

研究了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认为人民公社模式的产生具有内在根据,适应了把农民组织起来、巩固人民政权的需要,也有中国革命经验的惯性作用.人民公社模式在乡村治理方面实行“三级管理制度”的组织结构,基层生产大队也形成了党高度一体化领导的权力系统,采取计划取代市场的生产生活活动,导致公社社员全面依附公社.从整体上看,人民公社模式下的乡村治理,扭曲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正常分化,破坏了农业生产,影响了乡村文明的发展.     

合作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运用研究——以郝堂村模式为例

把合作治理运用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具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的发展证明了合作治理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在郝堂村模式中,乡村振兴合作治理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共服务者的县乡政府机构,作为组织协调者的乡村基层组织,作为主动参与者的村民,作为技术指导者的乡村民间组织,四个主体通过构建内置金融体系、民主决策机制、沟通及执行机制、信任契约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实现了乡村合作治理的良性互动。郝堂村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纵向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实现政策支持与引导;横向的各治理主体间合作实现主体平等、主动参与、有效协商;内外的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合作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     

转型与变迁: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基层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

乡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带来农村社会整体结构的深刻变革,由此揭开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大幕。这一社会背景和发展体制的根本性转换在乡村民主政治的体制结构和农民日常的政治生活中都能找到其深深的印迹。市场化本身固有的推动社会主体多元分化、整合利益需求等制度性特征,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利益。利益在市场化过程中受到重视,成为人们的行为动力,因此需要对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和保障机制进行制度性调整和整体性规范。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的民主思维、政治理念、法制观念、权利意识等开始萌芽并逐步稳固化,强烈要求参与到乡村社会具体的事务管理和政治运行当中去。面对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农村的政治治理方式开始发生变革,农民的民主政治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公众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问题研究——基于柔性激励视角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激励公众积极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成为当前迫切解决的问题。文章以广西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为例,对公众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公众在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问题中仍存在着实际参与程度低、村规民约约束力小、部分村民消极参与等问题。为此,文章提出通过采用柔性激励的方式来鼓励公众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这一治理创新性理论的提出,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水环境治理问题,而且还为今后农村水环境治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乡村治理中农民参与问题研究 ——以甘肃榆中县为中心的考察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参与性、积极性和自觉主动性,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通过对榆中县农民参与当地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管理、当地村务公开情况以及农民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当地农民意愿进行现状调查分析,找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因素,认为要从农民自身参与意识、政府宣传、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改进,提高农民参与的程度,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行性探析

近年来,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国家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成为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实现善治的新路子。本文试图从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意义等方面探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