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喻设譬 简洁形象——《邹忌讽齐王纳谏》写作特色浅析

清儒章学诚在概括战国文章的写作特色时说:战国文章“深于比兴,深于取象”(《文史通义》)。又说:“未尝离事而言理”。前者是说战国文章善用譬喻,善于比事连类,阐明道理;后者是说战国文章说理富于形象性。这个说法,衡之于《战国策》,包括《邹忌讽齐王纳谏》在内,是很有见地的。但引喻设譬,形象地说明某个道理,并非只是由于“比兴之尚,讽谕之义,固行人(策士)之所肄”(章学诚《文史通义》),主要还是为达到讽谕的目的。     

《孟子》的比喻特色

在文学艺术的诸多表达方式中,比喻是最为古老的,即使是在最早的《易经》和《尚书》中,也不难发现比喻的存在,如“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和“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若农服田力穑,及亦有秋。”在战国时代,比喻极其兴盛,被大量的文本采用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表现手法。清代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深于取象者也。”     

韩非寓言艺术构思方式与中国历史白话小说的雏形

谭家健先生说"(韩非)他所生活的战国晚期,……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使他能够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学说,充分吸取前人成果,从而集其大成,创造自己的独立体系.韩非的思想得益于此,其文章亦然."(《先秦散文艺术新探》),清人章学诚说"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9](《文史通义·诗教上》).韩非子之散文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具有集诸家之大成的特征,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来考查,他的寓言创作对后世的历史白话小说创作确实有启示作用.     

是比喻还是类比--邹忌"讽"之手法辨析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传统名篇(以下简称<讽谏>).邹忌高妙的讽谏手法,成为劝导艺术的经典范例,为世人所称道."讽"乃全篇的文眼所在. <古汉语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对"讽"的解释是:"用委婉含蓄的话暗示(指责)或劝告."可见,"讽"的本质是"委婉含蓄,启人自悟",而非直言劝告,与"诤"(直言劝告)相对.但这仅是对"讽"的笼统理解.历史上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人喜用、善用"讽"谏手法,但细辨明析,不同人,不同时间、地点,所用的"讽"谏手法又不尽相同:或比喻,或类比,或归谬,或寓言故事……邹忌所用"讽"具体属于哪一种方法呢?人教社现行课本该文课后"练习"第三大题说,"体会邹忌的讽谏艺术,自选感兴趣的话题,运用譬喻的方法说一段话",暗示<讽谏>一文用了"譬喻"方法.相应的<教师教学用书>有关该文的"内容分析"中也说:"……这里,没有对齐威王的直接批评,而是以事设喻,启发诱导齐威王看到自己受蒙蔽的严重性……"也把邹忌所用"讽"谏手法看成"以事设喻".     

唐人《诗》学观与柳宗元古文创作

初唐陈子昂所引领出来的古诗运动,确实影响到古文运动的发展,这是因为初唐文人继承汉儒经学传统,重视《诗经》导扬讽谕的功能,且形成了一个写作群体。从陈子昂、杜甫、白居易、柳宗元一脉相承的《诗》学观念看来,他们将美刺讽谕、反映现实的"比兴"手法,视为儒家诗教的主流思想,并具体落实在创作中,成为一股改革文风、功不可没的力量。柳宗元比韩愈更能运用比兴观以从事古文讽谕写作。他肯定"文有二道",其中之一是"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因而大量创作讽谏当世的《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等文章,他所谓"本之《诗》以求其恒"的"恒",正是来自《诗经》的传统而后创作出具有永恒感染力的古文作品。     

文体与文化：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读《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

清人章学诚曰：“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就文体而言,先秦是散文文体发生的重要阶段,它孕育了后世诸多文体样态的萌芽,也有一些文体在此一阶段由萌芽而臻于成熟。     

李贺二题

讽谕之义安在一般的李贺研究者对李贺诗歌的高度评价,主要是立足在他的作品富于讽谕比兴的思想性这一点上的。那些被认定为具有讽谕比兴之义的诗歌,都被当作他诗歌中的精华而受到反复颂扬,以至于和屈骚相比,而那些专写侧艳之情的诗歌,则以为缺乏讽谕之义而被判为糟粕,因而不屑一顾了。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叙事观

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极为尊崇叙事,认为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此种观念大体包括三层涵义:第一,在逻辑层面,事乃是道的现实始基与实现根据;第二,在学术发展史层面,史处于起源阶段,事为六艺之本质;第三,在写作原则方面,因事命篇与变化圆神乃为文之极境.这三点皆以事为起点、中心和归结,因此章学诚相应地将叙事推崇至无以复加.这为我们认识叙事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位置提供了新的向度.     

胡著姚补何序《章实斋先生年谱》论评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书曾被称为使"章学诚其人其学从隐晦走向昌明"、"大大拓展了章学诚思想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著作,实则在文献解读特别是新史学方向的引导上,存在颇多问题。《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迄今仍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而"六经皆史"诸说也迄无比较公认的确解。究其始作俑者,胡适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有意误解不能免责。     

"一篇长恨有风情"之"风情"涵义再讨论——兼谈《长恨歌》的主题

"一篇长恨有风情"之"风情"的意义关系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主题的确定,"爱情说"认为是"男女之情","婉讽说"认为是"风诗之性情",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是与"正声"对举,从白居易诗中用"风情"一词的情况来解读"风情"一词的涵义,并以此认定<长恨歌>的主题.     

《长恨歌》“讽谕说”质疑

在对《长恨歌》主题的研判中 ,持“讽谕说”者在认识、理解乃至研究方法等方面 ,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颇。本文着重从陈鸿对《长恨歌》主题的妄猜、历代评论家常犯的美刺原则扩大化错误以及他们对《长恨歌》主题倾向枉解三方面 ,对“讽谕说”提出了质疑 ,从而指出 ,推崇“讽谕说”者 ,是在忽视文本、背离作者本意的情况下 ,以比附、推演的方式不适地为《长恨歌》确定了“讽谕说”的主题。     

也析白居易的讽谕诗

白居易的讽谕诗大多是"以情为主而义附之,所以成为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诗,"主要作品有《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思想内容,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后世诗人关心政治和民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其讽谕诗创作也存在不少缺陷,这是由作者创作的主旨所决定的。过分注重"为时为事"、"补察时政"的创作原则,影响了讽谕诗的情致韵味。     

论刘勰比兴观及其理论意义

"比兴"是中国文学及文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更以其体大思精的系统性、深刻性对"比兴"问题进行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思考.本文立足于<文心雕龙·比兴>,一方面就 "拟容取心"说深入理解刘勰的比兴观,另一方面尝试对将"比兴"作为一个整体引入文学视野的<比兴>篇之理论意义做出阐释.     

从战国谋臣策士的进谏策略看宋玉《风赋》

关于宋玉的<风赋>,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讽谏之作,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帮闲文学",二者都以<风赋>文本立论,各取所需,似乎都有所据,一时是非难辩.本文跳出了文本的樊篱,以战国时谋臣策士的进谏策略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战国一代谋臣策士的"无婴人主之逆鳞"的进谏策略,影响了宋玉赋体讽谏文学的创作,从而认为宋玉的<风赋>是一篇曲折委婉的讽谏之作,作品运用了借谀而讽、由谀入讽的写作手法,其讽谏之义艺术地蕴含在"雄风"与"雌风"的对比描写之中,寄寓于发人深省的文字之外.     

陈廷焯的"沉郁说"初探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以"沉郁说"论词.他在当时词论已倡导"寄托、比兴、性情、风骚"等理论的基础上将所主张的"厚"与"哀怨"融于其中,并用沉郁将之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词学理论体系--"沉郁说".     

略论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先秦散文情感继承

<正>一、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散文,一类是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就其本质而言,是哲学、政治论文,但在论述论证中取譬设喻,运用形象化的手段等,则开了中国文学散文发展的先河。先秦诸子散文的风格,各师其心,其异如面。《论语》的简括,《孟子》的雄辩,《墨子》的严密,《庄子》的奇幻,《荀子》的浑厚,《韩非子》的峭拔,其独特鲜明而成熟的风格,无一不令人赏心悦目,击节称赞。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到:"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     

释"牿"

<说文·二上·牛部>:"牿,牛马牢也.从牛,告声.<周书>曰:‘今惟牿牛马.'"[1]<说文解字注>中说:"<费誓>:‘今为淫舍牿牛马.'大小徐本皆无‘淫舍'二字,今刊本妄增之.此许偶遗二字,非必许所据<尚书>少二字也.惟大放牿牢之牛马,故令无以获穽伤牛马,若牛马在牢中,获穽安得伤之?<周易>:‘僮牛之牿.'许及九家作告,郑作梏.刘、陆作角,不训牢也."[2]     

《长恨歌》及其诗人的恋情

白居易的《长恨歌》前一部分有讽谕,是客观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描写;后一部分又有颂扬,是主观感情的投入与虚构。这样就形成了人们所常道的“双重主旨”。我们姑且不论讽谕的一面,专论颂扬的一面,因它字里行间时时渗透着诗人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恋情。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友人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说他有两个重要条件,即“乐天深于诗,多于情”。“深于诗”是言写诗有高超的艺术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五简新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意义重大.其中第二十五简评论了<诗经>中<王风·君子阳阳>、<王风·有兔(兔爰)>、<小雅·大田>、<小雅·少(小)明>等四篇作品.孔子评"<[君子]阳阳>少(小)人",认为诗中写小人般的轻狂之态,有助于准确认识该诗本义;评论<兔爰>诗旨为"<有兔(兔爰)>不逢时",是传世和出土文献中论及<兔爰>的最早言论,认为表达了作者生不逢时的思想感情,汉代以后尤其现当代多数诗经研究专家对<兔爰>主旨的认识,都与孔子的观点不谋而合,孔子对<诗经>作品研究的贡献不可低估;论"<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抓住了<大田>末章的思想要害,透露出孔子说<诗>的礼学色彩.孔子评论<诗经>作品往往以礼学标准评判优劣,影响了其对文学作品评价的公正性.     

欧阳詹文友“李评事”考

欧阳詹<李评事公进示文集以诗赠之>中"李评事"有职无名,不知为何人.文章用文史互证的方法从年龄、任职、诗文成就等三方面论述了"李评事"可能是"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