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赋颂关系析论

汉代颂与赋体貌接近,这一方面和汉赋文体对颂体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颂的文体规范尚未形成,颂论多依附赋论。汉代存在赋、颂混称和连称的现象。汉人称颂为赋,是由于汉代赋在广义上包含颂;称赋为颂,一是为强调赋中"述形容"且"美盛德"的内容,二是由于"赋""颂"字义有相通点。汉代"赋颂"连称,原因有三:一是赋与颂并在"六诗"之中,"六诗"之名,后来多两两相合;二是由于赋、颂在汉代皆属宫廷文学,宫廷作家多赋、颂兼擅;三是汉代颂论对赋论的依附。     

论汉大赋“颂”与“讽”的关系

“颂”与“讽”是汉大赋并存的两大政治功能,从表面来看,一个是“颂”,一个是“讽”,二者之间是矛盾的,但从实际效果上看二者又是统一的,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二者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对立着的统一体。     

宋玉《讽赋》之讽

宋玉的《讽赋》是针对“楚襄王好女色”的专题讽谏文章,全文借自我辩白,概括了女性示爱的典型规律和男性自律的基本规范,为君王认知女色和应对女色提供了经验性借鉴,其讽谏的实质是止欲与戒淫。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两汉游艺赋研究综述

汉赋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儒士文人承《诗经》、《楚辞》创作的一种文体.其中,游艺作为一个特殊题材在数量上颇为可观,其内容显示着汉民族在民族文化形成期的文化特质,承载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对两汉游艺赋的研究目前大多涉足题材源流、民俗文化价值的范围,在篇目校勘、艺术物质等方面少有提及,还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两汉音乐赋研究综述

汉赋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儒士文人承《诗经》、《楚辞》创作的一种文体。其中,音乐赋十四篇,留存音乐内容之赋三十篇。其内容承载着丰富的乐舞形象,阐释着汉代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厚内涵。汉音乐赋研究已涉及源流、题材、艺术手法、思想等范围,但缺少对具体的乐舞内容的系统论述。我们应利用汉代美术作品和出土文物交验互证,挖掘其丰厚内涵,以呈现汉代经典礼乐文化。     

汉代赋家创作心态与汉代赋颂并称现象之考察

在赋体研究上,学界一直致力于对它的起源、分类及其功能的探讨,其中对于汉赋特别是汉大赋功能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文章基于汉人赋颂并称这一事实,通过对汉代社会以及赋家的创作心态的探讨,对汉大赋文体的功能作了相关论述,并揭示出汉代赋颂并称的基本原因是因为其先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这一文化功能。     

一颂一赋 为祖为宗——读屈原《桔颂》与曹植《桔赋》札记

屈原首位原创，为桔作颂，以比兴象征自况一已洁亮、独立、超卓之人格精神。而曹植独心有灵犀，首继而为桔作赋，乃寄托非凡高举之志情，却惨遭迫害之悲剧。一颂一赋，两相辉映，俱绝妙好辞，堪称前后之祖宗篇也。前者热颂，满是乐观昂扬，后者高赋尤多感伤悲凄。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比较研究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因此,在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中,三篇赋的承继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焦点.有人认为宋玉的两篇赋是后人抄袭<美人赋>的伪托之作,更有人认为司马相如<美人赋>是模仿宋玉两篇赋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详细地分析研究了这三篇赋的结构、内容、艺术表现、文化环境和散文赋体的"借用"、"模拟"现象,认为<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在艺术上较之<美人赋>显得稚嫩,在文化信息方面符合战国末期的文化环境,应当是宋玉的作品;<美人赋>较之宋玉的两篇赋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在文化方面符合西汉的文化环境,应当是晚于宋玉时代的作品;<美人赋>与宋玉两篇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是散文赋体创作中"借用"、"模拟"现象的具体反映,司马相如"模拟"和"借用"宋玉赋创作<美人赋>,是赋家创作中的正常的不必惊怪的现象.     

论康、乾时期辞赋创作中的赋、颂互渗现象

赋的产生伊始便具有浓重的政治品格。唐代以诗赋取士，更是刺激了“赋的颂赞”与“颂的铺陈”的同趋同归。这种趋向，到了清代的康、乾时期发展到极致。这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政策所致，同时也与文人在政治体制夹缝中的两面性和矛盾性的心态息息相关。这种态势使赋的创作出现了片面的繁荣，同时也对赋作的多元化发展造成束缚。本文即从赋、颂的历史溯源中对清代康、乾时期的赋、颂共作现象及其成因与走向作解析。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春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似赋论。     

剀论两汉时期音乐赋

音乐赋作为赋体文学的一个特殊种类,自汉代起就不断有人创作,受到文人的普遍喜爱。本文对汉朝音乐赋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音乐赋的定义、起源,然后总结了汉朝音乐赋的分类和范畴,最后对汉朝音乐赋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研究。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关于屈原《桔颂》与曹植《桔赋》之论纲

自有桔尔来,屈原乃首位,为桔作颂,始咏物而赋,以比兴象征自况一己洁亮、独立、超卓之人格精神,期望建功立业也.曹植有灵犀,首继而为桔作赋,自寄托非凡高举之志情,而身遭悲剧.<桔颂>与<桔赋>两相辉映,俱绝妙好辞,堪称前后之姊妹篇,具有文学原创性也.前者热颂表以乐观昂扬,后者高赋参以悲悽感伤.影响深远,值得探索,应引起高度重视.     

从《朝鲜赋》和《交南赋》看明代文人的颂美意识

明代在赋史上首次出现描写外国的赋,即董越的《朝鲜赋》和湛若水的《交南赋》。两赋在对古代朝鲜、越南的风土人情的细致描写中,表现出了明代文人强烈的颂美意识。颂美意识在各类文学作品尤其是辞赋中是一种重要的创作倾向,董越与湛若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以他国之见闻鸣本国之强盛的写作方法,从另一种角度体现了"宣上德而尽忠孝"和"抒下情而通讽喻"的传统创作观,让我们对古代文人辞赋创作中的颂美意识有了新的认识。     

两汉赋论基本特征略探

汉赋是两汉文学主流,创作的繁荣带动了汉赋批评的兴起。汉人赋论尽管只是汉赋研究的起步,却已具备比较鲜明的特征：依经立义的批评标准;全面细致的批评内容;准确精到的批评结论。两汉赋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价值的理论收获之一,对后世的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橘颂》与《橘赋》之比较

曹植之所以能开创赋体新境界,成为一代赋家,与他对屈骚的学习是分不开的.本文以曹植的<橘赋>与屈原的<橘颂>相比较,从中见出曹植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语言形式等方面对屈骚的继承与创新.     

《橘颂》、《赋篇》结构模式探源

在追索我国古代咏物文学之起源的过程中,发现我国最早的＂咏物体＂作品——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在结构模式上具有同构性,即重言而递进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与先秦诸子纵横家论辩之辞所常用的表述方式和技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同构关系。今不辞浅陋,对这一现象进行揭示和分析。     

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讽寓”概念论争与汉代《诗经》的讽寓阐释

讽寓作为一个翻译学的术语能否运用于中国诗学特别是汉代《诗经》阐释活动中,西方汉学家有着不同看法:或认为中西方诗学话语有着根本的差异,讽寓的概念不能用于中国文学上;或认为讽寓体现了文学语言言此意彼的普遍特征,能够运用于中国文学诗学解释活动中。本文认为,讽寓概念可以运用于中国文学诗学解释活动中,但这种运用不在于它是否符合西方的讽寓批评传统,也不能只从文学语言言此意彼的特征来认识,而在于它符合中国古代以经学为本位,将《诗》道德化、寓意化的诗学传统,同时也涉及到《诗》自身的一些特点,如情感性、历史性的认识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