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中国古代“法治”思想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从春秋战国出现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不断丰富和深入。目前,一些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缺乏民主形式,与今天的“依法治国”大相径庭;也有一些史学家认为,     

关于法治的新思维——《法治类型研究》评介

关于法治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但关于法治类型的研究却是个新颖的话题.武建敏、董佰壹(河北师大法政学院在读博士)的新著《法治类型研究》,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法律发展史上所存在的多种法治类型,并由此提出了一种关于法治问题的新思维,这是一个值得学术界给予关注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愿意将本书推荐给广大读者. 在人们传统的观念当中,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是没有法治的,好像法治仅仅存在于西方,该书作者从类型学的角度突破了这种狭隘的认识,使人们对法治问题的理解完全达到了新的思维境界.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材料作为论据阐发这个基本思想,并且以贺麟先生的思想作为分析的基础,给人一种十分可信的感觉.在以往人们对于古代法的研究中,多数人认为中国社会并没有法治,儒家主张的是人治和德治,人治和德治与法治是根本对立的,又怎么可以说儒家有法治主张呢?这是一种只看外表而不求真理的认识方式.儒家思想是一种真正的治理国家的方略,在其方略中既包含了法律,也包含了道德,当然也包含了用“贤人”,那么如果我们站在法律的立场上看,无论道德还是“贤人”其实都是为法律服务的,当然法律也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只能蕴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念之中.     

唐君毅的"人文法治"思想

唐君毅认为现代中国的"法治"思想应该是东西方思想的汇通与融合,即集人治、法治、礼治、德治于一体的人文法治思想.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归根结蒂都是人治;而西方社会的"法治"虽然在用词上与中国的"法治"并无区别,但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只有二者的汇通与融合,才是现代人文法治之精华所在.     

“包青天”情结与中国法治

“包青天”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是人们心目中正义的象征，“包青天”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实的知识，又具有杜绝偏私和拒绝腐蚀的品格，因而人们形成了这种观念：让“包青天”拥有完全的绝对的权利是正义的。但从法治的观点出发便不难发现：“包青天”情结对于现代法治并不是十分适用的。     

中西法治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法治”概念的重新探讨,指出真正的“法治”应该是以民主为基础的“法律至上”,同时还应该和道德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法家的“法治”思想,西方社会的“法治”思想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概念。中国要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对西方社会所代意义上的“法治”有明确的认识,同时,要从多重维度实现我国的“法治”。     

试论"法德并举"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理论渊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社会主义治国方略 ,具有极其丰富、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文章即从中国古代和现代西方两个历史阶段对“法德并举”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理论渊源进行追溯和回眸 ,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德治”、“法治”思想和“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以及现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思想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些治理模式和治国经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包青天"情结与中国法治

"包青天"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是人们心目中正义的象征,"包青天"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实的知识,又具有杜绝偏私和拒绝腐蚀的品格,因而人们形成了这种观念让"包青天"拥有完全的绝对的权利是正义的.但从法治的观点出发便不难发现"包青天"情结对于现代法治并不是十分适用的.     

当代中国法治动力解构

观念中的“法治”和现实中的“法治”是有距离的。本文试图从动力角度入手,解析当代中国法治生成的内、外动力。     

论契约性民间法的向度考察

契约性民间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性规范,是隐含于市民社会经济生活背后的“法”的现实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市民社会整合手段的操作机制,而且推动西方社会逐步走向文明与法治,契约性民间法与市民社会的法治向度具有深层逻辑关联。对于正在置身于法治建设进程的中国,研究并揭示民间法对于市民社会进而法治的建设性向度,认为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契约式沟通”,乃是构建中国市民社会进而法治框架的根本之举。     

先秦法家之法治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之法治思想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与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两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底蕴的,但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法治思想上的典范.他们的法治思想代表着他们当时对法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的认识,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西方诸国的法治实践.在此笔者主要对他们法治产生的原因、作用、目的等几个主要方面来进行比较分析,明晰它们之间的异同,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法治思想.     

论柏拉图《法律》中“法治范式”的意蕴

详尽地阐述了柏拉图在《法律》中的“法治范式”内涵。文章认为，柏拉图是在法治伦理之基础上构造出法律统治至上的“法治范式”，即这种“法治范式”是在以节制伦理为核心的公正、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中生成的。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试图重建古希腊城邦的和谐的根本目标。     

浅析文化土壤和法治文化的关系

法律移植的困难产生了一种激进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与现代的法治文化不相容.这种在文化土壤与法治文化之间建立必然因果关系的立场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法律移植的困难来自法治文化的实践性质.其次,西方文明内部具有相同文化土壤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法治文化以及独特的历史命运.最后,文化自身是不断发展更新的,文化交往是刺激更新的一种方式.通过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续造,才能创造出与本民族相适应的现代法治文化.     

对传统德治主义的批判与继承

德治主义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古代政治的演进历程，其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同时传统德治主义强烈的阶级色彩，限制甚至阻碍了法治的发育，具有明显的弊端。根据制度设计建立在人性认识基础上的理论，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不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更应在经过对传统德治主义的批判之后，充分吸收、继承中国化传统中合理的“德治”思想，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     

中西法文化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与西方法化比较中“任人”，“任法”之辨与“人治”，“法治”之争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它反映了不同历史背景和化积淀下形成的迥异的法观念，继承优秀化遗产，及汲取西方先进法理念是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途径之一，中国法化差异的存在取决于诸多缘由，不仅表现在经济基础和政治化背景的不同，而且在对人性论认识上也存在差别，对此深入研究对重构当代中国法观念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法治的目标应是人心系于制度，风气定于法律，在“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促进中，快速提升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中国古代是“人治”不是“法治”

目前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在春秋以前没有公布法律条文,统治者可以随意断案,对“大夫”又是以“礼”而不用刑。是“礼治”即“人治”。春秋时,“礼治思想衰落,法治思想萌芽”,统治者逐渐公布了法律条文,开始按法规断案。战国时,法家“提出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主张”。从此,中国古代由“礼治”即“人治”进入“法治”。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一断于     

法家思想的演变与秦王朝的兴亡

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革新运动。早期法家思想受西周礼乐文化的影响,其特点是在肯定“法治”的同时不排斥“德治”。中期法家迫于战争的压力,废除“德治”原则,政策上具有国家主义特点,秦国因之而强大。后期法家将“法治”转向了“术治”,形成了一套绝对的君主专制理论,秦帝国因之而速亡。     

法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视角--剖析法治代价

法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们普遍的法律信仰。当前在人们普遍认可法治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可能会盲目地走入另一误区，即将法律当作医治社会百病的良方，幻想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法治，这种思想倾向会成为培养人们法律信仰的一个严重的障碍性因素。因此，向教育对象灌输“法治是需要代价的”这一思想，是法治教育中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视角。     

论清末的法治概念

清末,随着西学东渐,“法治”这样一个来自不同的政治文化类型,比较抽象的概念,被介绍到了中国。国人从不同方面,用不同方式对它进行着揭示,构筑着中国的法治概念。对于法治概念之含义的呈现与明确,既有从“以法治国”和“任人与任法”这些角度进行的详细描述,也有简明扼要的定义,即将法治定义为“以法治国”或用“法治”与“法治国”互训。对于法治概念的理解和揭示,一方面还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从传统的治道治术的思路出发,使用传统的政治话语来进行理解和揭示,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传人的西方政法文化的影响,与“文明国”、“专制国”、“立宪国”这样一些概念联系了起来。到辛亥革命前时,体现国人对于西方法治的认知和对中国现实的关注的法治概念基本建立了起来。     

法律的开放性——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选择

西方的法治在长期的理论及实践作用下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即格外强调正式法律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导致法律呈现相对封闭性特点。相应地,中国传统的法治模式中法律则呈现出相对开放性的特点。由于近代西方的崛起,中国的落后,向西方学习、借鉴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趋势。这种学习和借鉴虽然必要,但是由于与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不和,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而欲解决此问题,在法治建设中保持法律的相对开放性,寻求与非法律规则的妥协和合作也许是我们较为明智的选择。     

略论德治和法治的结合

中国古代的“德治”强调“德教为先” ,涵盖从政治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德治为本” ,“德教”是“德治”的基础。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关键是加强公德建设 ,充分保留道德的“衡平空间”。德制法治 ,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