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道与郭沫若早期诗歌

日本神道中的"和魂"、"荒魂",崇拜太阳象征体,敬神崇祖现象,是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所以,解读郭沫若早期诗歌,可以从日本神道上述内容中找到契合点.     

论郭沫若诗歌中的酒神精神

酒神精神是尼采哲学的核心。郭沫若及其诗集《女神》体现了个性解放及“五四”时代精神,其中所表现的对生命强力意志的张扬,重估一切价值破坏与创造及其诗作中表现的迷狂与醉境都体现了尼采的这种酒神精神。     

郭沫若、闻一多爱国主义诗歌的审美差异

郭沫若、闻一多的诗歌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深刻内容，体现了五四诗歌的主题。然而，在表现这一主题时，两位诗人在审美价值取向和感情抒发方式上又有极大差异。前主张破旧立新，后呼唤传统的复归，前憧憬未来的新社会，后赞美中华五千年明史。本从诗人的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所处环境、个性气质等方面入手，剖析造成这种审美差异的原因。     

郭沫若诗歌中的巴蜀文化精神之解读

源远流长、绚丽多姿的巴蜀化是中华民族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年来，巴蜀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等各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学，影响造就了郭沫若这样的享誉全国的学大家。     

论华兹华斯与郭沫若诗歌泛神论观念的相似性

泛神论在17至19世纪西方哲学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对文学和艺术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诗歌领域也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泛神论观念的诗人,华兹华斯与郭沫若诗歌的泛神论思想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论何其芳早期诗歌的多重意蕴

在现代派诗人中,何其芳的诗歌常被纳入"主情"一路.但本文通过对何其芳早期诗歌的重新解读,却发现在其诗歌表层之下隐含着极具"智性化"特征的多重主题意蕴,即爱与美的执着追求;梦与实的深层反观;生与死的终极思考.     

杨克早期诗歌的文化透视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观照杨克早期的诗歌，从中可以发现诗人的审美轨迹，由对地域传统文化的膜拜转变为对整个中华民族深层文化的思考；由用童真过滤人的心理空间转变为用锤凿凸现现代人的心理空间和生存空间。     

论郭沫若早期诗歌中抒情主体的变迁

通过对郭沫若早期诗歌中抒情主体变迁的分析,观察“五四”到大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知识精英们所曾大力倡导的西方个人主义“自我”的失落。     

郭沫若诗歌中的日本佛教意识

本文对郭沫若早期诗歌与日本佛教意识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日本佛教的涅榘意识、怜悯众生、以和为贵、内心自悟等意念对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影响很大.郭沫若诗歌中的日本佛教意识与他留学日本并以日本文化为诗歌创作的观照相关,也与他自幼喜爱唐诗相关.     

论钱钟书早期诗歌的艺术美

钱钟书先生的诗歌在中国现代诗坛中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他数年如一日的创作生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意境优美的诗篇.其诗歌的艺术美主要表现在意境美、个性美、意象美、色彩美等方面.     

叛逆与创造:教育经历与郭沫若的诗歌

郭沫若早年求学经历多次学制改革,见证了清末民初教育制度现代化、全民化的嬗变。家塾的旧学训练让郭沫若偏爱闲适、抒情和自由主义的诗风;学制改革带来的混乱教育让禀赋过人的他深深厌恶,继而转向文学、历史之中寻求精神解脱;辛亥后板荡的四川迫使他东渡扶桑,接触异质文化。郭沫若尽管没能接受正规、系统的文学教育,但对于教育体验的不满与好胜心一再促使他用文字安抚并表达内心,叛逆的气质与浪漫主义的人生选择使其成为文学转向中连接新旧传统的代表人物。     

东西方色彩观烛照下的“土地”和“太阳”——论艾青早期诗歌色彩的文化内涵

艾青的诗歌将色彩与意象相对应,渗入自己的情感,建构了东西方色彩观烛照下的黑色"土地"和金黄色"太阳"意象,这些意象已不是现实原有的物象,色彩也已不仅仅是颜色,而是一种境界,是艾青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归宿性的诉求式表达,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论郭沫若的文化哲学

郭沫若关于文化的基本观点和主张是独具特色的。从纵向的角度．邦沫若把文化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看成是文化变迁的动力．认为文化的变迁类似于生物细胞的分裂．是呈波浪起伏的状态向前发展的。从横向的角度．他把文化看成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他主张文化的综合创造，企图超越古今中外的对立．强调民族精神对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意义。强调生活实践对于文化创造的本体作用。     

论何其芳早期诗歌的认知性体验

何其芳早期诗歌的艺术成就很高,诗歌形象的优美与语言的和谐以及形式的精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些优美的诗歌语言背后起作用的是诗人的认知性体验。这些认知性体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代语境的认知性体验,二是诗歌语言普遍性的认知性体验。这两个方面的认知性体验取得的真实效果使其早期诗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郭沫若早期的诗歌美学思想初探

本文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美学的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郭沫若形成了他诗歌形式论、审美目的论以及审美风格论等美学思想，从而建构起了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美学思想体系。     

郭沫若与闻一多诗歌的情感归宿

郭沫若和闻一多二人在对待作诗的态度上截然不同。郭沫若作诗，主张“写”；闻一多作诗，则主张“做”。“写”和“做”在这里各自具有着其特殊的含义。“写”就是郭沫若所说的“自然流露”；而“做”则强调艺术上的加工追求。郭沫若为强调“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时候”，他说“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那“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的《离骚》，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     

郭沫若早期小诗的外来资源探究

郭沫若早期小诗众多,并且多半具有明显的外来性特征,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相去甚远。其小诗在题材、主题、思想、意象、词语和体式等方面,都与外国诗歌和文学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对外来文化的直接引用或间接运用,给他的小诗带来了鲜明的特色和浓厚的异域色彩。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时代的选择与文化的选择,当然,也与他当时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与自我的经验存在密切的联系。     

郭沫若早期史剧张扬的妇女人权

由被压迫阶级首倡的人权,永远是全人类的珍宝。郭沫若的早期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主题之一在于表现上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对人权的渴求。其主要内容包括：反抗父权以追求婚姻自主权,反抗王权以捍卫个人自主权,反抗强权以实现大众自主权。总之,该剧称得上现代中国第一部为妇女争人权的“艺术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