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鼠的悲剧

在我家乡一带的稻田上,有一种田鼠,平日在田间觅食。这种田鼠有种很奇特的习性,它们为了冬天“储粮”,在晚稻时节特别活跃。     

极度“疲倦”的叶至善先生

我与叶至善先生有过一面之雅。那年他来南通开会,我特地去他下榻的饭店访问过他,与他聊了两三个小时,彼此十分愉快。那时他已届七八高龄,虽然看上去还是红光满面,但说起话来有点气喘,身体并不健朗。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正陷于极度忙碌和疲乏之中。     

应科长，赢律师

上世纪90年代初,应科长是某建筑公司的保卫科副科长,我是他们公司的法律顾问。应科长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干律师的料,但生不逢时干了保卫。一次他酒喝得有点高了,端着酒杯向我敬酒,说要跟我学律师。他的舌头已经有点发硬,摇摇晃晃地伏在我耳旁：“我这科长算个狗屁!我天生就是干律师的料,姓好啊,应（赢）律师!他就不能干律师——”他说着指指上司苏科长,“苏（输）律师,你说谁聘请他不是倒霉嘛!”我无言以对,扭头看了看老苏,他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腮帮子上的肌肉在隐隐跳动,不知道嘴里是否在嚼东西。     

郭汉江:另类的掌门人

最近接到穆虹电话,要我写郭汉江。想想我与郭总已经有不少日子没有见面了,也不知道他的近况。但我还是愿意写他,因为在我认识的报社掌门人当中,他确实有点另类了,值得写。说郭汉江另类,是因为他到报社前压根就没有接触过传媒圈或者广告圈,甚至也不是宣传工作出身,一步迈进来就当主管经营的副总编,随后又成为商报社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这在中国报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这似乎有点传奇,但正是郭汉江的传奇造就了重庆商报的辉煌。     

生命和石头

我在生命的路上向前走着，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影。我追了上去，经过他身边时他手里抱着一块大石头。“您为什么要带着这块石头呢？它会拖累您，妨碍您前进。”他喘着气，有点费力的地回答我：“这是我犯过的一个错误。     

胡真先生

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要为他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他是领导,而是因为编《书屋》时常常接到他的电话,表达他读《书屋》的看法（有的时候甚至是写信放到我的信箱）,虽然他的那些看法并非是我能同意的‘（我认为他有点左,思想也是比较旧）,虽然那个时候的他已是一个退休很久早已不在位的局长。     

“如果有来生,我还做记者”——听范敬宜谈新闻人生

他就是新闻界"大师"——范敬宜了。我疾步迎上前去,自报家门:"我是从河北大学来的,专门在此等候您。"范老就腾出那只拎着一个印有清华大学标志的蓝色手提袋的右手,热情地与我行常规之礼。他问我:"你的手怎么这么冷?"我说有点紧张。他说:"不要紧张,我不是官,我是个小老头。"     

不是更正之更正

今年6月,我到珠海去采访,有一天晚上,当地宣传部招待我们吃便饭。恰恰《澳门日报》的副总编辑李鹏翥先生到珠海来看我,我借花献佛,邀他一起去了。李先生是我的老相识,从60年代开始,我们就有点交往。他这个人方方正正,一丝不苟,待人又非常热忱,诚恳。那一     

江右办报记

1941年时,我在桂林《力报》作总编辑,王造时先生在重庆出席参政会回吉安,途经桂林,约我在乐群社相见。他告诉我他在吉安办了一份《前方日报》,没有人负责编辑部,想请我去作总编辑。当时我正同桂林《力报》的社长有点小小的不愉快,因此很快答应了。我们讲好每月工资叁百元,他回吉安之后,马上寄旅费来。     

吴丈蜀先生

吴丈蜀老人对我初无太多的印象。因为他得大名时,我尚未出道。说起来,我与他是前后的同事,因为我们曾经先后供职于同一家出版社。而那一段光阴对他来说,并不是愉快的回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1957年起我被剥夺工作权利22年;而在我则是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我与他的最初交往是因为他的一部书。他在我所在的编辑室里有一部《中国历史三字经》。自然这不是90年代的     

途径——一个副刊編輯的几页日記

61年9月×日整社結束,回到羊城晚报《花地》已有半个月了。工作有点陌生,我苦思着如何在組稿上找到新的出路。今晚去萧殷同志家里,他似乎理解到我的心情,亲切地、生动地跟我談了他过去編副刊时的一些情形。我越听越觉得有意思,启发很大。我們現在搞《花地》的人,真比他过去搞副刊时     

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儿子十岁那年的"六.一"儿童节,我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我小学阶段留下的二份珍贵档案(一首诗、一张成绩单).在这之前,我曾问过他:"六.一"最想得到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想得到礼物;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过得开心".听了这些话,看着眼前泛黄的档案,还真叫我有点怅然.     

做好采访前的准备工作

采访前有无准备,效果是不同的。对此,我深有体会。有一次,我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采访一位老掏粪工。见面后,我对他说:“听说您最近被批准入党,祝贺您。”他回答:“我58年就入党了,刚入党的是我弟弟,他也在我们卫管所”。我连声说:“我弄错了,错了。”接着问他:“您老伴身体好吧?”他显得有点不高兴,冷冷地对我说:“我老伴已去世好几年了。”当时,弄得我很尴尬。我又问他:“您最近把小儿子调到卫管所当掏粪工,当时是怎么想的。”他站起来说:“我儿     

找茬

第三回 锦囊 那一年夏天,我还在涿郡。一日,遇见一个道士,尖下巴,三角眼,手持拂尘,看起来有点猥琐。他拦住我上下打量着,我正因为赌钱输了窝了一肚子火呢,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骂道：“臭牛鼻子,你看太爷做甚？”那老道真的好涵养,眼瞅着五根手指印从他的脸上慢慢地凸现出来,他竟然唰嘴朝我美了一下,说道：“果然好力气。”     

一个自称“糊涂”的明白人——悼念杨宪益先生

得知杨宪益先生病重住院后．我心中曾闪过不祥的预感,没多久传来他不治仙逝的消息,虽然有点心理准备,但又一位前辈长者永远地离去,还是令人伤感不已。以往与杨宪益交往中他所呈现的不同形象,变化着在我的脑际翻腾。说他是翻译家、学者、酒仙、诗人,这些都对,但我又想到,杨宪益留给我更为突出的印象却是：一位于事于理都十分明白的人,尽管他常常自称“糊涂”。     

范先生

范用先生,三联人都叫他范老板。我来三联晚,改不了认识他时的称呼,叫范先生。都说范老板脾气大,剋起人来不留情面。我认识的范先生却慈眉善目,个子不高,很瘦,花白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戴一副深色框的大眼镜,看去有点调皮。     

忆子野同志

偶然听办公室同事谈起王子野同志逝世的消息,开话我还有点将信将疑;几个月前,我还在他家里同他畅谈美学和文化传播编辑活动中的一些问题,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这位可敬的老编辑家,又是学术上热心助人的长者,怎么就这样过早地去世了呢?等到证实这是事实的时候,我深为我国出版事业的重大损失和个人友谊而萦回不已。     

甘苦寻觅寸心知——我看杨文勇和他的诗词选《第一次的故事》

文勇悄没声儿地递给我一本崭新的书,说是请我指正。接过来一看,竟是他的言情诗词选《第一次的故事》(南洋出版社出版)。书在手中,我有点愕然:怎么就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就像他的那些情真意切的歌词总是悄悄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和歌星们的口中,流入人们心里。说怪也不怪,也许,这正是他的一种性格。平时的文勇,似乎也总是这般悄没声儿的。至少在我     

书刊广告不可轻视

有一次,跟一位同志闲聊怎么样搞好图书刊物的宣传、评介工作耐,那位同志突然说,现在报刊上的新书、刊物的广告不少,不过我看有点言过其实,吹得厉害。越是吹得神乎其神的书刊,我就越不大买,那肯定不是好货色。初听他这番议论,着实有点不大舒服,觉得未免偏激,对现在的书籍广告也贬     

谁来看书

那天碰到一位大学同学,寒暄中,他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说正在构思写一篇书评。他听了后显得相当吃惊:“这年头书都没人看了,谁还看你的什么书评?”这话有点刺耳却也够得上精辟,它搅醒了我们沉湎其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