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容隐制度之现代建构

亲属容隐这一人性化制度在中国现行法律中的缺席，不可不谓之为我国立法的一大遗憾。然而从法治之主体——人、容隐行为和现代法治之基本精神三个角度透析可知亲属容隐制度在当代中国仍具有存在之合理性与必要性，应根据我国国情，并借鉴外国经验对这一制度进行现代建构，以期待其在当代中国的回归。     

西汉衡山太子刘爽获罪原因考

关于西汉衡山太子刘爽获罪原因,《史记》与《汉书》记载不同。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认识汉代“不道”与“不孝”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秦简所见官吏的岗位责任制度

秦奉法家之“明主治吏而后治民”为圭臬,通过严密的秦律规定,突出官吏的各项行政职能,明确官吏的种种行政责任,同时赋予官吏准确而严肃的行政权力范围,构成了有秦一代自成体系的官吏岗位责任制度,对后世影响亦是深远。     

秦汉民爵获得途径述略

秦汉民爵的获得主要有军功获爵、事功获爵及国家赐爵三种基本途径。这三种途径扩大了民爵赐予的范围，并在事实上引起了社会等级的变化。它们对秦汉国家的富强和迅速崛起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秦汉官僚制的逐步成熟，爵制中的非理智因素与之产生了矛盾。另外，秦汉赐爵历史已有四百多年，“以功赏爵”的原则已不似先前那样明显，人们对爵位的重视程度也大不如前，滥赐爵位及买卖爵位的增多即是其表现，爵制渐而泛滥实属必然。     

秦汉的礼制与法制初探

在礼与法当如何配比以建构有效的政治文化模式，礼乐教化与刑杀，武功与威德当如何运用以调理民心，规范社会，巩固统一的问题上，秦汉统治者一直处于不断的摸索之中。这种摸索的过程就是礼与法从对立冲突逐渐走向融合协调的过程。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汉武帝才摸索出了一套富有弹性和生命力的政治法律模式——“礼法结合”。在秦汉的历史长河中，礼制与法制两大社会控制系统处于动态发展的“混一”状态，这是我们认识秦汉礼制与法制真实状态的关键。“礼法结合”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二千余年封建社会主要的政治法律模式，根本原因在于其适合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独特的内涵和结构关系。     

秦末战争性质异说——兼论楚、汉分封问题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一直把陈涉、吴广首倡的秦末战争定性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然而细加考析,称其为六国复辟战争或更为切实。其一,秦统一以后,六国谋求复国的活动一直存在。其二,陈涉等义军领导人的身份大多似为贵族,而非农民;义军队伍的主要成分即使是农民,也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性质是农民战争,而是要看义军的纲领和目标。其三,战争初期的形势,都以复立六国为主要目标。其四,反抗暴秦的斗争,多发生在原六国地区,故秦之地并无战争,说明秦地人民并未反秦。其五,项羽分封是实现战争初期达成的战略目标以及应和当时要求“封建”的社会思潮,而非主观的历史的倒退。     

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相距遥远,有山河阻隔,但自古以来两地就有着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运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分史前三代、春秋战国和秦汉三个时期,考述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的状况,发现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清代州县官的仪卫制度和基层司法困境——兼论礼法关系的另一面

学界通常认为唐代以降的法律发展是礼法融合的过程,强调礼法的一致性而忽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在帝国的晚期：清代礼制高度发展,州县官仪卫制度化、使用日常化。造成的结果是强化了官民差别,促成了官民壁垒,司法面临诸多困境。最终司法模式改变,司法走向腐败、黑暗。其深层次原因既包括清代礼制背离礼的基本精神,和法发生冲突,也包括礼和法本质的矛盾。     

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时期直隶团民与清军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军民关系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经历了一个对抗———联合———对抗的转换过程。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涨之际乃是军民关系呈现微妙变化的起点,本文从三个方面揭示了此间直隶团民与清军的微妙关系。     

里耶简牍所见秦代县廷官吏设置

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出,秦代县与县下各级部门小吏之长官皆可称“守”,以表示“长官”之义。同时,“令”和“啬夫”,是当时并存的行政长官称号。就县佐官而言,里耶秦简中的“守丞”出现非常频繁,似不能简单以“试守”来解释;秦代县尉有置吏权,且无需征得县丞的同意。另外,秦代县下小吏的设置异常复杂,且职权划分不很明确,反映出秦代县廷小吏行政职能不太分化、县行政科层化程度不太高的状况。     

秦汉魏晋南北朝西北经济及其经济交流初探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经济区基本形成，关中经济区更加成熟，河西经济区崛起，西北经济地域特色逐渐明朗。经济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较大发展，商业作用依然重要；西域与中原内地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从东晋南朝开始，江左政权与西北各地的经济联系与交流渠道正式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