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电子化和电子化出版

“电子出版”和其它大多数的概念一样,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范畴。其中,广义的包括“出版电子化”和“电子化出版”两个组成部分,狭义的则专指“电子化出版”。所谓“出版电子化”是指将传统的出版过程进行电子化的革新,也就是生产流程的电子化。     

《风之影》作者新作《天使游戏》上市

本刊讯 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华锦绣”丛书近日已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新时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战略与路径规划北大核心CSSCI

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末发布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布局“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方向。文章基于对我国“出版大国”成就的总结,纵向比较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期出版产业发展规划,重点分析《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为“出版强国”列出的战略目标和发展举措,概括提出我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所应关注的重点问题和所应坚持的路径方向。     

延伸与赋能：“出版+”实践及产业“破圈”再探

以跨界整合资源引导传统出版业转型的“出版+”实践,为调和新时代纪录片产业发展期待与纪录片“破圈”困境所形成的落差提供了启示。结合“出版+”实践相关研究聚焦以出版业为主体的局限,文章立足纪录片和出版物互为主体视角再探“出版+”实践,提出旨在实现纪录片和出版彼此赋能的“纪录片+出版”模式,并结合纪录片与出版物既有组合案例思考“纪录片+出版”模式路径建构的举措,进而阐释助推产业“破圈”的“纪录片+出版”模式将成为促进“大纪录片产业”建设和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统一书号和国际标准书号

我国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在版本记录页和封底右下角都印有“统一书号”。它是由图书分类代号、出版社代号和同类图书的出版顺序号三部分组成的。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出版年鉴》(1984年)的“统一书号”为17017·125,其中“17”是“综合参考”类的代号,“017”是商务印书馆的代号,“125”是该类图书的出版顺序号。国外不少国家出版的图书,在书号前标有“ISBN”,这是“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nternational Stan-     

试论轻出版的形成、特点及影响

目前,我国国民阅读已进入数字阅读时代,形成了“轻阅读”模式.“轻阅读”模式具有的碎片化、伴随式、社交化特征,推动了中国图书出版业“轻”风潮的出现.轻出版是一种具备“轻质”特征的出版活动,出版主体“轻微化”、出版内容“轻型化”、出版流程“轻简化”、阅读受众“年轻化”.轻出版风潮对中国出版有着重要影响:推动新书态图书的涌现,刺激“互联网+”出版的发展,并导致中国出版企业分层加深.     

大学“四新”教材出版的兴起及其智媒化转型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智媒技术革新与“四新”学科建设是当前出版传媒业和高等教育领域共同面对的两种新趋势。在加强“四新”学科教材出版的过程中,大学教材出版机构不得不转变理念与思路,加快前沿技术融入与应用,进行业务结构和出版模式调整,推进“四新”教材出版智媒化转型。当前教育出版机构在“四新”教材出版的智媒化转型方面以基于传统教材形态的数字产品更新,瞄准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教材开发,紧跟用户需求与习惯的使用场景营造为主要举措,试图满足广大师生的需求,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现有的“新型教材”智媒应用“只达其表、未进其里”,智媒应用过度依赖外包技术公司,“四新”教材建设发展不成熟,缺乏业界公认标准,“四新”教材智媒化转型对“四新”教材建设拉动力不足。“四新”教材出版应推动人员结构和生产模式“双转型”,提升内容挖掘和知识服务“双能力”,制定新型教材技术应用和质量保障“双标准”,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四新”建设。     

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出版创新

最近一段时间，“出版创新”成了业内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文化创新”口号以来，“出版创新”更融为“文化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了更为集中和迫切的关注。有的列举“出版创新”应包括的几个方面，有的概括“出版创新”的若干“支点”，更有的据说要开设“出版创新”的课程。但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出版创新”的概念，会觉得这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命题，     

论事件出版的伦理失序及其危害

事件出版是以“事件”发展为中心策划的出版活动。事件出版在伦理上的失序对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出版组织的自我进化具有很大的危害。造成事件出版伦理失序的根源是价值通约主义、消费主义和原子个人主义的盛行。矫正事件出版的伦理失序,就要在出版实践中破解“斯密悖论”,将“目的化手段”进行再颠倒,并祛除媒介化生存的迷魅。     

出版的价值诉求“一元性”与“多元性”北大核心SSCI

出版是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出版的政治价值根植于意识、思想、信念层面,文化价值根植于国家、社会和国民层面,涉及到公共性、真实性和异质性的“多元”出版文化与权威性、倾向性和话语性“一元”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出版需要把握好一元导向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反主流多元导向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出版“产业”利益追求和“事业”文化使命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文化使命环境中,社会性、媒介性、公共性价值决定了出版的内在价值。出版价值诉求是具有多重文化属性实践活动的“多元”,又是社会属性意识理念的“一元”。出版价值诉求遵从“阶级性—人民性”统一价值、“群体符号—个体自觉”递进价值、“监督权—自由权”融合价值的行动逻辑,其中,统一价值是根本价值,递进价值是核心价值,融合价值是负荷价值。     

互联网出版平台的“互联网+出版”研究：以盛大文学“IP＋”为例--“互联网＋出版”发展趋势研究（三）

“互联网+出版”是出版行业发展大势,对传统出版机构及互联网出版平台均具根本性影响。本文以“盛大文学”为例,研究互联网线上出版平台通过线上IP形成“IP+”,以此实现“互联网+出版”的路径。     

“三农”数字出版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路径

“三农”数字出版物是加快现代农业技术传播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举措。本文深入分析了“三农”数字出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的内在逻辑以及当前“三农”数字出版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困难与挑战，并从健全服务“三农”数字出版的保障机制、加强贴近“三农”需求的优质出版供给、夯实保障“三农”数字出版的人才支撑等角度提出“三农”数字出版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     

出版强国战略背景下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共建

“文化强国”与“出版强国”是我国现阶段重要的发展战略。文章从“出版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和战略意义入手,对中国特色出版学科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差距进行了分析,并从加强对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共建的顶层设计、落实“政产学研”协同共建、推动中外场域协同共建、促进学术集群协同共建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期推进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发展,并服务于出版强国建设。     

关于选送参加2004年全国出版理论研讨会论文的通知

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决定2004年上半年召开全国出版理论研讨会。 一、研讨会主题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紧密围绕出版工作总体目标和出版改革工作思路,深入探讨出版改革和出版发展的理论和经验,探讨出版业结构调整,出版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和创新、发展的思路。     

数字时代出版学科的理论要素与演化逻辑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业界提出的“数字出版3.0”展现了5G等数字技术新动向对出版行业的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媒介”与“符号”构成的三阶段差异分析了数字出版3.0的理论语境支持,并提出当前数字出版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从“媒介关系”到“符号关系”再到“人与人联结关系”的重心转移,应以“数字出版3.0”为新的起点展开出版学科基础理论探索,推进出版学科顶层设计。     

童书出版依然“黄金”——2011年中国童书出版述评

本文以业界有人预言童书出版的“黄金时代”即将过去、童书出版的“白银时代”即将到来这一“预判”作为述评的开头,以2011年童书出版的业界表现和翔实数字作为依据,从童书品牌、童书原创、童书版权贸易、童书跨媒跨界出版、童书行业竞争等5个方面,进行了眼光独到的分析和解读,指出童书出版“白银时代”即将到来是一个“误判”.并提出了自己的预判: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进程中,我国的童书出版任重道远,虽然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我国的童书出版一定会延续快速发展的“美丽童话”,一定会进入含金量更高的“黄金时代”,大踏步地向童书出版强国迈进.     

主题出版意识形态功能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已成为其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被持续关注的关键问题。文章将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拆解为“解读”与“塑造”两个层面:首先,主题出版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可以被看作是其出版活动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解读”。其次,主题出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从本质上来说是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即主题出版在个体意识与社会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由此形成了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后,为提升主题出版意识形态功能实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分别从政策、价值和意蕴三个层面入手,提出主题出版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路径。     

关于出版概念

近年来,我国编辑学界认为“编辑与出版并无必然联系”的人已见减少,同意编辑活动是出版业或传播业中的一种专业活动的学者日渐增多。不过,何谓出版这早已存在的分歧,却又在京、沪两地的刊物上公开争论起来。编辑概念与出版概念或许将长期困扰中国学术界,尚难说这是幸抑或不幸。笔者曾数次撰文谈编辑概念,此文则谈出版概念。 日常用语中的“出版”含义并非科学概念 日常用语中出版一词的含义,经常是指书籍的印刷制作。比如,出版社中设立的“出版部”或“出版科”,其职责就是管理文稿在编好以后所需印刷制作方面的工作。再如,一些名称是“出版学校”,实际上只有印刷专业或者再加校对专业。然而,现在所有的印刷机构还是称其为“印刷厂”,不称其为“出版厂”。再进一步看,最近十来年的各地以出版命名的科研机构如“出版研究所”等,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印刷,更注意编辑和发行,最近十多年各省市新编的《出版志》,其内容并不限于印刷,同时还包括编辑和发行等。因此读者不难发现,上面所说“出版部”、“出版科”、“出版学校”中“出版”一词的含义,与“出版研究所”、《出版志》中“出版”一词的含义,两者并不一致,甚至是差别相当大。前者仅指书籍的印刷制作,后者则包括编辑、印刷、发行三方面。     

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开发策略分析

选题开发是主题出版活动的灵魂,决定着主题出版工作的方向。文章通过梳理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重点图书·主题出版规划”和教育部“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三大项目中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入选情况,分析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开发策略,以提升选题质量,推动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发展。     

国际合作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在全球出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国际合作出版亟须大批具有语言优势、媒介素养、公关特长、国际视野、融合思维和学习能力的高端人才。政府为国际合作出版人才培养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业界和学界基于“市场化”“国际化”分别形成了“自培养模式”和“多元联合培养模式”;具有一定国际合作出版天赋的个人则要抓住机遇,强化专业训练,在国际合作出版的大潮中成长为领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