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残疾人心暖残疾人

我是一位肢残人,先天性左手左脚残疾,行动不 便,我爱人也是一位肢残人,自幼得了小儿麻痹症,行动和我差不了多少,平时,我把家里买菜、扫地、擦窗等活全包了下来。我热爱新闻事业,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在当“业余记者”的２０年时间里,我写了１２００多篇稿件,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写残疾人的,有人戏称我成了写残疾人的“专业户”。 从我爱人写起 记得我第一次采写残疾人报道是从我爱人开始的。我爱人因小儿麻痹症致使双腿残疾。１９６５年,她初中毕业,因残疾高中不能考,招工单位也不要。这时,母校的老校长念她是位出色的学生团干…     

从孙晋芳的苦衷谈起

“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你们谈,对任何记者我都是这个态度!”这是已经退役的排坛名将孙晋芳对前去采访的某报记者说的话。孙晋芳对记者何以如此反感呢?原来她有难言的苦衷。某杂志曾发表一篇题为《孙晋芳印象》的专访,还配发了照片。可笑的是,照片上说明是孙晋芳爱人的江伟光,实际却是一位她根本不认识的摩登青年。有家小报,还把孙晋芳去年八月生女儿,说成是他们夫妇的精心安排。这不仅使孙晋芳夫妇感到哭笑不得,连读     

记者为何惹人怕?

前国家女排队长孙晋芳,对兴冲冲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你们谈,对任何记者我都是这个态度。”当记者转而请她谈谈“为何怕记者”时,她却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这篇文章登在3月26日的山东体育报上,     

与名人交朋友

我当记者的时间不太长,在我的记者生活中,我以写名人通讯与专访多。这是因为工作需要,我在《中外电视》(香港)编委会当记者,我不久前又应聘担任《作家与企业家》杂志记者。推荐我担任《作家与企业家》杂志记者是我国著名的女作家,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茹志鹃老师。在她的举荐下,《作家与企业家》总编周介人聘我为记者。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     

记者为何惹人怕?

前国家女排队长孙晋芳,对兴冲冲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你们谈,对任何记者我都是这个态度。”当记者转而请她谈谈“为何怕记者”时,她却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这篇文章登在3月26日的山东体育报上,很值得新闻工作者、特别是体育记者一读。     

青春无怨

数次以会议新闻获全国好新闻奖,使新华社女记者郭玲春出了名.同行们甚至戏称她为“会议记者”。当记者,郭玲春是“半路出家”。1971年底,郭玲春抱着“一切服从竞安排”的信念,和爱人于胜——一个靠勤奋从东北的“夹皮沟”苦斗出来的大学生,双双离开文化部调进了新华社。在编辑岗位上,郭玲春默默地为人作嫁衣裳,一干就是十年。要不是利用回沪探父母的机会偶尔采写的     

也说记者的两难

编本报内刊《纸上谈兵》已有年余,说实话我很喜欢这张小小的业务交流刊物,当编辑记者在此吐露他(她)在工作中的胸臆时,我为他(她)们的喜悦而喜悦,为他(她)们的苦恼而苦恼。新记者李宁源提出了“记者是否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的问题,这个问号久久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为了采访     

你在我家——写给《中国记者》

我同《中国记者》这位老师相识,还是在她创刊之初。1986年底,当我从《新闻业务》上看到次年三刊合一的《中国记者》创刊的消息,立即对她的内容介绍产生了兴趣,当即决定自费订阅,把这位不见面的“家庭教师”请进门。 《中国记者》就这样闯入了我的生活。她品位高,质量好,内容丰富且又图文并茂,深深地抓住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就连我正在读小学的女儿也受到感染。她和我“约法三章”,每期的《中国记者》一到,必须拿回家让她先睹为快。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宝贝般珍藏的几本《中国记者》竟不翼而飞了,火冒三丈叫来女儿:“你说说,我那些书都哪去了?”她也不示弱:“不就是几本书嘛,还值得你发火,你看完了,借给我的同学看看还不行?”啊,原来如此！没想到《中国记者》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把孩子们也抓住了！我真为她高兴,提笔写成一篇文章:《愿<中国记者>培育出一代又一     

青春无怨

数次以会议新闻获全国好新闻奖,使新华社女记者郭玲春出了名,同行们甚至戏称她为“会议记者”。当记者,郭玲春是“半路出家”。 1971年底,郭玲春抱着“一切服从党安排”的信念,和爱人于胜——一个靠勤奋从东北的“夹皮沟”苦斗出来的大学生。双双离开文化部调进了新华社。在编辑岗位上,郭玲春默默地为人作嫁衣裳,一千就是十年。要不是利用回沪探父母的机会偶尔采写的《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等几篇随意之作,引起了爱才的领导注意的话,她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名气了。 1982年,郭玲春被派作记者。只是没想到,她这位记者被那“精致得如同圣诞卡的请柬或草草印就的一纸通知,‘裹挟’进各式大小会场之中”,成了在会海里沉浮的“会议记者”。日复一日,她自嘲成了“喜剧     

两会“新闻大战”:真实的硝烟

今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前一天,著名主持人倪萍委员在报到点被记者围住.当记者们问她今年的提案时,倪萍摆摆手,大步流星地走向门口.“不说,不说,你们总是歪曲我的意思!”经过了去年的“中国脊梁”风波,倪萍面对记者再也不敢“滔滔不绝”,她表示:“我今年就是要当哑巴.”     

好党员刘衡

“我象回到大地的安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前夕,人民日报社党委会和编委会要求各支部评选出一批好党员。在记者部的会上,大家一致推选刘衡同志。人民日报记者部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重建的,四十多个记者中,既有新闻界熟知的老记者,也有写过不少好新闻的中年记者,还有一部分年轻力壮的记者。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推选刘衡同志为好党员呢? 1979年,刘衡同志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她向党组织提出:“回到记者部,重新当记者”。当时,有些同志有顾虑。因为她已经57岁,超过了女干部退休的年龄,坐坐办公室还可以,当记者下去采访很辛苦,耽心她不能再四处奔波了。从1957年开始,她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     

居贫安乐自知

母亲曾说,她小时候有两个理想:一是当医生,二是当记者。如今,我实现了母亲不曾实现的两个愿望,先是作了医生,后来又成了记者。虽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小小的地方报记者,十数年下来,个中滋味也似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遍矣! 才当记者,最大的感受是“角色转变”。作医生人求我,走到哪里都是笑脸相迎,当记者则是我求人,陪着笑脸跟人要讲稿、要总结、要典型材料,几次三番请人谈点什么,写完稿又要请领导审稿,望着精心炮制的文章被改得一片狼籍,还得耐着性子再抄一遍。偶而有大的活动,各级大报记者蜂拥而至,     

陈肖霞的苦衷

在中国跳水队赴羊城集训期间,我遇见了曾三次被评为全国最佳运动员的陈肖霞同志。在交谈中,当我们谈到有记者议论某些著名运动员架子大、对记者爱理不理、使采访很难进行时,谁知陈肖霞也是满腹苦衷。她说,我们取得成绩离不开报刊和记者们的支持,我很感谢记者对我的关心、帮助。但是,有些记者光想着自己工作方便和使文章如何精彩,在采访中或者在写报道时,给我出了一些难     

怀念熙修大姐

对浦熙修这位大姐,我无法忘却。当年我在新民报作记者,她是采访主任。她真像一位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一样对待我。她从政治上关心我,不断提高我的认识,鼓励我前进,告诫我“当新闻记者就得学学司马迁,就得更好的学学鲁迅”。她在工作上督促我帮助我,常为我删掉那些不讲策略,不顾后果的辞句。她平易近人,真诚坦率,和蔼可亲;而我也的     

访日本著名女记者下村满子

朝日新闻编辑委员下村满子是日本唯一获得波恩——上田记念国际记者奖的女记者。她长于专访,以世界为舞台,访问过许多著名人物。其中有美国原总统卡持、未来学学者托夫勒、“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好来坞女演员摩那哥王后格雷丝·凯利。1978年采访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桀骜不逊的法拉奇向她倾诉了失去爱人的巨大悲痛,讲了自己的生死观,足足谈了两天。有人说,法拉奇的专访风格是“挑衅型”的,而下村满子则是“太阳型”的。她总是给人以安心感,让人在温和的气氛中敞开心扉。我在《国际新闻界》上读过下村的文章。她把访问比作敲鼓,认为敲出的声音不好,是敲击者力最不够,方法不对,而不能责怪鼓坏。这番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     

我的“三多法”

许多通讯员,特别是新手,经常为没什么可写而苦恼,如何消除苦恼?我的做法有三: 一、多听。别人交谈时,留心听取可写的东西。他人说出了新观点、新思想,可写言论稿,新人新事可写新闻稿。一次在俱乐部开大会,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家属在谈话中说:“赵富山的爱人,别看人家是后娘,对孩子比亲妈还亲。我们与她住了十来年邻居,她要不说,我们谁也不知她是孩子们的继母……”赵富山和我经常打交道,我也从来不知道他爱人是孩子们的继母。后来我采访了赵富     

难拒温柔

先做记者,三年后成为母亲。光阴如梭,昔日襁褓中的女婴如今已挎着书包走进学堂。而我,仍然在黄土高坡、戈壁大漠一带圆着一个好记者之梦。当年那种技一袭长发、潇洒当一把记者的劲头已被另一种更实在的情感所替代。 我第一次离开女儿外出,是她8个月大的时候。丈夫抱着她到火车站为我送行。列车将启动时,丈夫托起女儿一只小手朝我晃动:“快,祝妈妈一路平安,愿妈妈早点回家！”望着女儿清澈纯真的大眼睛,想到她离开车站即被送去长托,我再也沉不住气了,猛然折身离开窗口跑向厕所,让列车启动的轰鸣遮住我的呜咽。从此,我知道自己事业     

新闻一种心灵的追求

在我办公桌上,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凝视她的艳红,体验她的庄重,感受她赋予我的责任,于是,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我书写我的新闻篇目,人生日记。我是从企业进入新闻圈的。在这以前,我下过乡,读了大学。当一名人民的记者是我早就有的梦想。我曾不止一次地捧着“学生证”或“工作证”说过：学生证、工作证,什么时候变成一张记者证？！此事成了亲朋好友至今仍在提起的一段往事。幸运的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真的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而神圣的殿堂。1983年初,我成了一名地市报的记者,开始用笔代步冲刺人生目标。17年中,我写了…     

在美国当记者好辛苦

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徐敏子，原是我在《文汇报》工作时的同事。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去了美国旧金山，并在一家中文报——《世界日报》当记者。二十多年的海外记者生涯，养成了她“撰文、摄影-肩挑”的采访特色，获奖多多，在当地华人圈子里很有知名度。     

目标——记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樊云芳

26年前,还在大学读书的她曾含着眼泪,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篇震撼了一代人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心中涌动着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当一个记者,写这样的作品! 26年后,她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从《焦裕禄》作者穆青手中,接过了沉甸甸的“范长江新闻奖”奖杯,成了40万新闻大军中的9名幸运者之一。26年弹指一挥间。多少酸甜苦辣凝成深深的足迹。她的名字列入了中国名记者的行列:樊云芳。破碎的记者梦樊云芳并非是幸运儿。复旦大学毕业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如火如荼的年代,这位上海姑娘被命运的巨澜冲到当年杨家将征战的古战场——山西雁北。当她和未婚夫、同班同学丁炳昌相依相偎来到荒凉的塞北时,心情极为沉重。上大学时一心想当记者的她,此时却心酸地想起曾有过的记者梦:一个美丽的梦,一个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