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修律对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影响

修律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政是清末统治者为挽救苟延残喘的政权而采取的应时之策,带有明显的反动性;但同时不可否认,它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修律也是如此,它是为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具有它的反动性;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变革,引进了一些近代法律思想和原则,推动了中国法制的巨大进步．促进了中国近代法制的转型。     

清末修律的动因考察及反思

清末修律是传统法制向近代法制转型时一个重要的环节。它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内在动因,也有外在动因。本文对影响当时修律的各种因素予以考察,分析各种力量的作用。同时指出在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的时候,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背离是这次修律失败的重要原因。     

清末变法修律的历史思考

清末变法修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活动。实证表明，清末变法修律虽然是我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它毕竟是一次不成功的法律移植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对我国法律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试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起点与特点

本文就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起点提出新的见解,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法律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律制度转型.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道路开始起步.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末的立宪修律形成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新阶段.伴随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中国的近代法制却始终没有走上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轨道.     

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确立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最杰出的法学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以清末修律为契机，对中国法律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他潜心研究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舍弃当时在各个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法，以日本为跳板，采择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使中国法制迈向了近代化的轨道。这一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其大方向是正确的。清末的法律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法律落后的现状，而且决定了中国此后法律发展的方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     

伍廷芳在清末修律中的主要贡献

伍廷芳是晚清时代系统接受西方现代法学教育并取得律师资格的第一人。同时,他又长期在清廷任职,官至二品大员。在"清末新政"中,他被清廷任命为修律大臣,直接参与了推动中国法律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修律运动",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近代化背景下的律学教育——以《大清律讲义》为视角

在清末法制改革的背景下,为培养法科人才,佐理新政,修律大臣奏请设立了法科学校,“大清律例”为这些学校开设的课程之一。身兼律学馆、大理院讲习所、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四处讲习的吉同钧以笔代舌,作《大清律讲义》,以备教学之用,并付梓印行,广为流传。从该讲义的内容,我们可窥探法制近代化背景下,律学教育秉承法制改革、培养实用人才的宗旨,一方面继承传统注释律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西方法制文明的成果。     

礼法之争中的沈家本法理思想

清末修律是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几十年之后,作为晚清新政的一项内容开始的。20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决定了晚清修律比以往修律更加实质,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晚清修律历时不到10年,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和修律主持人沈家本的思想和活动是分不开的。     

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市政机构的萌生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近代市政机构,近代化的市政机构是夹杂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涌入中国的,它同时具有先进性和侵略性.在清末新政前中国自主意义的市政机构已经开始零星地出现,而清末新政中警政、自开商埠和地方自治的实施推动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市政机构的大规模出现.     

沈家本:中国近代比较法学的开拓者

沈家本开近代中国中西法律横向比较的先河,他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沿革得失的认真考察,通过与西方法律的综合比较,得出中西法律可以互补的真知灼见,他在主持清末修律时“会通中西”,翻译和引进西方的部门法学,主张效法西方的法治,改良清朝的司法制度,使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开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沈家本都不愧是中国近代比较法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劳乃宣与清末修律述论

劳乃宣是晚清时期的著名学者之一,虽然在地方为官20余年无显赫政绩,但在清末却参与了新政的修律改革。在修律的过程中,劳乃宣积极参言,提出了自己的修律见解和主张,并对中国的法律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极富远见的建议。虽然身处社会转型时期,其思想不无矛盾之处,但其法律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伍廷芳与中国审判制度近代化

伍廷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他在清末新政时任修律大臣,提出审判方式、审判内容的改革,主张设立陪审制、律师制,积极从事诉讼法的制定,为中国审判制度近代化的启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民国建立后,他提出审判独立、文明审判,并努力实践和维护之,推动了中国审判制度近代化进程.     

伍廷芳与中国审判制度近代化

伍廷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他在清末新政时任修律大臣,提出审判方式、审判内容的改革,主张设立陪审制、律师制,积极从事诉讼法的制定,为中国审判制度近代化的启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民国建立后,他提出审判独立、文明审判,并努力实践和维护之,推动了中国审判制度近代化进程.     

中国近代晚清政府的三次“新政”

19世纪后期,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晚清政府为了挽救其专制统治先后进行了同光新政(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三次新政主观动机上都不同程度带有一定落后性,但不能排除其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同时,其多重性、复杂性及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一致性,     

清末新政的新式学堂与教育近代化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挽救垂危统治采取的应急举措，在新政期间，随教育改革推行，涌现出大批新式学堂，新式学堂从办学宗旨，教学对象，学习内容，办学模式等各方面都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新政促进了新式学堂大量涌现，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     

张之洞与清末法律近代化

在中国法律史学术领域与高校教材中，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张之洞是清末变法修律的反对派。本则提出，是张之洞率先倡导变法修律并举荐修律大臣，其变法修律主张初步体现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时代趋向，其与沈家本之间的争论属于渐进还是激进之争，因此张之洞乃是清末法律近代化的促进派，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清末新政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章以清末三次变革中规模最巨，影响最大的清末新政为主题，在近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认为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社会以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新旧转换为载体的近代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它是由洋务派官僚和维新派人士共同参加的，具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变法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章中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近代中国社会工业化历史，政治，法律制度以及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等许多重大历史问题。     

清末狱制改革探析——以《青岛监狱报告》为例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并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法制改革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中国,了解西方近代狱制,进而制定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狱制并加以实践,既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走向世界,学习西学的结果,也是清末法律改革的成就。由时任青岛监狱典狱长邱炳煃编写的《青岛监狱报告》（第二次日占时期）,通过对近代新式监狱的狱务行政、管理、作业、经费等情况的介绍,特别是对监狱的人文化管理,如改善生活环境、对亲属接见、书信收发等制度的详解,反映了清末狱制、法制的近代化以及社会的进步。     

清末修律始末及其评价——从法律移植的视角观察

清末修律是在外力因素的推动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和救亡图存为主要目的一个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过程,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在沈家本的带领下,修订法律馆制定了大量的近代新式法律,但是遭到了礼教派的猛烈攻击,双方的争论焦点是如初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是为“礼法之争”。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生长于一定的文化、经济土壤,它应当是社会中一种比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贸然的法律移植因为缺乏风俗习惯的支持而难以实施,从这个角度看,清末修律的失败是必然。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应该吸取这一历史教训,立足本国实际,解决现实问题,在实践成熟的基础上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