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小说别样风景——须一瓜小说浅谈

文本从多重视角和独特叙事方式两方面来探讨须一瓜作品。她的作品通过她在简单故事中进行复杂叙事,从道德、人性层面及对社会现象的普遍关注等多视角来探讨生活,关注人性。较之九十年代的都市小说,须一瓜的作品更加富有深度,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及其在叙事方式上的突破,为都市小说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表现出别一样景观。     

理性裹挟下的“欲望”书写——解读丁玲“左联”时期小说中的裂隙

"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几乎都带有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她的"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与恋爱无关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和表现工农大众题材的小说中,丁玲依循革命叙事模式,在理性层面人为地建构起一个"革命"叙事的框架;在潜意识层面却不自觉地保留着固有的个性化立场,并在"革命"叙事的过程中不时插入自己的个性话语,从而导致了文本的叙事结构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探析“红色经典”小说的“怨恨”叙事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虽然大多是讲述革命起源的故事,但在规定的意识形态内,从小说文本里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革命叙事,也不仅仅是英雄叙事,还有潜隐在文本话语体系里的“怨恨”叙事。这种怨恨叙事主要通过革命群众对苦难的回忆,对压迫的控诉,以及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的。     

多丽丝·莱辛小说文本的叙事形式

多丽丝·莱辛不断对小说叙事范式进行突破。探索如何用小说传达她感受到的独特现实境遇,如何用语言最大限度表达真实,这些探索可概括为真实和虚构、语言和表达、形式和内容三个方面。代表了莱辛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叙事范式的观察评判。她认为小说叙事需在再现现实和文本建构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根据内容适配最贴近的文本表达形式,不必受固定叙事范式束缚。     

以爱情作铺垫来完成革命叙事--解读小说《江山》

爱情始终是小说《江山》不可或缺的叙述内容，她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伴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深入，成为人物矛盾冲突的生命力与价值意义所在，为小说的革命叙事服务。小说从头至终结，爱情蕴育了文本强大的生命精神和道德力量。     

冷漠的旁观者--张爱玲小说叙事模式一瞥

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方式不同于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她总是以旁观者的冷漠来审视她笔下的人物,即始终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写作.这种旁观的姿态是由于作家采取了一定的叙事策略、技巧,使自己与文本保持了适当的距离来获得的,这种叙事策略更是叙述者在文本中的身份和位置--隐身叙事者.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     

论《色戒》的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的差异

由于影像叙事与文学叙事的不同,使<色戒>的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同中存异.首先,在小说文本中,叙事上有着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性,表现了王佳芝意识中个人话语与革命话语的冲突,而电影将王佳芝的内心冲突外化为几条故事线索.其次,电影用色艺术与小说文本用词风格的差异.电影采用了深栗色基调,辅捉到了沪、港都市的高雅之气,但也丧失了小说用词风格的丰富与华丽.在用色特点上,<色戒>不同于张艺谋等商业大片的用色风格,接近于中国早期表现"小城镇"文化景现的电影,同时具有当代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用色风格.     

当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叙事革命——以余华、格非的创作为视角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当代小说开始了新的叙事革命——对传统叙事语言进行颠覆和消解。通过对余华和格非的作品文本进行解读,可以将先锋小说作家改变叙事模式的尝试概括为三大方面：将叙事的时间和感觉开放化;消解语言能指和所指的界限,实现l临界叙述;在文本中设置空缺和重复,对“存在”提出本源性的怀疑。     

从叙事学角度看张恨水章回小说的现代转型

在学习和借鉴"五四"新小说以及西方小说创作技法的基础上,张恨水在其小说文本的叙事中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显著特征.他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三个方面均对传统章回小说做出了富有现代性的改造.相对传统小说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全知全能叙事,张恨水小说的主要叙事特征表现在以"人物"为结构中心的限知叙事,及其文本的缓慢叙事和多变的叙事顺序上.     

艺术的艰难突围与政治意识的无奈选择——丁玲《夜》的再解读

《夜》的主人公何华明面对个人欲望与革命理性的冲突时,在革命话语权的控制之下,个人欲望让位于革命理性。这在更深层次上是作家创作中艺术的艰难突围与政治意识的无奈选择,同时也体现了文学艺术与革命话语权之间的冲突。     

从丁玲的人生道路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作为20-30年代作家的丁玲具有五四文化精神和革命情结。前者主导着丁玲的创作,后者推动着她投入革命。在陕北,丁玲在五四文化精神指导下进行创作,没有按照领导人的要求转变为一名宣传战士,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评。此后,丁玲端正态度,创作出被领导人认可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受到表扬。50年代,由于丁玲的个性突出再度受整。80年代,丁玲缺乏对历史进行反思。丁玲的人生道路可以说演绎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与政治的关系。     

批评与建构--1940年丁玲创作理路探寻

丁玲的创作在1940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弘扬革命的主旋律转向对革命的善意批评。她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对革命内部存在的阴暗面进行了揭露:知识分子问题,革命女性问题,社会组织问题。丁玲创作的转变自有其内在的思想欲求,她的经历、个性,所受教育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延安宽松的文化氛围,鲁迅精神的倡导等是影响她创作变化的主要原因。     

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张洁小说

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视角，纵观张洁的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存在着一些局限：身体的缺席，理想／世俗女性形象的二元对立；对革命与政治等主流话语的牵强附和，这些集中表现出张洁女性主体意识的匮乏。二者存在的潜在原因，除了时代共名，革命对个人身体欲望的清教徒式的拒绝，传统文化中性意识的罪感之外，还有张洁基于个人经历的恋父情结。     

奥斯丁小说:一次叙事的革命

奥斯丁小说的崛起,本质上是一次叙事革命,改变了传统的历史叙事建构。奥斯丁小说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题材开口小,偏爱凡人小事,既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又能于平凡处见真知;题材的特殊处理,使故事的发展绕过所有人的意料,又恰在情理之中;题材的选择与处理,取决于创作者对生活的态度。这三点构成了小说叙事革命的主要内容。     

"文革"记忆与残雪创作

作家的创作离不开自己的记忆库,而早期记忆更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残雪的童年正处于"文革"时期,在"文革"中她的家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使她经历了一个不幸的童年.众多的批评家从残雪的作品中找出了他们关于那个时代的共同记忆,而残雪在书写这种记忆的同时,也在对"文革"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在<思想汇报>中,她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由于受压追而思想发生严重异化的人.透过这个人的言行,我们可以感受到"文革"给人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伤害.     

谈秋瑾女性话语的嬗变

以东渡日本参加革命为界限,秋瑾的女性话语可分为两个时期：东渡前,秋瑾是“名门闺秀”,她的女性话语特征表现为“风花雪月、闲愁离恨”;东渡后,秋瑾参加了革命,她成为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浙江分会的领导人,她的女性话语则表现为五个特征：对清廷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揭露：表达她救国的雄心壮志;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宣传男女平权;表现她国事第一的崇高品质。在新生代女作家正从事“身体写作”的今天,我们重提秋瑾,具有积极意义。     

启蒙：“革命”哲学品格的实践——丁玲1940—1942年思想与创作研究

本文从启蒙与“革命”哲学的关系视角探讨了丁玲1940-1942年间的思想与创作,分别从启蒙认同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革命”哲学的内涵与品格及其丁玲的文学实践等方面,阐释了丁玲的文学启蒙乃是一种“革命”哲学品格的实践。     

丁玲延安时期作品的浪漫主义情结

有人说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都是描写残酷的敌我战争的现实主义作品,经历生活的重重变故和苦难,她已经是一位现实主义革命作家。但是,一个作家的经历固然重要,而性格,才是决定作品具有独特的作家自我风格的要素。丁玲就是一个乐观浪漫的人,她延安时期的作品,虽然是描写革命,但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她的浪漫主义情结,尽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她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性格进行创作,但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都有其浪漫主义性格的渗透。     

寻找女性主义的声音——解读《色戒》中王佳芝形象

张爱玲在《惘然记》的卷首语中说,《色戒》这个小故事曾让她震动。可以说《色戒》是张爱玲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在作品里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忽略了革命与女性的关系,关注的是女性个体及其生存环境。本文将以文中王佳芝为分析对象,探讨女性的生命缺陷,社会舆论道德对女性的压迫,以及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工具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