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率的空间交互效应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建立了包含空间交互项的动态人口增长模型,通过设定不变权重和时变权重矩阵构建动态空间自回归面板模型,分析我国人口增长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增长率具有协同效应、惯性效应和挤出效应;城镇人口比例、受教育程度、人口老龄化比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犯罪率与人口增长率负相关,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例、农村人口与人口增长率正相关;OLS方法低估了各影响因素的大小;相比于不变权重,时变权重能更好地刻画各影响因素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程度,而忽略时变权重的内生性会导致参数估计的偏误。     

知识产权、农业开放性对品种创新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2000-2015年植物新品种创新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区域品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农业开放性程度指标,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借助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与农业开放性对区域品种创新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农业开放性对区域品种创新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两者的交互项则存在抑制性效应。进一步分区域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农业开放性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对不同区域品种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其中,东北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品种创新具有一定阻碍作用,农业开放度及交互项的消极影响不显著;华东地区农业开放性相较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且交互项的抑制作用也较为明显;华中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与农业开放性及其两者交互项的影响效应均不显著。据此,从知识产权保护及农业开放性的角度给出提升区域品种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城市规模、结构与环境污染

以中国2003~2013年284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城市规模、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并以城市人口规模为门槛变量检验城市结构对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城市规模、结构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作用且存在区域差异,第二产业比重与环境污染呈现双门槛效应。     

1990年-2008年中国化学工业碳排放脱钩和反弹效应研究

运用IPCC推荐的二氧化碳计算方法推算1990年-2008年间中国化学工业的CO2排放量,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构建基于脱钩理论的OECD和Tapio脱钩分析模型,研究中国化学工业1990年-2008年工业增长与CO2排放的脱钩关系及程度,分析了二者脱钩发展的时间演变趋势,并运用完全分解模型对中国化工行业经济增长中的碳排放反弹效应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990年-2008年间中国化工产值增长与其CO2排放之间处于相对脱钩或弱脱钩状态;影响中国化学工业CO2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规模效应,并且其作用大于技术提高所带来的CO2排放量减少的影响.     

基于LMDI模型的三江源地区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IPCC碳排放测算方法,通过"自下而上"的交通碳排放计算方式,测算2008—2017年三江源地区交通碳排放总量。采用LMDI法,从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经济产出效应、人口规模效应等对三江源地区交通碳排放进行因素分析,表明从平均贡献率来看经济产出效应最为显著,从变化趋势来看能源结构效应已逐渐替代人口规模效应成为影响三江源地区交通碳排放的主要因素。     

中国水环境容量紧缺度与区域功能的相互作用

水环境容量是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功能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分析我国各地区水环境容量空间分布及其紧缺度的基础上,揭示水环境容量紧缺度指数与区域功能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中国水环境容量合理利用和区域功能发展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水环境容量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递减的态势;②各省（市）水环境容量紧缺度差异明显,除天津、上海、宁夏等少数省市水环境容量高度紧缺外,其余省（市）均有水环境容量剩余;③区域社会、经济功能的众多因子与区域水环境容量紧缺度之间存在极显著或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区域社会、经济功能随其水环境容量增加而增强,但社会、经济功能增强的同时,随之增加的生活和工业耗水量、工业废水排放量、污染物排放量会降低区域生态功能和水环境容量,增加其水环境容量紧缺度。     

环境规制、水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基于Tapio脱钩弹性的分解

在Tapio脱钩弹性的基础上引入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耗水量2个中间变量,把脱钩弹性系数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以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水环境压力指标,分析1991—2013年我国水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脱钩弹性的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变化幅度较大,呈现出扩张负脱钩—弱脱钩—强脱钩的趋势;结构效应和综合脱钩弹性系数的变化方向基本一致,大致都呈现出强脱钩—弱脱钩—强脱钩的趋势。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以工业污染治理废水完成投资额作为环境规制指标,分析各分解效应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程度,发现技术效应对环境规制影响不显著,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影响显著。     

已吸收冗余、政治关系与研发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研发投资是企业发展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资源观,运用233家上市公司2007年-2011年为样本的面板数据,研究可吸收冗余、政治关系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F检验表明该回归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在此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已吸收冗余与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呈倒U型关系,政治关系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政治关系强度进一步增强已吸收冗余与研发投资强度的倒U型关系。本研究拓展了研发投资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有实践指导价值。     

进入与创新行为的动态演化:基于APC模型的分解

使用中国制造企业微观数据,首次对企业所处不同年龄阶段与创新的动态演化关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通过APC模型将年龄因素划分为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后发现:首先,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行为并不存在纯粹的年龄效应,相反,在大部分时间内,成立年限越长的企业的创新激励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其次,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行为存在明显的代际效应,代际越新的企业的创新激励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最后,在不同的行业类型和所有制类型中,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创新行为的年龄效应演化趋势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代际效应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基于LMDI模型的中国主要大气污染物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挖掘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和污染治理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LMDI分解模型,对全国和30个省份2000-2010年间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进行因素分解,并通过构建四象限法评价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三方面分析治理投资等因素对SO2去除量的贡献。研究结果显示:在影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五个因素中,大气污染物末端治理措施、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对SO2、烟尘的排放量变化率呈现负向效应,尤其是末端治理措施负向效应最大,"十五"时期和"十一五"时期,其对SO2排放量变化的贡献度均值由-10.4%变为-49.9%、对烟尘的贡献度由-60.7%变为-73.7%,而经济规模和煤炭污染强度呈现正向效应,经济规模贡献度高达50%以上,但呈下降趋势。针对SO2去除量变化率的分解结果显示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由规模和结构拉动型转为技术和规模拉动型,各省间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差别较大、规模效应差异小。     

社会互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

改善农村环境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调动农村居民个体参与意愿是提升农村环境整体治理水平的有力抓手.本文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通过构建Manski互动效应模型和递归双变量Probit(RBP)模型,实证检验社会互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旨在为推动农村...     

欠发达地区低碳经济影响因素动态冲击效应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基于kaya恒等式并结合LMDI分解法确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是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用VAR模型分析甘肃省1989-2011年间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动态冲击效应,研究发现,二氧化碳排放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水平之间存在稳定的动态影响关系。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变化主要对二氧化碳排放表现为正向冲击效应;能源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冲击效应趋向平稳,但能源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冲击方向不明朗;能源强度总体上表现为稳定的负向冲击效应。短期内二氧化碳排放自身和能源结构的方差贡献率较大,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方差贡献率最大。     

中国人口发展对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人口发展是影响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而生活用能作为终端能源消费对总能源的消费结构、供求关系和节能减排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中国1997-2010年30个省份的动态及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人口发展与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均消费水平成为导致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和碳排放升高主要的影响因子,而提高电力使用百分比和城镇化率抑制其增长。老龄化率及家庭规模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影响有着不同的作用。     

碳循环与经济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在实践中尚未建立起以碳平衡为中心的考核评价体系,本文进一步论证建立这种考核评价体系的可行性。深入探讨碳"源"总量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碳排放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关系,碳排放分布反映了国家和区域的经济总量、结构、效率和人口等社会经济因素,并建议加强碳"源"/"汇"动态变化研究和监测。     

物质循环科学的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

人类活动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从自然界不断开采资源,并将其加工成各种产品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同时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因此,从宏观化学物质循环的角度来看,人类活动就是将地球表层物质不断进行时空转运和形态重构的过程.日益增强的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影响地球表层物质循环格局、过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驱动力,并引发区域性资源短缺和环境...     

广东20年工业废气排放治理变化及效果

分析1994年至2014年广东工业废气排放情况,并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和GDP的增长情况进行关联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废气排放总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持续增加,但其中的主要有害化学物质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相对比例却在减少;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增长率低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和GDP的增长率,而且第二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每亿元工业废气排放量呈减少趋势。这充分证明政府制定的污染物减排的管理措施持续有效,企业减排能力逐步提高。还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监督,加大脱硫脱氮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鄱阳湖流域经济增长与氮磷排放关系

水体富营养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研究经济增长与水体富营养化的关系对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水环境保护的目标具有重要的决策支持价值。本文以鄱阳湖流域为案例区,利用1978年-2008年人均GDP与鄱阳湖水体中总氮（TN）、总磷（TP）数据,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回归模型,分析了鄱阳湖水体TN、TP浓度随人均GDP增长的变化趋势及原因。研究表明,鄱阳湖流域经济增长与氮磷排放的关系具有库兹涅斯曲线（EKC曲线）特征。鄱阳湖水体中TN、TP浓度随经济增长而增加或减少的变化转折点分别位于人均GDP为8600元／人、7400元／人（以1977年为基期计算）时。目前,由于产业结构优化、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与环境政策的影响,鄱阳湖流域的氮磷排放量已出现下降趋势,但为保持鄱阳湖水质的持续改善,鄱阳湖流域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控制氮磷排放,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收入增长与老龄化对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的影响

本文通过食物消费在收入增长、老龄化和水足迹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从收入增长与人口老龄化角度考察了中国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现状,并对其未来趋势进行预测,回答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是如何影响食物消费水资源需求的问题。基于10个城市2023个城市居民家庭7天记账式调研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随收入上升呈现递减式上升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由食物消费所带来的水资源供需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在2027年左右逐渐缓解并达到水资源需求的最高点。与收入增长作用相反,中国人口老龄化对食物消费水足迹有显著负影响,因此,认识并利用这一自然趋势,将十分有助于更加科学动态地应对水资源压力。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被忽视的居民在外饮食消费在城市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估计中占有显著地位,忽略在外消费量及其与在家食物消费结构上的差异都会造成对食物消费水需求的显著低估。     

家庭规模对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家庭规模是影响家庭消费的核心要素之一,已有文献仅从消费量角度考察家庭规模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忽视了家庭规模对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结构的影响。本文的逻辑是,家庭规模经济既影响消费水平又影响消费结构,不同消费品的碳排放系数不同,因此家庭规模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碳排放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研究发现：①不同消费品存在程度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家庭规模越大,人均消费越低;规模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单调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规模介于2~4人家庭的消费量受规模经济影响最显著;②家庭规模对各类消费品在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的影响不同,因此不同规模家庭具有不同消费结构,从而具有不同的碳排放水平和结构;③家庭规模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单调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基于上述结果,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人口变化趋势下,对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认识需要充分考量家庭规模因素,实施基于不同规模家庭的差异化消费政策,有利于引导能源合理消费,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