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户与非移民户的生计对比——以遗产旅游地武陵源为例

针对生态移民给搬迁农户所带来的生计影响,以遗产旅游地武陵源为例构建农户参与旅游业的生计可持续指标体系,对比分析武陵源移民户与非移民户旅游依赖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差异;通过构建多元Logit模型探讨移民户和非移民户生计资本各因素对旅游依赖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生态移民背景下移民户发展旅游更具生计资本上的优势,移民户和非移民户的人力资本均值分别为0.601和0.577;物质资本均值分别为0.488和0.442;金融资本均值分别为0.258和0.231;社会资本均值分别为0.469和0.393;②生态移民促使农户的生计策略更加多样化,但移民户的后期保障扶持措施不够深入,因而政府应加大对非移民户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促使其就业多样化,加强风险抵御能力;针对移民户,政府应完善生态移民安置政策,监督移民补贴的发放和移民政策的执行;③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移民户和非移民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越多的移民户越倾向于选择旅游专营型生计策略,物质资本越多的非移民户越倾向于选择生计多样型生计策略,其中金融资本对农户旅游依赖生计策略影响最为显著,但其持有量目前最低,因此要使农户实现效用最大化,首要任务是完善农户援助与信贷制度,提高其金融资本。     

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生态移民政策评估是多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而机理研究是其关键环节。本研究通过构建"生态移民政策→生计资本→收入"分析框架,以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选择形成型指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生态移民政策对收入的影响机理,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估算路径系数,测算生态移民政策对收入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验证生态移民政策影响收入作用机理的有效性。陕南和宁夏的生态移民分别是城镇化社区安置和新农村安置的典型,通过实证分析两地生态移民政策作用机理,针对关键生计资本提出优化措施,以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并长效促进收入提高。研究表明:两种类型的生态移民政策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收入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影响大小略有区别。陕南地区的生态移民政策通过社会资本改善农户收入的作用最强,人力资本次之,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小;宁夏地区的生态移民政策通过金融资本改善农户收入的作用最强,人力资本次之,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小,自然资本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总体而言,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进农户生计资本存量的积累,进而产生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流量。     

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生态移民政策评估是多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而机理研究是其关键环节。本研究通过构建“生态移民政策→生计资本→收入”分析框架,以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选择形成型指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生态移民政策对收入的影响机理,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估算路径系数,测算生态移民政策对收入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验证生态移民政策影响收入作用机理的有效性。陕南和宁夏的生态移民分别是城镇化社区安置和新农村安置的典型,通过实证分析两地生态移民政策作用机理,针对关键生计资本提出优化措施,以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并长效促进收入提高。研究表明：两种类型的生态移民政策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收入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影响大小略有区别。陕南地区的生态移民政策通过社会资本改善农户收入的作用最强,人力资本次之,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小;宁夏地区的生态移民政策通过金融资本改善农户收入的作用最强,人力资本次之,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小,自然资本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总体而言,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进农户生计资本存量的积累,进而产生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流量。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户的可持续生计及风险分析——基于凉山彝区812户贫困户的调查

基于凉山彝区812户农户的调查,分析脱贫户的生计资本及风险。结果发现:精准扶贫促进了脱贫户居住水平的提升,但其人力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等因素水平仍较低;部分脱贫户仍面临大病致贫、环境致贫、习俗支出致贫和市场冲击致贫等风险冲击。政府应重点对生计不稳定脱贫户实施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的追踪支持,同时不断加强村级公共服务建设、拓展非农生计策略,以提升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     

集中连片特困区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六盘山的微观实证分析

探讨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水平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428份农地转出户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对样本农户的生计策略进行分类,测算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集中连片特困区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大部分农地转出户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较小;(2)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分为"农业主导型"、"兼业型"和"务工主导型"三种类型;(3)劳动力数量、非正规渠道贷款金额是影响农地转出户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占比和能否获得无偿援助对农地转出户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影响较大;健康状况、家庭结构是农地转出户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

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对于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在依据问卷调查数据评估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现状的基础上,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剖析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金融资本指数最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居中,物质资本最低。当前研究区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2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纯农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最为显著,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兼型的影响最为显著,而金融资本对兼农型的影响最为显著;3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关键因子。就具体生计资本指标而言,家庭收入、领导能力、家庭整体劳动力、人均机械数量和人均水田面积等对由纯农型向农兼型生计策略转化起到促进作用;4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关键因子。就具体生计资本指标而言,人均纯收入、彩礼支出、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参与社区公共祭祀活动和人均旱地种植面积等对由纯农型向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化起到促进作用。     

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苹果种植户为例

土地是专业化农户最重要的生计资本,而地权不稳定抑制农地租赁市场培育,不利于刺激生产性投资,从而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因此,本文利用陕西和山东等2省6县762户专业化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新一轮农地确权改革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提高农业经营收入,降低非农工资性收入,促使农户生计策略倾向于农业型。与未确权户相比,确权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显著提高55.58%。在影响机制上,一方面,农地确权颁证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促进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的提升;另一方面,农地确权颁证通过显著改善农地可交易性和地权稳定性预期,激励生产性投资,从而引导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可得如下研究结论：改善农业经营者生计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改善农户土地要素可得性,鼓励农业长期投资,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而这依赖于以农地确权颁证为主要措施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创新实践地区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生计禀赋影响——苏州及成都的实证比较

以成都和苏州两个地区为实证,调查7个乡镇35个村的644户乡村家庭,采用典型相关模型分析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研究表明：①成都受访农户的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有相对优势、生计资产高于苏州农户,但苏州农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均较成都农户有优势。成都及苏州农户家庭的综合禀赋均与政策成效感知评价呈负相关关系,且苏州农户在政策满意度及政策激励其参与农田管护及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感知评价均高于成都农户;②从生计禀赋综合评价值看,非农经营户（0.3084）>兼业经营户（0.3013）>农业经营户（0.3008）,农业经营户的自然资本丰裕,非农经营户的金融资本较丰富。在补偿政策成效的评价值上,兼业经营户（0.1506）>非农经营户（0.1364）>农业经营户（0.1321）,且自然资本丰裕度正向提升非农及兼业农户的补偿政策满意度,人力资本负向影响农业经营户的农田管护激励性;③苏州农户感知政策效应的关键生计指标依次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则依次影响成都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及农业生产积极性。建议根据农户家庭的资源禀赋情况采取适宜措施,促进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效率改进及提升。     

创新实践地区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生计禀赋影响——苏州及成都的实证比较

以成都和苏州两个地区为实证,调查7个乡镇35个村的644户乡村家庭,采用典型相关模型分析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成都受访农户的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有相对优势、生计资产高于苏州农户,但苏州农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均较成都农户有优势。成都及苏州农户家庭的综合禀赋均与政策成效感知评价呈负相关关系,且苏州农户在政策满意度及政策激励其参与农田管护及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感知评价均高于成都农户;(2)从生计禀赋综合评价值看,非农经营户(0.3084)兼业经营户(0.3013)农业经营户(0.3008),农业经营户的自然资本丰裕,非农经营户的金融资本较丰富。在补偿政策成效的评价值上,兼业经营户(0.1506)非农经营户(0.1364)农业经营户(0.1321),且自然资本丰裕度正向提升非农及兼业农户的补偿政策满意度,人力资本负向影响农业经营户的农田管护激励性;(3)苏州农户感知政策效应的关键生计指标依次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则依次影响成都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及农业生产积极性。建议根据农户家庭的资源禀赋情况采取适宜措施,促进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效率改进及提升。     

生计资本对青藏高原东缘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及区域差异

基于参与式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四川省红原县及甘肃省天祝县纯牧区的158户藏族牧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基于调查资料,以可持续框架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不同区域的牧民生计资本和生计活动的特点及差异,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两县牧区牧民的生计资本都非常有限,且不均衡,总体上来说都呈现出自然资本丰富,物质资本转化难,人力、社会、金融资本偏低的特征;2两个牧区牧民生计活动多样化水平整体都不高,都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本,生计较为脆弱;3不同地区牧民生计资本和生计活动存在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红原牧区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显著高于天祝牧区,天祝牧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显著高于红原牧区;牧民生计多样性指数方面天祝地区显著高于红原牧区;4牧民生计资本显著影响着其所采取的生计活动,而不同牧区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具有相似性。     

农户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产品的旅游价值实现路径——以广东潮州单丛茶文化系统为例

【目的】本文旨在探索农业文化遗产地不同类型农户适合的生态产品旅游价值实现路径，以期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广东潮州单丛茶文化系统农户访谈数据，从农户视角构建了旅游价值转化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评价不同类型农户所持的资本情况，并进一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讨论不同类型农户所持资本之间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结果】(1)高山种茶区农户参与旅游的优势资本为经济资本和物质资本；低山种茶区F1农户参与旅游的优势资本为自然资本，低山种茶区F2农户参与旅游的优势资本为人力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2)不同类型农户所持的五大资本中，高山种茶区与低山种茶区农户之间经济资本和物质资本具有显著性差异。(3)高山种茶区与低山种茶区农户可进一步归纳为3种代表性茶类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类型：强经济资本-弱自然资本型、强自然资本-弱经济资本型和强人力资本-强社会文化资本型。从而针对性地提出3条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产品的旅游价值实现路径。【结论】旅游对于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增强遗产的传承利用具有重要作用。遗产地不同类型农户所持生计资本不同，可以通过不同资本组合实现生态产品的旅游...     

牧户响应三江源草地退化管理的行为选择机制研究——基于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

本文结合行为经济学理论及实证分析,探讨了三江源草地生态退化中牧户运用生计策略进行保护行为决策的框架,通过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牧户选择限制放牧、生态移民和产业移民等不同保护模式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年龄较大的、生计水平较低、较偏远的牧户被动地选择了机会损失和风险较小的限制放牧或生态移民方式,而年轻的、生计水平较高、离城市距离较近的牧户更愿意选择产业移民的生态保护方式;②三江源牧户是基于有限理性,而选择了福利损失相对较小的生态保护行为,这是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结果;③着眼于增加牧户选择的机会和促进牧户可替代生计的多样化,以期降低牧户选择生态保护行为响应后的各种风险,以及提高牧户面对风险的能力,并有效地补偿牧户选择生态保护后所遭受的福利损失,是促进牧户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及区域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的关键.     

陕南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脆弱性评估为易地扶贫搬迁在生计层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本研究通过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运用生计脆弱性指数衡量农户的生计脆弱度,探讨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及其维度的差异,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估计农户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和生计脆弱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调查区域工程移民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布不均,内部分化明显,生计脆弱度相对较高,而各种安置方式的农户群体之间均在生计上表现出一定的脆弱程度。高收入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为偏态分布,表现为相对低位均衡化。随着农户生计多样化程度的提升,从单一生计户到多种生计户,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均趋于升高,而两种生计户的生计脆弱度最低。风险冲击、信贷可能性和已搬迁时间以及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教育和对周围人信任度均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因素。针对项目区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差异和重要影响因素,提出降解生计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陕西南部生态移民减贫效应研究

陕西南部生态移民计划于2011—2020年实现240万人的移民搬迁,对其减贫效率进行定量评价,可为精准扶贫和移民减贫战略提供启示和借鉴。本文利用对陕西南部商洛、安康和汉中三市1032农户4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农户陷入贫困的维度数和贫困剥夺得分为贫困代理变量,使用双重差分法、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和固定面板效应回归方法,对陕西南部生态移民公共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陕西南部生态移民政策对迁移农户的减贫效应显著,高风险偏好和拥有更多外部机会的农户更容易脱贫。在后续的生态移民政策实施过程中,应着重培育产业发展,防止搬迁农户陷入收入贫困,同时,引导农户改变风险态度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外部机会,使生态脆弱地区农户通过生态移民摆脱贫困。     

气象灾害对中国特殊类型地区贫困的影响

解决特殊类型地区贫困问题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对全国贫困县的46 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气象灾害对中国特殊类型地区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气象灾害对农户收入有明显负向影响,且对农业和非农业收入有双重抑制性,对贫困户的影响大于非贫困户。分析发现,农户的主要生计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对其抵御气象灾害风险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从政策上看,这意味着应通过免费农业技术和气象防范知识培训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强化农村人力资本,建立区域性减灾防范机制,为贫困农户提供气象灾害保险和气象信息支持,调整扶贫瞄准机制和精准帮扶政策,调整生态补偿标准,强化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能力。     

承包农户耕地转出潜力及空间组织经营模式——基于农户生计资本视角

承包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了农户对土地特别是耕地的依赖程度,准确测算农户耕地流转潜力并对其合理有序流转,有利于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产深度融合提供土地基础生产资料。本文以重庆市合川区凤寺村为例,运用可持续生计量化方法测度农户五种生计资本,进而测算耕地转出潜力及其空间分异规律,构建农业空间组织经营模式。研究结果显示:(1)不同生计资本对凤寺村农户耕地转出潜力的贡献差异显著,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对耕地转出起正向作用,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对耕地转出起负向作用;(2)凤寺村村域耕地转出潜力为82.45hm~2,占村域耕地总规模的28.11%,呈现东南部向西北部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趋势;(3)将凤寺村耕地划分为流转先行区、次行区、末行区三大区域,构建了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的农业企业带动型(先行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辐射型(次行区),农民合作社链接型(末行区)的农业空间组织经营模式。     

基于GWR模型的都市城郊村域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差异分析——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具有空间非平稳性,因此一般以“平稳性假设嵌入”为基础的普通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空间差异分析的精确性不高。本文应用地理加权（GWR）回归模型对上海市青浦区182个行政村进行农户生计资本总量的空间分析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青浦区各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和类型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生计资本总量在空间上由西向东逐渐递增;其中,农业生计资本类型由西向东逐渐减少,非农类型则由东部向西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因素和社会发展因素对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影响强于自然地理空间因素,其中与生计资本变化呈正相关的因素依次为工业化程度、到城镇中心距离、地均GDP、城镇化率、农户可支配收入;以空间“非平稳性”为基础构建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比较“平稳性假设嵌入”为基础的普通线性（OLS）回归模型,能更精确地揭示出村域农户生计资本和空间影响因子之间复杂的关系,且GWR模型参数估计的空间模式可视化特点更加直观。     

外迁安置、土地流转及水库移民生计转型

就近后靠到外迁安置是中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开发性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目的是为了拓展安置区的环境容量并延续移民原有生计。但随着外迁成本升高和经济社会变迁,此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却日渐存疑。为了客观评价其效应,本文首先对外迁农业安置可能产生的异化效应进行机理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2008—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外迁移民的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研究了外迁政策对移民土地处置行为和生计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易地远迁中的适应压力和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变革耦合作用下,相对于后靠移民,外迁移民更容易放弃农业生产并转出土地的;移民生计非农转型推动了外迁安置区的土地流转,但仅依靠土地政策革新却无法有效提升移民出让土地后的地租收益;外迁导致移民人力资本恢复滞后,使其就业比例及收入严重受限,进而影响到该群体生计非农化的可持续性。因此,移民安置前期更应注重补偿用地的质量、迁入地区位等因素,同时推广无土少土的安置模式;后扶时则要激活土地市场、开展技能培训、拓展就业渠道、实施低保兜底,以防范安置政策失灵带来的风险。     

互联网、农地流转与可持续生计

数字经济时代下,利用“互联网+”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和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人力和心理6个资本维度测度可持续生计,理论与实证结合研究互联网、农地流转影响可持续生计的内在机制,并验证了互联网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通过社会嵌入机制和推动电子商务促进农地流转（转入和转出）;互联网通过推动家庭农地转入进而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互联网、农地转入显著促进可持续生计能力中人力、金融和心理资本的存量积累,异质性分析显示互联网和农地转入对教育水平和可持续生计水平不同的家庭影响效果各异;互联网推动农地转出促进农户即期收入增加。最后提出建议,应加强农地交易市场的互联网建设,实现线上、线下有机融合;扩展互联网背景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优化农户生计资本配置;差异化施策,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基于GWR模型的都市城郊村域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差异分析——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具有空间非平稳性,因此一般以"平稳性假设嵌入"为基础的普通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空间差异分析的精确性不高。本文应用地理加权(GWR)回归模型对上海市青浦区182个行政村进行农户生计资本总量的空间分析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青浦区各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和类型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生计资本总量在空间上由西向东逐渐递增;其中,农业生计资本类型由西向东逐渐减少,非农类型则由东部向西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因素和社会发展因素对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影响强于自然地理空间因素,其中与生计资本变化呈正相关的因素依次为工业化程度、到城镇中心距离、地均GDP、城镇化率、农户可支配收入;以空间"非平稳性"为基础构建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比较"平稳性假设嵌入"为基础的普通线性(OLS)回归模型,能更精确地揭示出村域农户生计资本和空间影响因子之间复杂的关系,且GWR模型参数估计的空间模式可视化特点更加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