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生计与自然保护区冲突趋势——基于农户自然资源利用的代际差异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生计之间的冲突不仅制约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也是推进保护区与社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巨大阻碍。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是造成保护区与社区冲突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移及保护区惠益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保护区周边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强度有所下降,且变化呈现显著的代际特征。因此,从代际差异视角分析农户自然资源利用行为的异质性并判断未来保护区与社区冲突趋势有重要价值。本文选取四川省、陕西省17个自然保护区周边943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对不同代际间农户自然资源利用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保护区周边农户在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强度上总体呈现出“老一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代际递减特征,表明老一代与保护区的资源利用冲突最激烈。②非农就业占比对不同代际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均存在负向调节作用,非农就业占比越高,农户资源利用行为就越少,与保护区的冲突也越小。③不同代际农户获得的保护收益和承担的保护成本存在差异,新生代获得的收益最多,从而对自然资源利用相对最少,而老一代承担的保护成本最大,从而更倾向于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因此,本文从引导劳动力实现生计方式的非农转型、完善保护区相关补偿制度和开展各类社区发展项目3个角度提出建议,尝试为破解保护区与社区冲突难题提供参考。     

保护区周边农户对生态保护收益及损失的感知分析

了解保护区周边农户对生态保护收益和损失的感知有助于保护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利用在陕西、湖南和江西调研的922份有效农户数据,分析保护区周边农户对保护收益及损失的感知。研究结果表明： ①生态保护带来的最主要的收益因素为居住环境改善、生态旅游增加收入和当地知名度增加,野生动物致害是在三个研究区域均发生次数最多的损失因素;②多数的当地居民对保护持有积极的态度（65.5%）,农户在保护区获得收益与其保护态度呈正相关,从生态旅游、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生态补偿中获益的农户,其保护态度更积极;而承受生态保护的损失则与其保护态度呈负相关,木材采伐受到限制和发生野生动物致害的农户,其保护态度更消极;③承受保护损失的农户,其家庭收入相对较低,而获得保护收益的农户,其家庭收入相对较高。得到更多就业机会以及从生态旅游获益的农户,其家庭收入较高;木材采伐受到限制和野生动物致害的农户,其家庭收入较低。     

自然保护区对周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准确评估保护区和周边社区贫困农户的关系对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社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鲜有文献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保护区建立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选取四川省、陕西省14个自然保护区周边787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自然保护区—社会资本—多维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自然保护区对周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保护区内的农户比保护区外的农户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②保护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社会资本,从而导致农户多维贫困;③不同等级（国家级、省级）、不同省份及是否开展生态旅游的保护区之间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其中省级保护区、陕西省保护区和开展生态旅游的保护区社会资本中介效应更明显。因此,保护区的管理应注重培育农户的社会网络,增强农户的社会信任,调动农户的社会参与,从而提高当地农户的社会资本质量,进而提高其生计水平。     

语音问答社区用户知识付费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现状偏差的视角

【目的/意义】从抵制的视角研究语音问答社区用户知识付费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助于解释语音付费问答的 低渗透率,帮助内容创作者和问答社区运营商深入了解用户需求。【方法/过程】基于现状偏差理论,构建了研究语 音问答社区用户知识付费意愿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结论】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语音问答社区用户的感知收益对知识付费意愿产生正向的影响,感知成本对知识付费意愿产 生负向的影响;转换成本和个人免费观念对个体的感知成本有显著正向影响;沉没成本和信息获取习惯对个体的 感知收益有显著负向影响;四个现状偏差因素对个体的知识付费意愿有间接影响,个体的收益成本认知在两者之 间起着中介作用。     

收益预期、成本认知、风险评估与技术选择决策

农户对农业技术的价值感知及采用倾向水平是事关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关键内驱力。本文构建了农户技术综合价值感知影响其技术采用倾向的综合测度模型,并利用甘肃省定西市338家农户的基础调研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存在以下特征：①对新农业技术普遍有较高的综合价值感知及采用倾向;②收益风险感知较高而健康风险感知很低,对技术收益不确定性的担忧与对技术潜在安全问题的漠视并存;③预期收益和健康风险感知分别从正向和负向作用于农户的技术综合价值感知;④预期收益和综合价值感知对农户的技术采用倾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成本感知和收益风险感知则对其采用倾向有负向抑制作用。     

基于“态度-意愿-行为”框架的个体隐私保护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意义]旨在为在个体隐私保护实践中存在“高隐私关注-低保护行为”现象的解决提供参考。[方法/过程]厘清隐私保护行为的内涵,从“态度-意愿-行为”三个层面综合考虑其形成的原因,重点分析促进个体隐私保护行为的隐私关注前因驱动作用和隐私保护意愿的中介作用。[结果/结论]通过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是隐私关注的重要前因变量,个体对隐私保护的态度是建立在对风险和收益的认知下,通过转换为隐私关注才能促进隐私保护意愿和隐私保护行为的产生。以上作用关系印证了个体对隐私保护的态度、意愿和行为的关键联系。隐私保护意愿中介效应的发现扩展了对隐私保护行为的认识,回应了隐私悖论出现的原因。     

同侪影响对用户贡献行为的作用研究———基于网络客观大数据的分析

本文将同侪影响引入在线创新社区的用户行为研究中,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考察同侪影响对用户贡献行为的影响,并分析感知收益的中介作用。研究以小米社区MIUI功能与讨论区的创意集市板块为对象构建S-O-R模型,采用6567名用户发布的8830条创意、5.26万条评论和收到的103.36万条评论数据,利用Mplus8.1分析检验,结果发现：同侪影响广度与深度均有利于促进用户贡献行为,综合收益在同侪影响广度、深度与用户贡献行为间起正向中介效应,情感收益仅在同侪影响广度、深度与主动贡献行为间起正向中介效应,而认知收益则在同侪影响深度与反应贡献行为间起负向中介效应。研究拓展了在线网络情境下知识管理与社会学领域的交叉研究,并为在线创新社区社交网络和知识管理提供重要启示。     

制度信任对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决策意愿影响研究

将环境风险感知和制度信任引入计划行为理论框架,构建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决策意愿的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以四川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周边农民为样本对象,对环境风险感知、制度信任、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环境风险感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行为态度在环境风险感知与参与意愿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制度信任不仅正向调节行为态度与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还增强了行为态度的中介效应,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收益预期、成本认知、风险评估与技术选择决策——基于338家农户微观数据的考察

构建农户技术综合价值感知影响其技术采用倾向的综合测度模型,并利用甘肃省定西市338家农户的基础调研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存在以下特征:(1)对新农业技术普遍有较高的综合价值感知及采用倾向;(2)收益风险感知较高而健康风险感知很低,对技术收益不确定性的担忧与对技术潜在安全问题的漠视并存;(3)预期收益和健康风险感知分别从正向和负向作用于农户的技术综合价值感知;(4)预期收益和综合价值感知对农户的技术采用倾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成本感知和收益风险感知则对其采用倾向有负向抑制作用。     

移动社区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分析移动社区用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建立影响因素模型.以移动社区用户为调查对象,共收集278份有效问卷.数据分析表明,感知有用性和移动社区质量对移动社区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进而对用户参与移动社区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成本和感知风险对移动社区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进而负向影响用户参与移动社区的行为.最后指出模型对发展移动社区的应用启示.     

中国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和谐发展模式探讨

自然保护区的资源保护应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才能符合保护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体现出自然保护区的职能。本文在对中国湖北、湖南、四川、海南、贵州等省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和周边社区经济发展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外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发展当地社区经济的经验,分析了中国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中国未来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和谐发展的方向和对策是：开展保护区和社区的共同管理公平分享所得利益,实现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社区可持续和谐发展。     

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特征与保护成效简析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典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及珍稀濒危物种资源的基本途径。具有敏感生态系统和丰富生物多样性的青藏高原,其自然保护区建设及其成效一直以来是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以最新的《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和已发表NPP与保护成效数据为基础,分析了青藏高原保护区的组成、分布格局与保护成效。结果表明:11963年至今,青藏高原地区建成了各类保护区155个,面积达82.24万km2,占全高原面积的32.35%;2保护区类型主要以野生动物与荒漠生态系统、野生动物及其生态系统、野生动物3个类型为主,各占高原内保护区总面积的36.84%、33.35%和6.80%;3形成了以超大型保护区为主、中部和东南部分布为主、保护类型多样为特点的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体系;4经过50余年的生态建设,保护区保护成效显著,主要表现为:珍稀濒危物种数量显著增加、濒危物种西藏马鹿被重新发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得到了恢复和改善及典型保护区内草地植被的生态功能增强。本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农户对自然保护区综合影响的认知研究——以陕西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展需求与生态保护需求之间的冲突。本文基于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视角,对自然保护区利弊的农户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的角度来看,目前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野生动物致害较为严重,但生态旅游增加了农户收入。此外,农户比较认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防护、保护物种资源和生态旅游的功能,但是认为自然保护区政策中补偿金额较小。自然保护区补偿低、林地限制利用和林地面积小构成了社区居民参与保护区内林业经营的主要障碍。通过因子分析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保护区对粮食种植、林业经营、劳动力转移、生态旅游收入、野生动物致害的影响,保护区的物种资源保护、生态旅游、生态防护等功能的实现,保护区政策实施中补偿金额小、补偿金发放不及时等问题,林农参与保护区森林经营中存在的补偿标准低缺乏动力、林地限制利用收益受损、面积太小收益低等障碍,以及性别和人均收入等,均对农户的自然保护区的综合影响认知具有显著性影响。     

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社区参与模式探讨——以江苏海滨湿地保护区为例

旅游地的发展都要依托社区,处理好社区与旅游发展的关系,才有可能获得旅游发展新的突破。本文对江苏海滨湿地周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意识、旅游规划的参与、参与旅游经营及收益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当地社区参与观念淡薄,社区在旅游规划、旅游经营、旅游收益、相关宣传和培训等方面的参与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参与方式单一,程度浅,参与内容狭窄。因此本文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依据墨菲的社区旅游战略模式,结合研究地的实际,从进入性模式、商业经营模式、社会文化展现模式、管理模式、环境保护模式和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决策模式6个方面建立了基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这种模式的构建,一方面促进了对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内在因素的探究和把握,从而有助于江苏海滨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并对维护江苏沿海地区的生态平衡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对这些内在因素的了解,为当地社区旅游开发提供一种全新的模式。     

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平衡的基础。转基因生物是强势生物,其对生物的诸多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基因污染破坏生物多样性,对传统物种的威胁和单一转基因生物种植或饲养的危险。“和而不同”为我们维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哲学依据。我们应该重视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启示

2021年,我国正式建立了第一批国家公园,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国家公园基本上在已有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建立,仍存在治理模式单一、社区参与度较低、保护与发展矛盾较为突出等问题。“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第一个旗舰项目,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是该计划的重要实施平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可持续发展、管理治理模式探索、定期评估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文章系统总结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理论和实践,并结合我国国家公园实际情况提出加强传统文化融合运用、提高社区参与、探索多元治理、推进可持续发展、规范综合评估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管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时空变化及重要生态保护空间识别

合理的生态保护空间管控可以有效权衡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重要生态保护空间是区域中最具有保护价值的优质生态产品区,对维持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快速城市化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利用CASA、RUSLE等生态模型、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等价值估算方法,估算分析长三角2000—2017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时空变化格局,采用STARS突变检验,结合自然保护区,尝试提出基于GEP的区域重要生态保护空间识别方法,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GEP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4.61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7.12万亿元,分别为同年GDP的2.06、0.36倍。②三大生态系统服务中,调节服务占比最大,分别占2000年和2017年GEP总值的89.1%、64.9%;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2000年占GEP总值比例分别为9.60%、1.33%,2017年分别提升至20.83%、14.31%。③GEP空间分布呈南高北低,平原和沿海区域的单位面积GEP偏低,而山地丘陵地区较高。④长三角地区重要生态保护空间占国土空间面积的12%,其中,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分别占国土空间面积的11%、12%、13%、13%,与生态保护红线具有较好的空间耦合。     

环境领导力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管理者的环境领导力和环保认知对企业生态创新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关于管理者的环境领导力能否对生态创新产生影响,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机理至今尚未深入探讨。本文基于自然资源基础理论和领导力理论,从高层管理者认知的角度出发,构建了“环境领导力→高管感知→生态创新行为”的心理决策框架,以更好地解释高管的环境领导力对于不同战略姿态的生态创新（被动式生态创新和主动式生态创新）的影响,以及影响的不同路径。通过对248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环境领导力对主动式生态创新存在显著影响;而对被动式生态创新影响没有通过检验。高管的机会感知在环境领导力与主动式生态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威胁感知在环境领导力与被动式生态创新行为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