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庾信诗赋创作艺术新论

在中国古代,诗与赋是两种各自独立而又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诗体与赋体直相交流,互相渗透,它们不断从对方那里借鉴与吸收某些艺术长处,以改进和提高自身的艺术素质,由此产生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现象。这是诗赋二体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而又显著的特征。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后一位重要的诗赋作家。他文才高瞻,诗赋兼工,北周宁文连说他“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创亮”（《庾信集序》）从创作艺术看,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是应信诗赋的重要特色,也是其诗赋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而这一点却长期以来为论咦信…     

论庾信的赋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坛巨擘,然而,他的赋在历代大都被排斥和贬低。庾信赋有与汉大赋不同的风貌,是对汉大赋创作传统的背离,他在继承前代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多有开拓创新,把“含吐性灵”运用在赋的创作中。赋比兴兼用,托物言情,借景抒情,情感抒发成为他的赋作的根本旨趣,他以诗才而为赋,在赋里出现了明显的诗化倾向,并且创作的艺术手法灵活多变。庾信赋集六朝俳赋之大成,直接开唐赋的先声,在赋体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地位。     

“赋体”管见——从渊源说到流变

赋,在渊源上既是一种表现手法,又是一种文体样式。作为一种独立发展的文体样式,赋体以诗、骚为源头,而又在韵文与散文、咏物与抒情等形式、内容层面存在区别,是一种介于诗骚与散文之间的文体样式,且更倾向于后者。赋体有其相对清晰的发展轨迹,随着抒情功能的凸显和体物功能的衰退,赋体走向了分化。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三)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五)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一）——《诗》赋体系列辨证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四)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简论苏轼“变赋”的审美特征

在中国赋史上,苏轼是“变赋”的创始人,”骈、散融汇”的开拓者。他有意识地追求赋的“新变”,既吸收了诗骚、汉赋、骈赋的传统精粹,又向“现代诗化散文”似的方向转变,并从题材的开拓到艺术的创新,从意象化抒情盲志到意境的象征超越,皆多所建树,在理论与实践上确立了“变赋”的体式和审美特质,为新赋体注入了艺术审美的活力。     

清代赋论的赋体书写

以赋论赋是一种独特的赋论形式,肇端于白居易《赋赋》,罕见于宋元明,直到清代才蔚为壮观。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清代“赋体观”的突破,推尊赋体,不以骈、律为鄙,自觉将赋体的“铺陈”用为赋论阐述。外在推力在于试赋政策,而文人争胜之心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考察清代赋论的赋体书写,“论赋赋”在形式和理论两方面都有重要的开拓价值,彰显了清代赋论的独有特色,其在于极致铺陈、寓虚于实、融古入律及颂扬当朝。而在以赋论赋的背后,则是清代赋论研究的一个侧面,从而窥探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     

论南朝赋的诗化成因

赋这一学体载在南朝时期明显表现出诗化倾向。而诗化倾向的原因表现在：第一,诗的发展;第二,“放荡”的抒情学观与不拘常体的呼声;第三,南朝士人的情感体验。     

简论苏武“变赋”的审美特征

在中国赋史上，苏轼是“变赋”的创始人，“骄、散融汇”的开拓者。他有意识地追求赋的“新变”，既吸收了诗骚、汉赋、骄赋的传统精粹，又向“现代诗化散文”似的方向转变，并从题材的开拓到艺术的创新，从意象化抒情言志到意境的象征超越，管多所建树，在理论与实践上确立了“变赋”的体式和审美特质，为新赋体注入了艺术审美的活力。     

简论苏轼“变赋”的审美特征

在中国赋史上,苏轼是“变赋”的创始人,“骈、散融汇”的开拓者。他有意识地追求赋的“新变”,既吸收了诗骚、汉赋、骈赋的传统精粹,又向“现代诗化散文”似的方向转变,并从题材的开拓到艺术的创新,从意象化抒情言志到意境的象征超越,皆多所建树,在理论与实践上确立了“变赋”的体式和审美特质,为新赋体注入了艺术审美的活力。     

关于赋体文学起源问题的思考

“赋”字源于社会劳动生活的实际需要,赋体亦是为了满足“赋政”这种社会政治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形式。赋政促使了赋体的萌芽、形成与繁兴。赋字、赋政、赋体所具有的朝政实用性、铺陈体物性、宏观包容性则为后世文人从其身上发展和衍生出各种赋的类型提供了可能。     

论赋的起源

赋的起源问题,是赋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钱志熙先生提出“升高能赋”、“瞍赋”中的赋为口头赋,苟、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的假说,对学界甚有意义。然仍然有疑问之处。我们认为：源于先秦时期“诗经”中六诗之一的“赋”,导源于一种叙事文体;“隐语”和赋的讽谏功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后代的一种政治表达和强化。而“隐语说”也不能揭示赋的起源问题;荀子的赋只是赋的一个开端,而宋玉之赋才真正代表赋体的成熟。     

试论律赋对骈赋的承继与拓展

骈赋与律赋是赋体文学发展中最重要的两大分支。骈赋开启了赋文学形式发展的滥觞,律赋则在形式创作上达到高峰。至晚唐,律赋进一步扩大题材,增强情感抒发,在内容上与骈赋产生勾连。如此律赋与骈赋呈现出鲜明的承继关系。     

曹植的诗法入赋

曹植是建安赋坛的代表人物,他以诗法入赋,丰富了赋的表现手法,解放了赋的题材,标志着抒情小赋的成熟。在动物赋中,将诗主抒情与赋主体物的特点融合在一起,使得赋体重获生机,为六朝赋的繁荣开拓了方向。     

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时期诗与赋的发展状况处于＂一种过渡折中状态＂。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六朝赋家不断地改进作赋的方法,使得赋作逐渐具有了诗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赋作之抒情化,赋作形式之诗化以及赋作修辞格选用之诗化。这使得赋体克服了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恢复了生命力,使得其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复兴。     

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赋论谈起

清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赋论，对于我们探究赋的源起、发展与学术的关联，具有启发意义。汉大赋博物有如史志与类书，以及唐以来科举考赋制度．客观上推动了赋体创作的学术化倾向。在赋学研究中，历代赋论更多地体现于实际批评的诠释与评价，注重的是赋家的才学与赋作的功用。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则与学术传统、文化制度及赋体特征相关。     

赋为诗体论

关于赋的归类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清末大学者刘熙载在他的著作《艺概》中则明确提出“诗为赋心，赋为诗体”的论断。本人认为此说甚为精当，可谓至论。本文从赋起源于诗歌、赋有诗之特质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