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河南阎氏家族的变迁

<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阎氏魏晋以来河南阎氏家族中第一个可考的为阎善。据《周书》记载,他卒于开皇二年（582年）,时年77岁,可知阎善正始三年（506年）生,此时北魏都城已从盛乐迁往平城。史载阎善曾任云中镇将,驻守盛乐,所以在此成家。这一时期北魏的军人主要以鲜卑族为主,那么阎善一系是否为汉族人呢？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阎毗）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另外,《元和姓纂》也说其家族为代人,     

浅析西域胡裔何妥之《易》学

何妥是隋代著名的《易》学家。他曾历仕南朝梁、北周、隋,得南北学术之所长,《周易讲疏》即为其学术结晶。何妥之《易》学以义理为基础,兼用象数,杂以史论、政论和《礼》学,既融合了南北学术之长,也受到了"蜀学"之影响。何妥家族源出于西域粟特,他从家族浓厚的"胡风"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经学大家,其学术思想渐染了民族文化的特征,这在中古民族文化融合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与融合的重要案例。地域熏习与民族遗传共同造就了何妥在中古经学史上的特殊的地位。     

唐《西域图志》及相关问题考

唐高宗显庆三年平定西域,遣使者董寄生考察西域之山川地理、风俗民情,而后令许敬宗等据之编纂成《西域图志》六十卷,《西域图志》是唐高宗经营西域的产物,更是西域诸国归附唐王朝的见证;龙朔元年唐高宗派遣王名远出使吐火罗,王名远新撰《西域图记》,则是唐王朝对新归附的吐火罗地区的考察记录.     

程造之和他的抗战三部曲

程造之的创作起始于1935年,初期的短篇小说多表现家乡生活的善与美,之后则转向书写战前紧张复杂的形势。"抗战三部曲"(《地下》《沃野》《烽火天涯》)敏锐而忠实地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和中国社会的众生像,不仅是程造之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孤岛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收获。程造之因之成为孤岛文学中最有成绩的长篇小说家,其"抗战三部曲"的文学史意义不宜低估。     

马真读碟

格林纳威选用了1000年前的日本日记体文学《枕草子》为蓝本，配合现代情节讲述了一个女性主义的故事。就影片而言，《枕草子》成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历史印证，而此印证经过千年之后，在邬君梅身上得到了升华，并展现了邬君梅从一个被书写者的身份慢慢变成一个书写者身份的过程。     

摩崖石刻——刻写在悬崖峭壁上的文学

<正>在中国文学中,有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文学类型,它们不是记载在纸质文献中,也不是书写在丝帛、竹简上,而是镌刻在悬崖峭壁上,我们通常称为摩崖石刻文学。关于摩崖石刻的概念,清代金石学家冯云鹏在《金石索·石索》中说：“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     

阿里山陈氏寻根台湾村

《寻根》杂志2003年第二期以《中原地区的台湾村》为标题，图文并茂地报道了河南邓州市台湾村。该村陈氏家族的始祖依那思罗，系台湾邹族人，于300多年前自台湾到邓州屯垦定居。据陈氏家谱记载，在依那思罗去世百余年后的清朝同治年间，曾有台湾族人前来“觅亲祭祖”。邓州陈氏家族现已发展到第13代，42户，200多口人。2002年12月，陈氏家族第13代孙、     

美学与文艺理论

概况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副教授除出版专著《权力的文化逻辑》之外，在《读书》、《中国学术》、《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社会科学》等多种刊物发表了10多篇论文，全面阐述布迪厄的社会学和文艺理论，并藉以论述各种文艺学问题。论文《经济资本与文学：文学场的符号斗争》（《社会科学》第9期）将文学的生产置于普遍经济规律的视线内加以思考，讨论一般经济规则在文学领域表现出来的作用形态。在现代社会，经济权力渗透到文学场内部，将自己伪装成文学法庭的最高法官，为文学制定审美标准和叙事原则。大众媒介是现代语境中权力的主要设施。而使这种渗透、裁决得以完成的是通俗作家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合作。     

中日家族小说的同曲异调——巴金《家》和岛崎藤村《家》的文化比较

中日家族文化既存在亲缘关系,又走向了分流发展,其同中有异的文化形态影响到中日作家的家族书写.巴金的<家>和岛崎藤村的<家>是中日现代家族小说的典范性文本,对两部<家>进行比较,既能阐明中日家族小说文化蕴含的异同,又能揭示出中日家族叙事的各自风貌.两部小说所书写的"家"的悲剧、家长权威的放逐和传统婚姻的承受,亦呈现出不同的情形.中日两部<家>的家族叙事同曲异调,家族悲剧殊途同归.     

敦煌莫高窟

敦煌,位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甘、青、新三省交界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中西交通的中转站,也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城镇;是古代丝绸之路河西道、羌中道和西域南北道交汇要塞,是联结中原西域和中亚以及欧洲的咽喉之地,乃“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续汉书·地理志》刘昭注引《耆旧记》)。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20世纪初王道士等人在清理莫高窟16窟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从而使保藏在此的成千上万件绢纸书画、文献遗书得以重见天日,打开了…     

当代四川文学的农民工书写与身份认同

本文以农民工题材的文学文本为依托,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置于新时期四川文学的背景下予以考察,由聚焦当代文学农民工书写推进到农民工身份的内涵阐释及焦虑起因,探讨农民工书写所呈现出的复杂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义。     

从古代诗句中映象出的葡萄酒文化(上)

<正>多年以来,我国史学家普遍认为: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将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带回中国。据《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张骞出使西域,途经大宛,亲见:"宛左右以蒲桃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于是,汉使(骞)"取其实来,天子始种苜蓿、蒲桃"。蒲桃即葡萄。成书于北宋年间的《太平御览》记载,西汉年间"离宫列观尽种蒲桃"。而当代考古学的发现却打破了这一史学定论。1980年,考古学家从河南商代遗址中,     

最后的微笑

伦勃朗的作品《亚里士多德》,从最初于1654年由阿姆斯特丹至西西里,到1961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馆举行首次展出,历时将近3个世纪。1652年,西西里贵族安东尼奥·鲁福收藏若干幅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的作品,他在遗嘱中说,将其珍藏的百幅绘画作品交给其后裔的每一代长子保管,永远不得分开、出售或以任何其它形式处理。1743年,鲁福家族的长子死于瘟疫,其所有的兄弟亦染病相继去世。这一家族于1750年分为两支后,《亚里士多德》的命运也就不难想象了。1815年,     

义净对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的捍卫

在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运动中,以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三人最为著名。义净除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外,还留下了几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文学创作

长篇小说本年度中国文坛,足以莫言的乡土书写荣获诺贝尔奖而得照亮。上海作家金澄宇则以30万字长篇小说《繁花》,另开城市文学新局,被中国小说学会评排年度第一。如此有意味的文学格局,一方面是“乡土”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域相接,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传统的自然回归;     

硬笔:中国书写工具的始祖(上)

甲骨文、大小篆、古隶、秦隶,形体虽有差异,但同为硬笔书写。它们同西汉以来出现的汉隶、分隶、楷书、行、草之类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文字迥然有异。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并未领悟此中真谛,将本属硬笔书写的甲骨文、大小篆、古隶、秦隶统统断为毛笔书写。文字学者断言：“自有墨迹可考以来,汉字即用毛笔书写”①;书法家则宣称：“书法就是写毛笔字”②。美籍华裔学者钱存训教授在其《书於竹帛》（又译《中国古代书史》）中对这一观点作了全面的发挥：“学者认为毛笔的应用是在商周时代之前,因为商周金文的款识,很显然是使用毛笔的…     

简·奥斯汀作品中的人物原型

近来从新闻中我们得知一则消息,英国新版10英镑的钞票将使用19世纪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头像,可见她在本土颇具盛名。简·奥斯汀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六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它们分别是《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与《劝导》。她的第七部小说《沙地屯》只创作了两个月便因作者的疾病而中断。但这六部小说足以奠定简·奥斯汀在文学长河中的地位,它们经过岁月的流逝却依然焕发魅力,被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所津津乐道。     

大理历史中的细节

从蜀布邛杖识古道 读过《史记·西南夷列传》的人一定会对张骞通西域的传奇故事耳熟能详,这是中华一统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现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布乐努娃在其《丝绸之路》一书中评说:"中国史学家们认为,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在公元前2世纪时就开始存在了.'西域'很可能是由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凿空'的.此事发生在汉代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这次出使的动机是战略性的,即寻求与匈奴敌对部落首领结成军事同盟,以从背后袭击匈奴人."这里说的"凿空"是司马迁的原话,意思是对未知领域的探险.     

在族谱中设《大事记》篇值得提倡

正族谱中设《大事记》即是将该家族及所属支系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所产生的有重大意义、重要影响和历史价值的事件,撰写成条目,按时序排列,简明扼要记载于家谱之中,旨在让读者对该家族的兴衰起伏和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在家谱中设《大事记》是否是画蛇添足、节外     

洞开四方之门 广达天下视听

打开大门观赏外部世界，视野便会豁然开朗；打开国门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眼前展开的必是绚丽多彩的巨幅画卷。中国和印度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汉明帝时期，就曾遣蔡音、秦景等18人赴西域求法。公元67年，他们从西域把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请到都城洛阳，印度僧人还用白马将佛经也一同驮至中原。为表彰白马负经而归之功，汉明帝命人在洛阳西门外建造白马寺，这便是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此后，佛教开始在中国生根。到盛唐时期，中国高僧玄奘和尚为寻觅佛学真谛，徒步万里去印度取经，经历了几乎死里逃生的历炼后，他带着从印度求取回来的657部佛教经论回到长安，写下了蜚声海内外的《大唐西域记》，成就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便以此为题材，讲述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仅从公元２世纪到12世纪的1000年中，中国就翻译了印度佛教的经、律、论及其他教派的著作约1652种，5700余卷。参加翻译者中有70人来自印度次大陆，在藏地翻译佛经的典笈更多。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起源于印度，孔雀王朝得以空前发展，特别是阿育王统治时期，阿育王每年向佛教僧侣施舍大量金钱，经常举办豪奢的佛教法会，到处修建佛塔寺庙，树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