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商品交换方式变更考——从滇人是否使用贝币谈起

在汉王朝开通南丝路以前,南丝路上的商品贸易采用的都是以物易物的方式,主要出土于大型滇墓中的海贝不能满足构成流通货币的三大条件,所以并不具备货币的职能。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将该地区带入了汉王朝经济圈,汉式货币得以在南丝路沿线的汉移民与土著民族中流通。到东汉晚期,随着土著民族文化的消失,南丝路沿线基本上完成了商品交换形式的变更。蜀人与滇人相同的用贝方式,是蜀文化南传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映。     

汉晋时期西南夷的祖源书写与文化认同

汉晋时期,祖源的“记忆—叙事—书写”演进构成华夏与西南夷族群产生文化认同的重要前提。滇、夜郎、哀牢族群的祖源书写在形式上体现出由“神话”到“史传”的历时演进,在内容上体现出由“我者”到“他者”的认知转移。其中,滇人祖源书写以“史传”的形式展开,主要体现华夏“他者”认知;夜郎祖源书写以“神话+史传”的形式展开,分别对应夜郎“我者”认知与华夏“他者”认知的演进;哀牢祖源书写主要以“神话”的形式展开,对应哀牢“我者”认知与华夏“他者”认知的演进。若将西南夷祖源叙事纳入汉晋以来的知识建构背景考量,则从叙事母体、叙事图腾、叙事要素三方面显示出融合泛化的迹象。西南夷祖源书写的文化认同导致的角色反差,体现了汉晋时期“以夏变夷”与“夷夏之防”的观念调适,是华夏“大传统”对西南夷“小传统”的打破,也是西南夷“小传统”对华夏“大传统”的内化调适,共同构成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西南语境。     

南方丝绸之路与“邛窑”的传播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北方古族南迁和秦灭巴蜀南下的路线,论述了四川同汉中以及中原地区联系沟通的北方通道;由蜀人南迁和汉代开发西南夷,论述了成都(蜀)至云南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第二部分借用成都至云南腾冲古"蜀——身毒道"沿线各地秦汉文物考古资料,以证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存在。第三部分简要介绍南方丝绸之路水陆主要路线。第四部分论述了南北朝隋唐,"邛窑"青瓷烧造的兴起,以及沿南丝路的传播。其中着重论述了邛窑与越窑、耀州窑、长沙窑以及会理绿厂窑等的相互关系与影响。文章最后对唐宋时期邛窑外销瓷产品以及外销路线等问题提出了大胆推论,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西南夷"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凿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仅为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南疆土的开拓与治理奠定了基础,而且由于西南夷中具有游牧性质的部族众多,它们往往纵横千里,活动范围极为广阔,成为西南边地商贸活动的主体,在文献和考古材料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的证据。西南夷的活动与汉王朝对西南交通路线的开通恰好形成互为补充的两条线索,体现出中央政治体制与西南民间族群在两汉时期围绕"交通西域"所形成的互动格局。     

秦汉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交流

自先秦始,中国与印度已有经济文化交流。中印之间最古老的交通线即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线路之一——"蜀身毒道",其主要路线区域就是《史记》所载之西南夷地区。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经营,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商道逐渐发展为官方通道,进一步促进了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两汉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夷的政策变迁

在两汉中央王朝经略边疆的过程中,西南夷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西汉武帝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中央王朝一直对这一地区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经略。本文通过分阶段梳理西汉武帝时期至东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发和经略的经过,分析不同时期两汉王朝经略西南夷的政策变迁以及政策变迁的原因,并对两汉王朝经略西南夷所产生的后果——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逐步控制,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的渐进式汉化,拓展了两汉王庭对外交流的途径和范围,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从酋邦理论谈到古蜀国家的建立

古蜀文明最重要的体现，是这里出现的由古蜀人建立的早期国家。这个国家是在古蜀大地自成单元的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出来的，这对于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现代人类学广泛采用的酋邦理论，通过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对比，论证古蜀地区与中原同样经历了以不平等氏族结构为特征的酋邦发展阶段，再进化到早期国家阶段。并对古蜀地区由酋邦社会发展到国家社会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探讨，认为古蜀国家的产生也同中原夏商周三个王朝一样，是由一个大的酋邦对其它酋邦统一的结果。     

南丝路上的早期金属工业

川滇边缘地区①早期青铜时代在距今3000年左右已经发生,早期铁器时代大致在战国中晚期就已经得到发展,该地区早期冶铜业为其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发达的青铜文化和早期冶铁业奠定了发展基础,深刻影响了该时段西南夷的社会结构与发展进程。通过对南丝路沿途早期冶铜或冶铁工业的分布特点与时代特征的观察与分析,初步认为南丝路沿途丰富的矿产资源及优越的地理位置或许是当时选择路线的考量之一,而对这些具有丰富矿产资源冶炼中心的控制是当时一个重要目的所在。     

近代长江上游港口与腹地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以宜昌、重庆、万县为中心(1877-1936)

港口与腹地之间的互动,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基于长江上游地区的特殊性,笔者分别对近代长江上游三港的贸易情形、进出口商品、交通因素、腹地空间进行分析,探讨三港与腹地经济关系的共性与差异,并对三港商业腹地的相互重合部分和共同重合部分进行考察探索,力图展现内陆沿江港口在交通运输、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及腹地分布等方面所独有的特点,从而体现近代长江上游地区外向型经济的总体特点。     

“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路径选择

对外文化交流是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加强中外文化交流,能够深化我国与沿线各国间的政体认识,增进政治互信,推动经贸发展,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但由于某些条件的制约,诸如缺乏共同的文化认知、沿线国家文化产业基础薄弱、尚未建立完善的对外文化输出机制、国际互信体系不健全等,对中外文化交流有着不利的因素。对此,应主动探寻中外文化交流的交叉地带,培育共性文化;助推沿线各国文化产业大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产业贸易对接;推进我国文化产业输出保障机制建设,提升文化产品输出的能力和水平;积极推动国内外互信体系建设;加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构建区域文化空间,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通过文化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     

从血缘到地缘：古蜀酋邦向国家的演化

古蜀王国的形成，是通过三代蜀王之间为争夺资源的酋邦战争来实现的。作为首邦战争的结果，在战胜者鱼凫王的王权统治范围内，由于血缘关系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就不再是一个由单一血缘组织所构成的社会单位，而演化为一个由不同血缘组织所构成的统一的政治单位，即以鱼凫氏为统治者集团的政治共同体或国家。这就是古蜀王国。     

津门杨柳绿 海河不尽流——天津文化见闻

自元朝开始,天津就一直是北京的畿辅重镇。天津之所以对京城产生重要影响并发展成北方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主要因天津倚河靠海,是古代南粮北运的水陆集散地。明代以后,天津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联接南北方的商业中心和贸易港口。大批移民、商贾及包括文人墨客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到天津落脚谋生。这样,南方以及各地的文化便开始传入天津。京剧、评剧和河北梆子是天津拥有观众最多的剧种,但它们     

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面的、系统的工程，其中政治、经济、文化是缺一不可的三大组成部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与政治的反映。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正确认识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又寸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商代贸易问题

殷商民族虽然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民族,但由于商先公先王所在的部族与狄人关系十分密切,较早地通过狄人掌握了畜养牛、羊的技能,并能制造车子,后来又掌握了驾御马车的技能,这些有利条件使得殷商民族的交通、运输能力大大增强,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而商先公先王所在的部族也因贸易而增强实力,逐渐成为殷商民族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核心。殷商多次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寻找更好的贸易对象和环境。盘庚迁殷,对贸易有所抑制,但晚期商王朝的国之大事首先是“食”,其次是“货”,贸易在商王朝的施政纲领中仍居重要地位。     

叶尼塞河碑铭所见唐代黠戛斯的社会生活

唐代黠戛斯通过与唐、吐蕃两大政权结盟以对抗突厥、回鹘的方式活跃于草原大漠,还曾攻灭回鹘汗国,短暂成为草原霸主,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突厥鲁尼文碑铭,为我们了解唐代黠戛斯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从碑铭内容来看,唐代黠戛斯男子约在15至16岁步入成年,随后成婚并担任重要职务;信仰方面,牛、虎与鹿是族群的主要图腾,"乌玛"女神是其祖先崇拜的重要标志,摩尼教信仰在族群内已经开始流行;经济方面,游牧占据主要地位,马、牛、羊是其主要牧产,农耕、狩猎则作为生计的补充。     

“活”着的遗产——中国大运河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大运河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羌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羌人原居甘青地区,与华夏族同源异流,是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之一。羌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民族的血管里都流淌着羌人的血液,汉藏尤甚。羌人之所以总是为其他族群输出血液,可能与羌人主动与被动的不断迁徙,缺乏稳定的生存环境有关;与羌人居住地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缺乏发展壮大所必须的资源有关;与羌人长期处在汉、藏等强大的族群之间,外部压力和吸附力太大有关。尽管如此,羌人却并未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消失,这与羌人多元的族群结构,众多的族群支系;与川西北复杂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以及羌人极强的适应能力有关。     

两汉时期质子制度的时代特色

“质子”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纳质为押”,到两汉时期基本形成一种制度,其实质是中央王朝向与之建立藩属关系的少数民族索取人质,双方是一种宗主国与附属的关系。“质子”又称为“侍子”,大多以民族首领或部落酋长的儿子或兄弟、王室成员或权贵充当。两汉时期,“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十分普遍,质子制度就成为两汉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建古桥

福建位于祖国东南沿海，多山丰水，境内山峦纵横，河网密布，自古即有“闽道更比蜀道难”之称。修路筑桥成了历代治闽官员开发福建的重要举措，自隋唐以来建桥无数。特别是宋元时期，福建泉州为当时世界重要商港，商贾云集，贸易发达。福建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景况，交通对经贸发展的制约更显突出，许多名扬四海的古桥如洛阳桥、安平桥、江东桥等就是此时或由官员或由僧侣豪绅倡建。福建宋代梁式五桥在桥梁史上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洛阳桥为我国首座海港梁式石构桥，坐落于泉州市和惠安县交界的洛阳江入海口，原长1200多米，共有47个桥孔，…     

东方的树叶成了国际贸易大宗主力商品

正丝绸之路的开辟,首先是由于贸易的需要。以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代表性商品"丝绸"来命名世界贸易的交通网络,正是说明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商品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直到15世纪及以后很长时间,实际上是到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的商品主导了世界的贸易。在历史上,销往国外的中国商品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涉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文化用品、工艺品等等。在输往海外的中国商品中,最大宗的、最有代表性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