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研究是什么,不是什么--解读美国院校研究

院校研究是流行于欧美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专门术语.就美国的经验而言,院校研究可以理解为是研究者基于本校情境、针对院校运行中的实际问题所作的应用性研究,是高等学校为改进管理决策、促进院校发展而设定的一个专门的实践领域.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形式,院校研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它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是现代高等学校实施科学化管理的重要手段.     

家庭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选择的关系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教育界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权利、机会等资源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尤其是分配标准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层次的家庭拥有的教育资源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产生的影响是迥异的.家庭社会资本能够作为家庭代际关系资本转移的桥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文章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指导,从家庭社会资本的维度出发,通过实证分析可知,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方面有显著性影响.     

教育行动研究的构思与设计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教师成为行动研究者的观念已广为流传,教育行动研究是培养科研型教师或教师在职培训的群众性研究范式。本文根据行动研究的特点和方法,着重阿述一个有意义合理的行动研究计划的几个主要环节,以期为教育行动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的理论框架。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进展、问题与前景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经历了萌芽阶段、“非制度化阶段”后 ,在 2 0世纪 70年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取得了丰富成果。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起步晚、起点高、发展快、全方位、多层面、队伍大 ,许多研究成果具有全局性、深刻性、前瞻性。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还存在一系列不容回避和忽视的问题 ,亟待进行理念、方法、科研管理体制以及评价体系的创新。展望未来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探索方面将取得新的进展 ,将更加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研究主体将进一步多元化 ,研究成果表达方式将多样化 ,研究方法将更加科学化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将走向世界。     

创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路径

研究方法各有长短,适切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外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存有显著差异,国内以定性研究为主导,定量研究不足且规范性不强;国外趋向于定量研究,研究方法多样化且特定主题偏好于选择特定的研究方法。根据高等教育研究的特性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研究现状,创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路径是：加强定量研究,倡导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规范研究方法,注重适切性研究方法的选择;创新研究方法的课程,强化研究方法的训练。     

对高等教育隐性成本的探讨

随着我国高校资金短缺与资源浪费问题的日益突出,高校成本管理已成为大家所关心的热门话题,但现有研究却对高校的隐性成本关注不够。本文从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对教育隐性成本的含义进行了初步的界定,概括了高等教育隐性成本在学校层面的具体表现,着重从高校自身和外部条件两方面分析了造成高校资源隐性浪费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证研究

高职院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校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通过政府主导、校企合作的形式,搭建高职创业教育平台;通过分类培训、突出重点的方式,培养不同层次的创业人才;通过资源整合,优化载体的途径,提高创业人才培养的质量。这是当前高职院校在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现代化：问题和解决办法

俄罗斯高等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具体问题,包括资源方面及政府措施方面等。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采取了一些解决措施,包括高等教育结构的改革、高校招生和就业的改革以及以高校为基地的科研创新体系的建立等。     

必须引起关注的高教隐性成本

在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的进程中,高教成本不断提高,尤其是不被人们所注意的隐性成本的加大,不仅会无端增加学生和家长的压力,而且会降低教育效率,浪费教育资源。因而必须格外关注,对高等教育的隐性成本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以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和效益,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代德国大学课程改革研究

随着两德的统一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和国际化,德国大学以课程改革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从缩短学生学习年限到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位制度,以及对专业设置改革和学生学业评价的改革产生的联动效应。同时,在课程实施方面,德国大学注重文理工学科的相互渗透、注重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加强“产学研”交流。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当代德国大学课程改革的趋势：基础化、职业化与综合化。     

Executive power and scaled-up gender subtexts in Australian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Deputy Vice Chancellor and Pro Vice Chancellor positions have proliferated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corporatised university landscape [Scott, G., S. Bell, H. Coates, and L. Grebennikov. 2010.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 in Times of Change: The Role of Pro Vice Chancellor and Deputy Vice Chancellor.”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32 (4): 401–418]. Senior leadership is the sphere where academic and management identities are negotiated and values around 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y are decid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ing and gendered nature of the senior leadership sett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iversity in and of university leadership. The analysis draws from a three-year empirical study funded by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on leadership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It focuses on executive leaders in three universities – one which is research-intensive, the second, in a regional site, and the thir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university landscape and its management systems are being restructured in gendered ways. It utilises the notion of organisational gender subtexts to make explicit how gender works through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reform.     

院校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都是以宏大叙事为主的研究,其特点是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宏观问题研究多,微观问题研究少;经验性总结多,科学、系统性研究少。这种研究方式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初期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已经无法满足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院校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它是一种立足于单个高等学校本身的研究。这种新的研究方式的引进必将给高等教育研究带来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