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运用SBM-GML模型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绿色发展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比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深度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发展程度也存在地区间差异,相比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内蒙古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静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内蒙古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其3个子维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具有正向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具有地区差异性,西部增长最强,中部与东部次之;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缩小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数字金融赋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来自283个城市的经验研究

选取2011-2016年283个城市的数据,深入分析数字金融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所包含的3个维度均能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能够在西部地区和低收入地区更好的发挥其优势作用,带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对东部、中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外出务工经历、风险承受能力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CHIP)的农村住户数据,运用DEA-Tobit模型对1954个创业农民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外出务工经历、风险承受能力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财富与创业绩效关系显著。从东、中、西部不同地区来看,外出务工经历对3个地区农民的创业绩效均产生正向影响,且东部地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绩效影响程度最大。风险承受能力对不同地区农民的创业绩效均产生正向影响,且西部地区风险承受能力对农民的创业绩效影响程度最大。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提出创业促进政策建议。     

内蒙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出发,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内蒙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控制变量中政府财政支农程度也显著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基于此,可通过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金融素养水平等方式,促进内蒙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18年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以及不同的地区规模和营商环境在该影响机制下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在通过剔除部分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基于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地区规模消极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营商环境积极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在中小规模地区和营商环境好的地区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宏观数据,探讨数字经济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提升作用,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不同特征居民的收入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即数字经济会因居民自身特征的不同而对其收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收入中,居民受教育程度发挥了重要调节作用。结合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将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增收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实现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双重目标。     

区域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

金融发展的内涵包括金融规模、银行业结构、金融生态环境3个主要方面,从这3个角度剖析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衡量各省份技术创新能力,比较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基于因子分析结果,建立全国范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静态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成因。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且发展水平为东部中部西部;(2)发展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促进技术创新;(3)股票市场的发展相比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更有利于技术创新;(4)银行业竞争程度越低越不利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5)信用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推动技术创新;(6)外资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未能被当地企业"消化吸收",且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1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防止堕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张困境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会受到地区不同的影响呈现出差别;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农村经济增长、传统金融和教育水平缩减城镇与乡村的居民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绩效的驱动效应——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当今和未来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对企业经济增长和我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并对不同规模、地区和行业的企业进行了异质化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小规模企业、高技术企业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现的更为显著。该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机遇,改善企业经营发展状况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帮助。     

数字金融能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吗?

数字金融作为依托信息科技与国家政策支持发展起来的新型金融业态,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将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省级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也都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并且产品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数字金融和企业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这表现在,相比于高产品市场竞争行业,数字金融发展的价值提升效应对低产品市场竞争行业效果更为显著。文章丰富了数字金融相关研究,并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演变与影响因素--基于Bootstrap-DEA方法和面板Tobit模型的分析

利用中国24所大学的相关数据,结合Bootstrap-DEA方法,对中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评价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Tobit模型检验了地区禀赋、金融发展程度、产业结构等因素对中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2001和2002年,中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上存在显著差异;而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大学,以及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2008和2009年,中国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地区禀赋、产业结构对于中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但金融发展程度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数字金融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构建数字金融通过劳动力池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影响劳动力错配的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将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011-2016年中国279个地级市数据相匹配,采用加入工具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改善劳动力错配,并且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这三个子指标也都显著改善劳动力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效果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城市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强、在中西部地区改善效果更为显著,这也证实了数字金融的普惠功能。     

区域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金融发展的内涵包括金融规模、银行业结构、金融生态环境3个主要方面,从这3个角度剖析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衡量各省份技术创新能力,比较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基于因子分析结果,建立全国范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静态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成因。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且发展水平为东部>中部>西部;(2)发展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促进技术创新;(3)股票市场的发展相比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更有利于技术创新;(4)银行业竞争程度越低越不利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5)信用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推动技术创新;(6)外资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未能被当地企业"消化吸收",且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     

北京城乡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比较研究

以北京市城乡居民为主要调查对象进行数据分析,运用SPSS、问卷星等工具,研究北京城乡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对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及解决措施。研究得出:居民家庭资产配置选择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居民的家庭资产配置与城乡位置具有相关性,其中收入、受教育程度、金融资产的占比以及对金融知识的认知程度的不同对于北京城乡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也具有显著影响。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厘清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对于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而言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了2007—2017年30个省的年份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其次,选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外溢性,发现绿色金融对其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影响,证实了空间外溢性的存在。再次,进行了地区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不显著,但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最后,本文进行了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建议应继续提高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空间视角下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美丽广东建设背景下,发展绿色金融成为广东实现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借助ArcGIS、GeoDa以及Matlab2016软件,基于2010-2016年广东21个地级市的城市经济数据,建立固定效应空间库宾模型,实证分析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具有较强的聚集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水平呈现区域不平衡特征;（2）地区生产总值、金融发展程度、空气质量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并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3）金融发展程度和空气质量抑制区域间的绿色金融发展;（4）地区生产总值和受教育程度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和空气质量而言,无论是在区域内部还是在区域间,其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最后,据此提出了推动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金融错配缓解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将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地级市城市特征数据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基于金融错配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且此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金融错配程度,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且金融错配在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子维度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也均起到中介作用。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来推动企业创新的效应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对于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能力 ——基于数字经济行业研究

坚持以创新为先导,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力赋能企业创新发展,是我国在后疫情时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选取数字产业的基础行业即数字产业化部分,构建数字经济行业企业研发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且在考虑稳健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经济行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对企业创新能力形成正向的激励效应;（4）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更能显著的起到正向作用。     

功能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阈值对技术创新的非对称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驱动金融包容性增长的新金融形式,无论在服务范围和触达能力的规模层面,还是在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功能层面,均能更精准地支持技术创新。本文首先基于A&H模型与内生增长模型,嵌入金融超发展非线性影响关系,并借助数值模拟方法,揭示数字普惠金融规模和效率层面的不同阈值对技术创新的非对称传导机制和影响特征。其次,沿着功能视角,基于我国2011—2018年地级市数据,运用门限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阈值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存在非对称影响,在不同阈值范围内对技术创新影响程度不同;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2个规模维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超过合理阈值后呈现递减特征,而数字化程度这个功能维度表现为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规模过度扩张表现出不同阈值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金融效率可以保持正向促进影响,对于中西部地区,两者均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功能层面改善是突破规模瓶颈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