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与阿古顿巴——浅论阿来小说创作与藏族民间文学的关系

阿来长篇小说处女作《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与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二者身份来看,阿古顿巴的流浪汉身份和傻子视角的功用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藏族民间传说中的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到阿来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傻子,藏族作家阿来熟稔地运用汉字诠释了他的创作与藏族民间文学间的关系,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尘埃落定》傻子形象与藏族机智人物阿古顿巴比较

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形象借鉴了世界文学中类似人物的精神品质,但却与藏族口传文学中的民间智慧人物阿古顿巴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与此同时,傻子少爷与阿古顿巴之间又存在较为显著的文化差异或时代变异。而这种传承与变异无疑都是与阿来的民族文化身份与新的写作语境息息相关的。     

论阿来作品中阿古顿巴形象的互文性生成

阿来善于运用互文性的创作方法,通过不同文本中的故事、人物、情节之间的互相补充、阐释,形成丰富的、开阔的互文性关系。藏族民间人物阿古顿巴作为原型,不仅出现在了短篇小说《阿古顿巴》中,并与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产生了深刻的关联,构成了有效的文本互文间性,不仅彰显了阿来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民间立场,揭示了丰富而复杂的人性,而且使人物具有丰厚的底蕴和鲜明的个性特征,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     

家乡年俗“跑旱船”

本文章通过记叙“元宵节”后,家乡民间“跑旱船”一事．展现了故乡的风俗风情和文化帚观。小作者以一个观众的身份。极其详细地记叙了家乡“跑旱船”这一民间习俗的全过程。凸显了现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和幸福生活。     

“角落”的高度——试论林白《妇女闲聊录》的“农妇”叙事

《妇女闲聊录》是林白从女性隐秘的个人化写作走向底层民间书写的转型之作。在文本中,林白自动隐去"作者"的身份,而以"记录体"的形式,将农妇木珍的闲聊内容原原本本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粗糙与鲜活的乡野话语,既充分还原了底层民间世界的存在真相,又让我们得以反思既定的"男权叙事策略"与"主流文化认同"中存在的缺失。     

《黑暗的心》中模糊的“他者”——游荡欧洲殖民地的波兰流亡者

《黑暗的心》作为康拉德最受关注的殖民小说,在英国小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却因其对帝国主义模糊暧昧的态度而备受争议。该文总结了小说中出现的帝国主义倾向和反帝国主义倾向,从康拉德波兰血统和英国公民的矛盾身份,解析受压抑"他者"和占统治地位的"自我"间的身份转换给小说态度带来的巨大影响,借此阐述对帝国主义暧昧态度的身份缘由。     

9O年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之争，是朦胧诗以来最大的一次诗歌论争。本文从诗论研究角度，分析双方诗学观念的异同，重点在澄清对“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曲解，认为以知识分子身份从事写作是诗人的宿命；重提“知识分子性”的现实意义，在于重塑新诗近百年现代性追求中屡被修改、涂抹的“个体知识分子”形象，以再建独立、自由、怀疑和批判的“诗歌精神”。     

《黑暗的心》中模糊的“他者”--游荡欧洲殖民地的波兰流亡者

《黑暗的心》作为康拉德最受关注的殖民小说，在英国小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却因其对帝国主义模糊暧昧的态度而备受争议。该文总结了小说中出现的帝国主义倾向和反帝国主义倾向，从康拉德波兰血统和英国公民的矛盾身份，解析受压抑“他者”和占统治地位的“自我”间的身份转换给小说态度带来的巨大影响，借此阐述对帝国主义暧昧态度的身份缘由。     

谭恩美的《喜福会》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研究

《喜福会》是著名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品,作者通过对四对母女从矛盾冲突到沟通和解过程的描写,进一步说明了华裔女性在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影响下的生活困境以及对身份的认知和寻求的心路历程。笔者旨在以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角度浅析《喜福会》,讲述华裔妇女尽管遭遇来自性别和文化的双重压迫,依然努力追求女性"自我"的权利和非殖民化道路,吸纳了民族文化和中国血统,建构具有女性"自我"特色的文化身份。     

《耻》中的卢里形象分析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库切在《耻》中展示了南非白人卢里从幻想到现实,从冷漠到怜悯,从对抗到对话的转变。卢里多重身份的发展和蜕变,表现出库切赋予小说人物身上的对于实现消解父权中心、现代人重塑自我身份、人道主义复苏以及前白人殖民者与后殖民时期殖民地人民的对话与联接的诸多理想的追寻。     

论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

作为一个以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为描写对象的作家,沈从文有着很深的"乡下人"情结,是苗汉血统的出身注定了他"乡下人"的特定身份,而青年从军的生活经历又使湘西成为这个"乡下人"写作的沃土,尤其是城市与乡村的观照,使得沈从文一生都在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乡下人"身份.     

教师“身份”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及当下危机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教师的传统身份是制度型构起来的,正是通过制度的型构,才逐渐形成民间尊师重教的习俗和传统。由于教育制度的变迁,目前教师传统身份正遭遇严峻的危机,甚至民间日常生活中的尊师习俗和传统也面临着“去根化”的危险。     

传续与突围：近代知识分子身份重构的双重理路——基于定县实验的个案考察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势日盛,加之科举制废除,传统士绅的职业继替遭遇“现代性危机”,“到民间去”成为重塑自我角色和身份秩序的新出路,一个身兼“过渡性身份”的社会知识团体渐成雏形。基于此背景,定县实验开创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相结合的探索进路。他们一方面与传统士绅在“学而优则仕”的政治依附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上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知识结构、身份地位,以及实践方法等路径进行创造性突围,最终形成集“介入旁观者、致用知识担当者及民族再造者”等角色为一身的新精英群体。通过传续与突围双重理路的共同作用,促发了传统士绅的退场,促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型和登场,显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实践性和过渡性等特征,“在民间”成为重构这一群体身份的重要尝试。     

当代小说在两性书写上的“民间叙事”表达——以莫言、迟子建、林白、白先勇与苏童的小说为例

两性书写是当代小说的敏感领域,需寻求合适的表达方式,“民间叙事”不失为合情亦合理的选择。“民间叙事”是指以民间生活为题材、以民间文化为纽带和以民间生态为本位的叙事追求,而两性书写是民间生活、民间文化与民间生态的重要领域,民间叙事则为当代小说的两性书写提供了参照。具体而言,这种叙事追求可从空间的移位、身份的再认知与跨界伦理的心理还原三个方面管窥：空间上,将发生场所由室内移位至室外的天地,得以在孕育生命的土地上透视灵魂;身份上,将欲望与身份认知建立联系,在两性体验中不断加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伦理上,重新审视跨界伦理的心理动因,尝试修复缺位或失位的伦理关系。民间叙事展现出对两性欲望的真实书写与包容呈现,尝试通过两性书写来透视生命本质,为当代小说在两性书写的表达上提供了路径。     

通向未来——信息社会中教育理念的重塑

信息社会为教育理念的重塑提供了契机。在宏观层面，新教育理念的重塑策略为从制度化教育到人性化教育；在中观层面，新教育理念的重塑策略为关注教育关怀；在微观层面，新教育理念的重塑策略为身份的重建。     

福柯两性话语中的“身份认同”

福柯的两性话语包含着身份确定的思想。笔者以为,福柯的两性话语中,揭示了两性关系从“外”到“内”的转变,所谓“外”,是说两性关系被延伸到公共领域,双方的身份并不在两性之间产生,而是受到外在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左右。所谓“内”,是说两性关系开始关注自身,逐渐从外在因素的左右中回归自身,并在同对方的交往中确认自己的身份。     

走出芒果街上的“玩偶之家”

《芒果街上的小屋》是墨西哥裔美国女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的一部半自传体作品,它以一个小女孩的口吻,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讲述了她从稚嫩到逐渐成熟的青春期的成长故事。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比较了小主人公埃斯佩郎莎和其身边的女性与男性形象,从而探讨作者对女性身份和命运的新的思考。     

浅谈“落霞”系列小说中的“帝师”形象

二月河在“落霞”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最为出色的当属于伍次友、邬思道、方苞等人的“帝师”形象,这些帝师形象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军师”形象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才子”形象的结合体。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正是通过伍次友等人的“帝师”形象,重塑了儒家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     

五四时期“启蒙者”与“人民”关系的透视

在五四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启蒙者与人民的关系由于历史、时代、文化、作者心理等原因发生了深刻的逆转,由五四前期文化精英的主导身份演变到五四后期的仰观劳动人民大众的自卑意识。今天重新审视这种转变,触摸其背后的深层动因,将会带给我们全新的认识和解读。     

卡斯特罗及其作品《漂泊者》的身份认同

《漂泊者》的作者布莱恩？卡斯特罗及其主人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主人公对＂身份认同＂从起初迷惑、执著,到最后顿悟、超越,不再沉迷于身份的认定。和自己创作的主人公身份经历相似,作者对＂身份＂也持挑战和否定态度。可见,作者是想通过主人公表达自己的对传统文化身份的挑战和不屑,确立了自己的后殖民主义身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