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收复百灵庙——纪念绥远抗战五十周年

1936年11月,傅作义绥远抗战,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绥远抗战虽是局部抗战,但傅作义的部队收复了百灵庙,取得了胜利,振奋人心,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与称赞。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积极支援绥远抗战,主张“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并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的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还发表给蒋介石的信,要蒋介石“及时改过”,“停止内战”,将内战大军开赴抗日阵线,增强绥远的国防力量。足见,绥远抗战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性。而过去一般中国现代史著作中,对绥远抗战,大多语焉不详。现笔者略述绥远抗战的     

论国民党在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中的作用

1931年“9·18”事变到1937年的“8·13”1海抗战，中国经历厂由局部抗日到全民族抗战局面逐步形成的过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由妥协退让、犹豫动摇、准备抗战到决心抗战的曲折转变过程，放弃实行多年的“捷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转而实行“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的正确方针，最终走上抗日道路。全民族抗战局面才得以实现。在此，国民党所起作用何在？本又将对此作一分析。一、国民党决，0抗战，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9·18”后，蒋介石对日奉行不抵抗政策，不顾国土沦丧，继续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     

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三四十年代的冀东农村社会处于剧烈动荡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农民平静的田园生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将广大农民卷入抗日的热潮,农民沉睡已久的政治参与意识业已觉醒,经过“家”——“国”——“主人翁”几个阶段,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 一、抗战前广大农民“家”的意识及其影响(抗战前) 抗战前封闭落后的村落社会将愚昧无知的冀东农民铸造出以下政治品格:     

司马文森“粤北散记”系列散文论

司马文森“粤北散记”系列散文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纪实特点,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粤北地区的抗战现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不仅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同时也引发了抗战“反思”,强调了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诠释了“文人”与“抗战”的关系,具有“文学”价值的同时,还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丰富了抗战文学的内容,清算了抗战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散文“人的文学”特征,在当时的抗战散文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究竟什么是“复合模式”：试探抗战期通俗文学的想象力

抗战的严峻态势促使战时文艺工作者抛却成见,广泛汲取一切有益因子,最大程度地进行抗日宣传。于是通俗文艺被纳入“抗战”叙事的洪流,并创生出崭新的“抗战通俗”类“复合模式”,此种“复合”模式既推动了抗战文艺的想象力,又有力地展现了抗战文艺的多样风姿。     

国民党抗战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及教学应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在国民党抗战问题上,提出“国民党抗战功劳最大,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是积极抗战,不是消极抗战”,“正面战场是战略退却”等一系列美化国民党的言论,在实质上贬低了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对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的教育教学中注重史论结合,以理服入,反驳错误言论,把大学生的思想引向正确的轨道。     

抗战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伟大抗战中产生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其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是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观背景下,应该充分弘扬抗战精神,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信念以及艰苦奋斗教育.将抗战精神寓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要有效利用把抗战精神寓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把抗战精神寓于高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以及把抗战精神寓于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开展中的“三位一体”路径.     

学科核心素养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落实——以部编版“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一课为例

随着《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出台,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成为广大历史教师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以部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八单元第23课“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教学为例,在教学中设置了“写一写：完成大事年表”“说一说：日本侵华暴行”“想一想：中国抗战特点”和“议一议：为何这样抗战”四个环节,追本溯源,紧扣“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核心概念,挖掘多元史料,探索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途径。     

关于中国全面抗战起点问题再讨论

本文通过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的政策,说明中国还没有形成全面抗战;故“九·一八”事变不是全面抗战的起点;再考察“七·七”事变前后的情况,说明“七·七”事变只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而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立即作出全面抵抗的反应,故“七·七”事变也不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最后,本文得出结论:1937年8月14日蒋介石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才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即“八·一四”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     

抗战大后方歌谣的阶段性分析

文章指出,抗战大后方歌谣在时间分布上存在阶段性的特征,并对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将抗战大后方歌谣以1940年为界,分为“井喷阶段”和“跌落阶段”,进一步分析揭示出其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文学发展规律的关系。     

东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十四年抗战史”教学路径研究

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宣扬“十四年抗战史”是新时代历史教学的新使命。东北抗战文化资源丰富厚重，契合“十四年抗战史”教学的需要。深刻理解东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十四年抗战史”教学的现实意义，重点解决好“为什么融”的问题；准确定位东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十四年抗战史”教学的切入点，深入发掘东北抗战文化资源的史学价值，推动其向教学体系、教材体系转变，解决好“融什么”的问题；探索东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十四年抗战史”教学的有效路径，解决好“怎么融”的问题；不断强化“十四年抗战史”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回答好“谁来融”的问题。     

陶行知的抗战教育实践和理论

陶行知是抗战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他创办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把日本从中国赶出去，把学生培养成抗日救国的小战士。他组织“国难教育”和“战时教育”以及出游欧羡二十八国都是在宣传抗日救国。他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抗战教育”上就是战时教育理论，即“过抗战的生活，受抗战的教育”，“民族解放大学校”，“抗战教学做”三个方面，并使这三个方面为中华民族的中心政治任务——抗日战争服务。     

陶行知先生和育才中学在抗战中的事迹和贡献

1939年至1945年6年时间里,陶行知先生积极撰文讲演、参政议事,为坚持抗战奔走呐喊、筹集募捐。除躬身参加抗战活动外,他创办专门接收难童的育才学校,施行教育改革,发展生活教育,推行战时教育,将专业知识教育和抗战民主宣传结合起来,与中共南方局密切协作,培养学生坚决的抗战意识,组织学生进行抗战义演,在“大后方”树立起一面抗战建国教育的光辉旗帜,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超凡的功绩。     

教育工程切莫数字化

时下,诸多冠以“一字型工程”的德育活动屡见不鲜。如,某校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设计为“六个一工程”——阅读一本关于抗战的课外书,观看一部反映抗战的爱国主义影片,创办一期手抄报,制作一个红色网页,采编一个抗战故事,传唱一首抗战歌曲;某校为了引导教师进行业务自修、提升专业素质,积极启动“五个一工程”——每年摘抄5万字的理论材料,每学期读一本教育专著,每个月提交一篇论文,每周写一篇教育案例,每天记一篇教育随笔……这类提法新奇、花样迭出的德育“工程”(其实是德育活动)频频出现在学校的经验交流材料中,设…     

比较文学视阈下东北汉族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摭论

东北抗战14年（1931—1945）,是东北多民族戮力同心、共同参与的全民抗战。东北14年的抗战文学也是由东北汉族作家与东北少数民族作家共同构建、齐力熔铸的历史人文景观。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民族危亡关头,作为不同民族文化养成者的东北汉族作家与东北少数民族作家做出了既非雷同而又相向而行的文化选择,这决定了抗战14年东北汉族作家文学与东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可比性的客观存在。从此出发所做出的同中见异、异中存同的比较文学观照,将有助于认识中国东北抗战文学的多元文化景象与民族文学素养,更有助于打破一元化的、“大汉族中心主义”的传统抗战文学研究视角,树立“中华多民族抗战文学的”新观念。     

试论红军长征时期中共抗战路线转变的原因

本文论述了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路线的转变过程,分析了党的抗战线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中共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是抗战路线转变的前提条件,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中间势力的调解和敦促以及对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的需要,促使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转变。     

中国抗战小说叙事模式初探

抗日战争为题材和背景的“抗战小说”是抗战文学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部分。“抗战小说”作为历史叙事和自我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在“抗战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多元的叙述中,也展现着不同的个人命运、家族记忆和民族国家想象。基于此,要讨论的正是1930年代以来我国“抗战小说”基本叙事模式的发展脉络及其所要揭示的复杂的历史图景和文学内涵。     

“抗战文艺”的历史特征及其终结——从文协同人的检讨和反思说起

文协同人1940年对“抗战文艺”作了检讨和反思,从文艺观念、创作题材、艺术形式和生产传播方式等方面,全面勾勒了“抗战文艺”的历史特征。包括高度重视宣传功能、以通俗文学和短小通讯报告为主要艺术形式、集中描写和反映前线生活等几个方面。在生产和传播方式上,“抗战文艺”采用的是“机构订货”和商业化生产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在文协同人检讨和反思中,“抗战文艺”也走向终结。     

“抗战前期文艺论争”的再认识

抗战前期,围绕着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文艺界展开了四场大规模的论争——有关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抗战文艺创作中“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辩论;进步文艺界对“战国策”派法西斯文艺观的揭露和批判;解放区和国统区有关“民族形武”问题的大规模的讨论。这几次论争的结果,确保了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政治方向,还为文艺大众化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严歌苓新作《寄居者》出版

近日,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之后,严歌苓再推新作,将目光对准了1942年的上海。这部号称为“上海版辛德勒名单”的长篇小说,以爱情故事h核心,表现抗战年代的小人物命运。《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由女主人公“我”在晚年讲述给一位传记作者听。“我”在1939年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