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马上治秀下——评陆贾《新语》

“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汉书·郦生陆贾列传》)这是汉初陆贾批评刘邦的话。这个不能用马上(武力)治天下的思想,为汉代统治阶级所接受,也是其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政治原则,为历代统治者所遵奉。 (一) 这个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处于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而被提出来的。汉初是布衣将相之局,君臣起于草莽之中,除一部分人是故秦的中下级官吏外,大多出身微贱。如樊哙屠狗,灌婴贩缯,周勃是个     

谈谈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于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时期,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始终。 春秋末期,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学家孔子所著《春秋》便明显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司马迁评之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并以鲁国史事,正名分,“拨乱世,反之正”。可见,孔子研究历史并非为历史而历史,而是通过研究历史来宣扬他的思想观点,抨击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现象,企图恢复已经崩溃的西周盛世。尽管这不符合历史潮流,但在史学经世致用的开创方面却功不可没。     

论易学对王夫之史学思想的影响

研究王夫之的史学思想,不能离开他的易学见解,王夫之深究于易而出入于史,援史人易,以易说史,易学成为他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而史学又是易学观用之于历史研究的具体体现。他抓住《周易》之变通的思想特点来研究《周易》.并将这种变通的观念引进历史研究之中.论证人类社会历史的盛衰变动、治乱更替,解说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同时,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研究,扬弃了《周易》的循环的变化观.提出了中国历史治乱更替的三个阶段论,建立了以变化和进化为中心的历史哲学体系。但是,由于王夫之坚持"《易》兼常变,礼惟贞常",因此他的历史变易观又受到很大局限,他承认历史的变动性,但不敢否认封建制度的永恒性。     

论黄宗羲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

黄宗羲的史学思想是当时社会巨变和学术渊源两者相互激荡的结果。从学术渊源上看．黄宗羲的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阳明蕺山之学、朱子之学和宋代浙东先贤。黄氏是王学传人,他的等经重史的思想．正是受了阳明“经亦史”、“史亦经”思想的启发。他所具有的独立思考、善于怀疑的史学精神．则来源于刘蕺山。黄氏不为王学所围．又吸纳了朱熹学说中“先经后史”、“经本史用”的史学思想,但同时又表现出与朱采史学精神的极大差异。黄氏史学中最有价值的经世致用的一面,则导源于宋代渐东金华、永嘉、永康诸先贤。黄氏吸纳诸家史学思想之长,结合17世纪社会现实,铸成了自身通达明识的史学体系。     

孟子治乱史观探析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是孟子对“生民以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演变规律的总结。长期以来,很多人把孟子的这种历史观看作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论”。其实,在孟子“一治一乱”概括背后,还有孟子对战国以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乃至道德状况等所进行的深入考察和思索,有对以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分析。孟子的治乱史观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内在依据,并结合自己的民本思想和仁政理论所独创的一套自成系统的历史观体系,其中固不免囿限．但合理的成分也不容忽视。     

承先继圣 惜死立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不仅在于《史记》所具有的高不可攀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更在干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伟大斗争精神和人格力量。本文分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认为这一思想不仅包含有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雪耻、成一家之言、显身扬名的个人功利目的，更体现了他网罗天下散佚旧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探析了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我校8位教师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十一月上旬,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我市召开。我校有八位教师应邀参加会议,他们的论文题目是:《论王船山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兼与西方近代伦理比较》(王泽应),《王船山尊黄思想的历史评价》(邓乐群),《王船山“诗”的社会功能评议》(周示行),《论王船山史论中的军事思想》(王椿梧),《王船山对孔子史学观的继承和发展》(曾也鲁),《王     

评孙奇逢"转否为泰之道"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学《易》旨在用《易》以治身、治家与治国平天下。“天下之道莫善于相反而相交以为用”,是矛盾对立统一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是安危相随、泰否相因,始终都是“反交为用”的。所以,他提醒人们要泰不忘否。即便事已得凶,亦当仍使之趋吉,犹“逆挽而进之者,此《易》道之用与造化侔,而圣人作《易》之功亦与天地并也。”     

历史教育学初探

近年来,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探讨越来越深入地谈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如何发挥史学功能的问题。大家较一致地认识到史学的社会功能在于传授知识,增长智慧和才能,提高文化素养,培养道德情操,总结历史经验,阐发历史规律。它是增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重要手段。这正是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物质文明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所赋于历史科学的任务。同时,人们也充分意识到史学功能的作用又要通过大量基础的、普及的教育来显示,特别是对亿万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来实现。所以,史学的社会功能要通过历史教育这一中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论陆游的史鉴思想

我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极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诗经》中早有“殷鉴”之诫。早期史官之设,尽管职责甚多,但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却是其最主要的责任。到了封建社会中期的唐宋时代,史学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取鉴思想更为明确和系统。唐宋政权皆建立于长期分裂割据之后,执掌政权的人历经战乱,深知得天下不易、保天下更难。因而隋、唐、宋的统治者极重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把修史工作提高到关系政权兴亡的高度来认识,也因此隋唐以降官修史书成为修史工作的主流。     

朱熹史学三题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后期演变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他对史学的发展也有其独到的贡献,下面就此作一简单论述。 一、“君心”史观 朱熹的历史观是一种“君心” 史观,他把“君心”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认为“天下万事本于一心”,帝王之心决定历史的治乱兴衰,帝王的“心术”是天下万事的根本,一个国家政治的好坏,社会的强弱和盛衰,历史的发展变化,都取决于帝王的“心术”。他说:“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此自然之理也”。天下之事的正与邪都取决于皇帝的“心术”,“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天下之事无有不邪”,把某个君主或皇帝的“心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显然是英雄、帝王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这和朱熹以“理”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是相始终的。 在朱熹看来,既然“君主之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也只能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君心正,便能“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这样才能使天理流行,达到光明的王道政治,而君心不正,则是人欲横流,必然导致黑暗的霸道政治。 那么,“君心”正的客观标准是     

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忽视汉学、宋学与史学的交互作用。由于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影响到清代史学，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在汉学影响下，清代史学出现了与宋明史学迥然有别的风貌。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逐渐形成；学者移汉学治经方法以治史，丰富了治史方法；《春秋》笔法，以正统论史，以“天理”、“心性”论历史盛衰遭到拒斥。汉学对清代史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清代史学也以自身的原则和方法影响着汉学和宋学，拯弊纠偏，在“资治”的层面上引导清代学术思潮向史学发展。     

安作璋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早在20世纪40年代,安作璋先生即从事秦汉史研究,他先从经济史入手,逐步扩展到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其主要成就,一是论证了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提出秦汉是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制度奠基的时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疆域基本形成的时代,也是有明文记载的较早对外开放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文武并兴、人才辈出的时代。秦汉史是安先生从事历史研究的试验田,由此进一步扩展到中国通史、地方通史、文化通史的研究,努力实践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与一些前辈史学家的治史思路,主张治史贵在乎通,终于成就为一代史学大家。     

金版(钣)和泥金版

宋沈括《梦溪笔谈》说:“寿州八公山侧土中及溪涧之间,往往得小金饼。”即今之金版——战国楚国黄金货币。他据打印印文,又说:“天下谓之‘印子金’”,印子金之名,千年来未变。这段笔记,是纪录和命名的最早文字记载。他还具体地描     

王船山经济思想浅探

王船山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对政治、经济和史学诸方面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述。他的经济思想虽有史学前辈于著作中涉及,惜乎未能详加论析。迄至今日,国内学者也很少关于这方面的专门论述。兹不量力,发一孔之见,聊收抛砖之效。     

吕思勉先生历史教学思想与实践述论

吕思勉先生的一生,勤奋述,诲人不倦?对于历史教学,先生一直有其独到的见解,认为治社会学是治史学的第一要义：而先生的历史教学实践也自成一格,课内他讲求“高深之学理,以浅显之言出之”,课外乐于和学生定期晤谈,考试命题则倡导以理为主。先生的历史教学思想和教学风范,当为后世楷模。     

王船山与司马光史学思想异同论

王船山与司马光是我国古代主张“鉴史以资治”的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是我国古代极负盛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王船山深怀亡国之痛,穷经究史,晚年撰写了《读通鉴论》、《宋论》两部史论和一部当代史《永历实录》。他的史论著作,堪称我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珍品。王船山与司马光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深受《春秋》“大义”的熏陶。《春秋》笔法给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许多弊端,流毒深远,效尤者历代不绝,王船山与司马光也深受其     

王贞仪的史学思想与历史观

王贞仪是清代著名女科学家,有着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突出的科学成就。同时,也熟读史书,认为史学功用是明教化,而且强调史学的经世作用。其社会思想中又有提妇女守节、仇视农民起义等内容,都与其科学思想相矛盾。王贞仪思想上矛盾的一面,说明了传统社会里思想上的桎梏是科学发展的巨大障碍。     

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

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央大学史学系长达17年,对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张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历史研究的基础课程和工具性课程,把它们提到与专业课程一样重要的位置;他重视学生自主研究能力之培养,强调史学会的重要作用。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曾在民国时期产生很大的影响。时至当代,犹不乏启示意义。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灵魂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陈寅恪先生走完了七十九年的沧桑人生,含恨而去。一颗世界级的史学名星永远地陨落了,他的走不仅是对中国史学的一种苦涩嘲讽,而且也是中国史学的一大悲哀。可是他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史学观,永启后世子孙。一谈及陈先生的史学观,不能不对其史学观受影响的社会,家庭及个人经历加以回顾。十九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把中国完全变为他们的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使中国吏治废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