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佛教之关系论析

柳宗元是唐代士大夫阶层的著名代表之一。与当时一些士大夫坚决反对佛教的立场不同的是,他对佛教持宽容和接受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好佛,而佛教也对柳宗元的人生理念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柳宗元对佛教的态度和立场既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又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苦难人生的艺术化超越——苏轼遭际对现代人生存的观照价值

苏轼一生虽然历经磨难，但他以乐观的情怀直面现实，在儒释道兼容的宽宏博大中安顿漂泊的灵魂，在“立言”、“世功”、“养生”等使人生艺术化的尝试中超脱苦难，不仅实现了智者在困境中的超越，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多有建树。苏轼艺术化的人生尝试．为现代人谋求自我与所担当的社会角色的和谐，提供了一种生存范式。     

"和而不同":儒道释和谐思想分疏及其当代启示

儒道释三家都包涵着丰厚的和谐思想:儒家主张中庸之道的和谐观,侧重人际关系的和谐;道家主张天人一体的和谐观,侧重天人关系的和谐;释家主张中道圆融的和谐观,侧重身心关系的和谐。三家虽立意与旨趣各有特色,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但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与"多元一体"的思想结构。儒道释三家的和谐思想,为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石头的多层意蕴--论《红楼梦》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

从宗教视角对《红楼梦》的创作宗旨及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进行重新审视,提出了“儒教、佛教、道教三教合流归一于‘石头’”的观点,并分别从三教归一的整体趋势、《红楼梦》中的梦幻世界以及禅机谶语的点化手法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干西汉，定型干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论“三平”精神与雷锋精神的一致性

"三平"精神不仅是对中原人群体性格的精炼概括,而且也是对全体中华儿女本性的概括。因为"三平"精神与雷锋精神的本质和核心、所产生的道德基础是一致的,它们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特征,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都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两者一脉相承,密不可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论《红楼梦》的佛老思想

百家争鸣之后 ,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 ,随后又形成儒、释、道并存的局面。文人士子仕途失意 ,往往退而谈玄论道 ,参禅拜佛 ,阮籍、稽康、李白、王维、苏轼都如此。他们较好地继承了佛老思想。清曹雪芹继承佛老思想内涵 ,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红楼梦》的创作中。     

"山中高士晶莹雪"隐喻对象辨正--与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商榷

冯其庸先生对红学界关于“山中高士晶莹雪”隐喻薛宝钗的看法作了新的解释：“山中高士”非指薛宝钗，而是破折号“晶莹雪”。认为薛热衷于功名利禄，不配称高士，冷冰冰的雪才是“山中高士”。联系曹公关于高士的用典、薛宝钗的全部言行表现以及与林黛玉之间的对比，“山中高士”隐喻薛宝钗，“世外仙姝”隐喻林黛玉都很恰切得当。我们不能苛求于封建时代的一位淑女。由此而论，对红学中的不少表现手法和语言，不能琢磨得过头，否则，真理超出半分便是谬误。     

生活体验与青少年身心和谐发展

今天青少年的生活体验缺失问题,病根在家庭,表现在学校,社会让病情加重.身心发展失衡,学校与家庭教育的现实,使青少年难以获得人格发展所需要的生活体验.成长中的青少年,需要次序与和谐,需要连续生活历程体验.由于成长中的生活缺失,青少年将产生对生活缺失补偿的渴望.生活的过程也是道德学习、品德建构的过程,开发日常生活资源,让青少年体验生活,发展社会适应行为,不仅是社会认同和健全人格的需要,而且也是学校和家庭的教育使命.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中)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