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建议新编《鲁迅全集》

周海婴日前建议,重新编辑和出版《鲁迅全集》。周海婴是鲁迅先生之子。他说,18年来,鲁迅研究领域取得了大量新成果,有的研究者还发现在1981年版本中存在不少批误。我们理应在以往各种版本的基础上,通过汇校整理出版一种更为准确无实的《鲁迅全集》,这对于正确理解鲁迅和更好地普及鲁迅作品都具有重要意义。周海婴建议新编《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与书刊校对工作

鲁迅先生非常重视书刊的校对工作,他花在这方面的精力,不亚于他在著述和编辑活动方面所付出的心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校样,编书,校字。”(《鲁迅全集》第11卷) 当时,一些书店的校对人员在校对稿件时,常常“以意改令通顺,并不查对原稿”,以致使著译者“想了许多工夫,这才决定了     

校对是一门大学问

“校对是一门大学问”,大在哪里?有何为证?这是个需要多方论证的问题。 一、名人如是说,我辈意如何 我国自元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出“通儒校勘”的问题,认为只有“通儒”才堪当“校勘”大任。近代学者陈垣先生提出,“校是非”的理校法,“须通识者为之”。他认为,能够完全胜任校对任务的人,必须是通才,有大学问。 梁厚甫(美籍华人学者):“我向来佩服校对出身的报人。我每进报馆,先和校对点头,然后及于编辑,因为他们是‘文章司命’也。”把校对工作者看成是掌管文章寿天生死的文运星官。确认校对职责大。 郭沫若:“《青铜器时代》和《十批判书》都由我自己校了几遍,但终究不免仍有错字,深感校对之     

列宁、毛泽东重视校对工作

列宁把校对看成是出版最重要的条件。他说：出版“最重要的条件是：保证校对得很好。做不到这一点，根本谈不上出版”。毛泽东对新闻出版工作的要求是“不出”错字。毛泽东同志是十分重视校对工作的，他在编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就亲自做读校工作，一一改正校样上的差错。1938年6月，在《论持久战》发表时，他曾不止一次地亲自校对，在退校样时，还亲自写信给有关同志，说：“都校了，第三部分请再送来看一次，第一     

加强校对工作 提高编校质量

校对工作作为编辑工作的继续和延伸，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把编辑同志当作辛勤的园丁，那么校对员则好比勤劳的啄木鸟，其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同志才有校对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一说（参见列宁论（《火星报》的编辑方针）。可以说，一个出版社是否加强与重视校对工作，是能否出版精品书籍的重要条件之一。面对出版界著译者苦恼，读者怨声载道，既而衍成相当程度的无错不成书的严重局面，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若干年前，散文家秦牧的一篇（《校雠之难》说过，一篇文章错字太多，就好像吃饭时不断咬着砂子一样，这实在是令人头痛的事。因而，总结校对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利今后工作就显得刻不容缓。     

浅谈如何提高图书校对质量

目前,在图书出版中“无错不成书”几乎成了人人皆知的通病,有的人也常借用此话来为自己编辑、校对中出现的差错打掩护。当然,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决定一本图书质量的好坏是由编、校、印诸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失误都会给图书质量带来影响。那么校     

标点一定要小心

1934年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短文,题为《点句的难》(后收入《花边文学》一书),批评当年出版的标点本古书标点多错,“竞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于今为烈”:几乎是无错不成书,而且往往把并不难懂的地方点破了。     

也谈“编校合一”

《出版工作》开展“编校合一”问题的讨论,不少编辑、校对和出版管理工作者发表了许多见仁见智之议,这对改进编辑工作,提高书刊质量,培养专业人才,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已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大家从实际工作经验、出版管理体制、编校人员素质等各方面对编校合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拟从研究校对工作本身的一些客观规律出发,对编校合一的几个问题,提出看法。一、校对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校对工作是所谓“编辑六艺”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任务是对原稿负责,改正清样中的差错。但是,我们决不能就事论事,把校     

论校对定位

校对定位的误区 校对如何定位?按传统的说法,“校对是出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编辑工作的继续”(《校对知识问答》),校对“起着编辑工作的继续和补充的作用”(《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知识大全》)。这些论述,虽然承认校对为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却又否认校对的独立地位,把校     

其为人也正 其为学也精——记林辰先生

林辰先生是一位从事鲁迅著作出版的编辑,也是鲁迅研究界的老前辈。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阅读鲁迅的著作,几十年来,他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版的专著《鲁迅事迹考》,一直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好评,成为从事鲁迅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此外,从1951年至1958年,1977年至1981年,他曾先后两次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两版《鲁迅全     

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

近日翻阅旧杂志,见到老出版家、前辈编辑工作者孙伏园先生写的一篇《谈谈校对》,读后颇有感触。孙先生学识渊博,但他一生甘于“为人作嫁”,以自己的心血灌溉文化园地。他说:“我当编辑的工夫,一大半用在校对上。”这是实在话。他那年代,出版社里哪有今夫这样人     

以质论校─—关于校对次数的思考

“三校一读”是《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为加强图书生产流程中校对环节的管理,确保图书编校质量而作出的规定。从这一量化了的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校对的次数被视为保证图书质量的关键之一。应该说,“三校”之规定综合考虑了图书编校质量、出版周期与成本以及市场等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三校”是可行的。但是,对于“重点图书、工具书等,应相应增加校次”,这是《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对“三校”之规定所作的补充,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校对次数不能简单地以“三”为限,应以质量论校对。遗憾的是,在执行上述规定过程中,不少出版…     

目前校对应着重做好文字技术整理工作

校对的产生 ,其直接原因是发生了复制 ,需要比照原件来审核复制件 ,以发现两者之异同。此即为编辑和校对耳熟能详的“校异同”。这在 1986年 12月出版的科技出版专业人员培训试用教材《校对工作》中 ,称之为校对的基本职责或本职工作 ;在同年同月出版的《编辑工作二十讲》中 ,称之为校对的主要任务。校对所发现的差错 ,主要因排字工人对汉字形、音、义发生误解进而误排所致。在以铅排为复制手段的年代 ,如果没有校对尽职尽责的工作 ,书稿的差错率将会居高不下。“校异同”是校对的主要职责 ,而“校是非”只是少数高级校对显示其能力的次要职…     

谈校对劳动的创造性

有的人说校对的主要职责是发现校样与原稿的异同,由此断定“校对是字对字的简单劳动”。这是对校对劳动的误解。校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纵观中国出版史,校对工作从来就是编辑工作的组成部分,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自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校对工作应对原稿负责,消灭一切排字上的错误,发现原槁有错漏和不妥之处,应及时提交编辑部门解决。”这就确定了校对工作的主要职责是消灭一切排字上的错误和发现原稿的错误与疏漏,即“校异同”以消灭排版差错,“校是非”以消灭原稿差错…     

略谈与图书编辑相邻的学科

图书编辑工作本身至今虽然没有独立创建学科——图书编辑学,但是,在图书编辑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却有许多学科逐步形成。我在这里作简要介绍,以供参考。 1.校雠学校雠原指校勘书籍中文字、篇卷的错误,古称“校雠”,今称“校勘”或“校对”,是编辑、出版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汉代刘向(公元前77～前6年)在《别录》中说:“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雠学有广狭二义,前面所说的校对书     

“■”确实笔误为“(革华)”

《出版工作》第十五期二十三页刘争义同志的信,未加查对鲁迅手迹,便说:“鲁迅先生决不会把“(?)”写成“(革华)”是可以肯定的。”我查了线装影印本《鲁迅日记》,(?)确实笔误为(革华)(见第三函第二十四册、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笔误是常见的事,这也无损于鲁迅先生的光辉。刘争义同志未查对手迹,无可责难。你们在编辑过程中看来也未查对手迹,就不免有些疏忽了。由于这种疏忽,竟造成“一处误排”的“公案”,使排者、校者、编者均蒙其咎,岂不有点冤枉!     

毛泽东与校对工作

毛泽东在重要著作发表、重要电文发出时,非常重视校对工作。他对校对工作的重视,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认真”、“过细”的工作作风,对我们做好出版工作有深刻的启示,是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宝贵遗产。一毛泽东非常重视校对工作,根据我查阅的有限资料了解,有以下一些事实:1.1938年5月,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延安的《解放》第十四期发表。5月12日他在写给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郭化若的信中说:“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书信选集》126页)2.1940年2月,毛泽东的…     

浅谈原稿灭错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关上房门,准备写点东西,忽听到“笃、笃、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多时未见的老胡。他是个有30年经验的老校对。寒暄一番之后,话题就转到书稿中的差错上去了。老胡感慨地说:“现在几乎是无错不成书。究其原因,校对漏校是一个方面,但百分之七、八十是原稿本身就是错的。原稿差错越多,书刊出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是啊,现在有些原稿中的差错比比皆是,”我老伴说,“其他且不说,光错别字就不少,听说有个单位一部稿子就错了180多个字”。她也是个老校对,听了老胡的话后,也加入了我们的议论。我听她如此说,顿时显露出惊讶的神态。老胡     

“硬写”、“无孕分娩”和“倒轧帐”

鲁迅先生主张文章写不出时不硬写;但同时他又说他的文章常常是“挤”出来的。他形容这个“挤”字,有一段极好的文字在《“题未定”草(一——三)》中:“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明奇妙的写出些什么     

从孙伏园的编辑工作谈起

孙伏园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报人。他参加过北京《国民公报》的编辑工作,主编过号称“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中的《晨报附刊》与《京报副刊》,后来又发起成立著名的文学团体“语丝社”,并创办了《语丝》周刊。他为编辑这些刊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时甚至“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迭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他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