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之儒”述评

孔子“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从孔子没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称为儒家。”顾颌刚在这里所说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论断也是恰切的。 孔子的弟子,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孔子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依据史料记载,孔子弟子有生平事迹的有三十多人。 孔子于公元之前479年去世后,据《史记·儒林传》记载:“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居楚,子夏居西河……。”孔子弟子分散各地,     

阅读部分 练习十五

阅读下列文言短文,回答文后问题。论语辩柳宗元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A):“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     

《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

《孔子家语》是战国后期孔子弟子记录整理的一部孔子言行录。它为人们在《论语》之外完整理解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提供了重要补充。今本《孔子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在保留孔子家世、生平、业绩及“七十二弟子”名录方面提供了一手资料,揭示了孔子的“存亡祸福,皆己而已”的神人感应观,从“仁”“礼”“德”“法”四方面论析了孔子心中的“明王之道”,从“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诸方面阐述了孔子眼中的修身之道,并补充论析孔子关于“人道”之依据(人性)的思考,包括人的“性命”“人情”的涵义以及因人情而治人的“人义”规范。宋代以来,《孔子家语》一直被视为王肃假托的伪书。20世纪70年代两次汉墓出土文献证明此书不伪,应当纳入先秦儒学研究视野。     

《论语》中“夫子”辨析

《论语》一书记述了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的言论,书中弟子称孔子为“子”、“夫子”、“孔子”甚至“仲尼”,称谓复杂多变。由于周代崇尚礼乐文化,对称谓也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范,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不可能出现错误,因此清代崔述以弟子面称孔子为“夫子”而疑其篇章为伪作。通过辑录《论语》中称谓为“夫子”的言论,从“夫子”的本义和周代对称谓礼仪的规范两方面进行分析,可知“夫子”这一称谓在《论语》中有不同含义,有表示对孔子学识的崇敬,也有表示对孔子曾是士大夫身份的尊重,从而说明在当时,弟子面称孔子为“夫子”是有可能的。     

子夏与《周易》的传授

关于孔门《易经》的早期传授。《汉书·艺文志》曰:“昔仲尼殁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盖源一而流歧,其所由来者久,固不自汉始矣。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上说:“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汉书·儒林传》上说:“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瞿以授     

《孟子》中的孟子弟子

孔子的弟子,号称三子,其贤者号有七十二人.司马迁《史记》有《仲尼弟子列传》一文略述其要,后世学者亦多有论及.孟子,被尊为“亚圣”,其行事颇类孔子,其弟子亦有数百.《孟子·滕文公下·彭更问曰章》载: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彭更的问话,概述了孟子周游列国的情形,也说出了孟子弟子之多.但对孟子弟子,后世研究者论及甚少.《孟子》一书中提及的孟子弟子有十八位:充虞、高子、孟仲子、子叔疑、季孙、乐正子、彭更、桃应、万章、咸丘蒙、匡章、陈臻、陈代、陈仲子、屋庐子、滕更、公孙丑、公都子.现据《孟子》一书,对这十八位孟子弟子略作介绍,为“先秦儒家师承关系”和“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从《孔子家语·后序》看其成书过程

《孔子家语》所附两篇后序都是可信的。今本《家语》前四十篇相当于孔安国所说“吕氏之所传”,后四篇相当于“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这四篇原来不在《家语》之内。《家语》确为先秦流传下来而由孔安国最后编定的古书,所谓王肃伪作的说法固然是错误的,时下比较流行的“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之类说法也不够准确。     

《文中子中说新注》序

王通是隋代儒家学者,《隋书》未为王通立传,《新唐书·王绩传》说:“兄通,隋末大儒也。”《旧唐书·王勃传》也提到王通,说其祖王通“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足见王通是唐初王绩、王勃家族中的一位著名学者。王通卒后,其弟王凝及其子王福畤编次王通的遗说,成为《中说》一书,亦称《文中子中说》。《中说》实际上是王通的言行录,书中内容模仿《论语》。在《论语》中称孔子为“子”,在《中说》中亦称王通为’子”。叙述王通的行迹,亦模拟孔子,如孔子最好的弟子颜渊早死,王通也有一个最好的学生早死,这就令人感到可笑了。但是孔子活了七十多岁,王通却享年不永,这就不能与孔子相比了。     

孔门弟子与孔子思想传承研究

本文以《论语》为基本文献,适当参考《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儒林列传》等相关文献资料,研究孔门弟子与孔子思想的传承。目的是通过对孔子弟子所学所长的论述及师生间的关系探究,为各行各业的师生关系、师承礼仪提供一定的参考,从而让孔子儒家文化的教化作用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山东民办高等教育论

山东素有民间办学、树人兴邦的优良传统。春秋末期和战国中期,是我国私学的初创阶段,主要表现为孔、墨两大显学的崛起,而孔、墨均系鲁人。孔子首创私学,“有教无类”。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孟子所办私学盛况空前,“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墨子·公输》记载,墨子自称有弟子三百人。《淮南子》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墨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重视实用的科学知识技能的传授。总之,儒家是私学初创阶段成就最大的…     

宋先红：从“聊佐清欢”到“抒己之怀”——贬谪期间“苏门四学士”词作的变化（一）

贬谪的遭遇使“苏门四学士”词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作词的目的从“遣兴娱宾”转为“排遣情怀”;其次,词作“调外有题序”的特征显示了“四学士”对作词“自遣”这一意识的强化;最后,“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扩大了词的表现内容。总之,贬谪后的“苏门四学士”词沿着苏轼开拓的道路从作词目的、艺术手法等方面进一步地推动了词的发展。     

魏国封君考

战国时期,魏国封君对于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均有重大的影响;安陵君所封之邑俨然一个小国,独立性非常强;信安君与长阴侯为世系相承的两代封君,其先后关系待考。魏国封君普遍设有食官之职,为封君提供服务,并且为后世食官所本。     

论金代王寂词的艺术特质

王寂是金代中期比较重要的词人。其诗、文俱有成就．词也别具一格。王寂词的艺术特质主要表现为：以“酒”为主要意象表达内心世界及生命情怀,清冷寂寥是其词的主要基调,词境追求“清疏”品格,同时还擅用“闺怨”题材来抒发仕途人生的苦闷;语言上崇尚本真凝练,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时苗本事及汉魏之际吏风的转变

东汉建安年间寿春令时苗去任留犊的史事,首见于三国魏人鱼豢所撰《魏略·清介传》。史家独取“清介”二语表而出之,以为类传之名,可从汉季曹魏以“清”为美之社会政治风尚中获得说明。此间,政治文化经由标举“清流”、“党锢”、“清议”而逐渐发生了流转,其中“清介”之吏及相关吏风的出现显示了这种演变的一个方面。所谓“清介”,同后汉的“清流”、“党锢”、“清议”,甚至《史记》、两《汉书》所表彰的循吏吏风已殊多不同。“清介”吏风的显于当世,多少携带着曹操个人风格影响的痕迹。     

“慧能偈”与“神秀偈”

20世纪以来,围绕慧能“嗣法三偈”所展开的禅学和禅宗史研究,角度不同,见仁见智。文章对其中的代表性观点予以扼要的梳理,并认为包括“神秀偈”在内的四首偈子,与《坛经》中的传法故事,是慧能后人为“禅宗南宗”思想的发展需要而虚构的;“神秀偈”并没有如实反映出神秀的禅学思想;慧能“嗣法三偈”不是落于“有”,就是落于“空”,同样没能准确地把握住慧能超越二元对立的般若佛性的思想核心。     

从崔莺莺的姓氏谈起——论元稹与山东士族

考察唐传奇的时代背景和其他传奇作者的影射习惯以及元稹的生平和崔莺莺的姓氏,我们有理由相信《莺莺传》可能是一部具有现实暗寓的作品,崔莺莺的家世境遇和她的姓氏可能是对唐代山东士族衰落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唐代的政治斗争中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新兴进士阶层和宦官集团等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变化,山东士族虽然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但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集团,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自中唐以后彻底走向了没落。考察元稹的家世和仕途经历,发现他与山东士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而这一点也表现在张生对崔莺莺的态度上。     

沈葆桢接任福州船政大臣动因探析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派官僚沈葆桢早年深受传统儒家学说影响,科举取仕后从翰林院编修到江西巡抚,曾经走过一帆风顺的仕途之路。然而值其官运亨通之际,他却选择接任在当时颇具风险的洋务企业——福州船政大臣的职务,沈葆桢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出于什么“机会主义”,而有其深刻的思想动因。     

由学侣到政敌——论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

明隆万名臣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有一个由学侣到政敌的转变过程。大体而言,隆庆五年秋以前,由于他们的经世志向、改革纲领和学术思想的基本一致,使其能够携手共政,力行改革,并开启隆万改革运动之先河。但这之后,他们的矛盾冲突和权力斗争渐趋激化,最终导致张居正“附保逐拱”,并借“王大臣案”酝酿诬杀高拱之阴谋。虽然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但却表现出封建专制体制下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张居正的失德之处乃至人性之恶。研究高张由学侣到政敌之关系转变,既有助于认识隆万改革运动的传承发展,也有助于把握隆万交替时期的政局走向。     

苏轼“圣化”杜甫背景、内涵及对“宋调”形成之意义

在北宋"尊杜""崇杜"特定文化背景下,诗坛盟主苏轼于"学杜"中,自觉结合自身坎坷的人生际遇,进一步发展了王安石尊崇杜甫人格价值的观点,注重对杜甫道德伦理价值重新进行改写、型塑和阐释,致使生前寂寞不彰的杜甫诗名在北宋日趋提升,并最终由诗人而史家、由史家而忠臣、由忠臣而圣哲,这一"圣化"的过程终于在南宋得以完成。随着杜甫"诗圣"地位的确立,他的诗便为宋诗创作、发展和演变提供了参照和标准,成为宋代诗人追慕、仿效之典范。他们学"杜"而变"杜",最终形成足以与"唐音"比肩、独具一代特色之"宋调"。这也就是苏轼刻意"圣化"杜甫之意义。     

“归途千里一空囊”——晚清玉林“第一廉士”苏宗经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广西玉林市＂江岸村＂苏氏第十六代孙苏宗经（1793-1864）,是晚清道同年间最清廉的士人。出任广西地方教育官员时,苏宗经守道安贫,宦囊如洗,创造了宦海＂空囊＂的廉政新境。清末乱世,地方匪患猖獗,＂囊空原不忧强盗＂,他因之而脱险;即便为太平军捕获,他依旧高歌＂贫极还可贺＂。这样一股＂清风＂气尚,既深深影响了同代的晚清人,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砥砺廉耻的活教材。同时,苏宗经问学不辍,史识独到,个人诗文、学术及其理念,载诸方册,亦是真实呈现晚清岭南地方精英经邦济世的好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