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鹖冠子》的归属问题

在先秦诸子中,《鹖冠子》一书的命运可谓最为乖舛。自从被柳宗元斥为伪作以后,这部书就很少受到关注,直到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鹖冠子》才得到公正的评价。但是,这部书在先秦诸子中的归属仍颇有争议。从目录著作和《老子》、《黄帝四经》、《鹖冠子》中“道”的一脉相承的联系两方面,可以看出其属于道家。     

论《鹖冠子》的黄老之学

《鹖冠子》的黄老政治学说,实是一个“法”、“术”、“势”、“时”兼容并蓄的理论体系。它推崇法治,认为应当集权中央,这表明了其时代的进步性;它讲究道术,发展了道家“君人南面”和“治官理民”之术;它强调“时”的思想,使其黄老学说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推崇“势”,但更多的融入了为政与民的思想,而非法家提倡的“刻薄寡恩、冷酷威严”之势。可以说:《鹖冠子》一书的出现标志着战国以来黄老政治理论的成熟。     

汉代中央官制杂考

在“二重证据法”的指导下梳理汉代出土资料有关官制的内容时,发现汉代中央官制存在许多问题,如实物所见御史职权的广泛性、水衡都尉还负责太官御井的管理、汉初太官称长等。这些内容可补史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代司徒职官论考

研究者向来把汉代的司徒视为丞相,不同的仅是名称而已,这种偏见严重影响了汉代司徒职官研究的深入。由丞相到大司徒,其间的职权有着重大变化,致使二者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传世文献资料中关于＂司徒樊陵＂的记载是有误的。司徒的职权有辟举权、荐举权、谏议权、参加和主持＂公卿议＂之权等,范围很广。司徒的属官有司直、长史、中士等,其中＂中士＂为传世文献资料所遗。     

汉代文学与汉代服饰文化

汉代服饰在继承秦代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发展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服饰文化,汉代文学以其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文字展示了庄重华美的汉代服饰,表现出服饰与审美、伦理及自然的种种关系,从而深刻地反映出汉代服饰文化的审美思想与深厚内涵。     

汉代“少吏”论考

秦汉官与吏并无严格区分,按其秩阶分为长吏和少吏两个层次.长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秩阶为二千石至比二百石之官吏,即所谓朝廷命官;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具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两汉史籍所见小吏实为少吏之讹误,二者概念范畴基本一致.少吏讹为小吏约始于宋代,此为史籍流传之必然现象     

汉代佛教传入西域诸地考

文章依据大量史料考证,对汉代佛教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年代和路线进行了考查,认为佛教是公元前87年经克什米尔传入于阗。在西域,龟兹地区与佛教接触的时间相当早,甚至有可能比于阗地区还早。我国中原地区的佛教最早传自西域,吐鲁番和河西走廊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传承作用。     

汉代郡县乡财政管理论考

汉代地方财政管理比较健全，实行中央统一调度，郡国、县乡分级管理体制。郡守是郡级财政管理的最高主管官吏，郡守的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支出的权限上；县级最高财政管理负责人由县令（长）兼任，县令（长）负责主管财政收入、仓储保护等工作；乡里是县以下的财政管理组织。     

韩愈与《鹖冠子》

韩愈以儒学思想修身治国,除了在治国政要上辟佛抑老外,并不一概排斥其他学派思想,对百氏杂家有可取者,不但予以肯定,且兼收并蓄。他的《读（鹖冠子）》一文,较全面评说了《鹖冠子》一书的思想。从黄老道家鹖冠子,《博选》之“四稽“五至”及《学问》之“九道”“礼乐仁义忠信”等方面出发,解读韩愈论鹖冠子及其学说,探讨退之肯定鹖冠子的原因及他对别派学说的态度。     

汉代宗室的“世代规模”考

汉代宗室涵盖所有的皇室成员,世代规模可以说是无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代宗室内部毫无区别,他们以在位皇帝以及蕃诸侯为中心划定五服范围,五服内的宗室才拥有属籍,五服外的宗室没有属籍;有属籍的宗室才有特殊待遇,无属籍的宗室其特殊待遇自然随之终结。     

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产生于汉代考

汉代是中国戏剧成熟的时期,戏剧的相对繁荣和“礼”与“乐”相冲突的学术氛围,促使了中国戏剧理论的产生。汉代戏剧理论主要体现在戏剧与现实的关系、戏剧的讽谏与惩戒功能以及戏剧的娱乐功能之上。尽管它简单且不系统,但为后世戏剧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鹖冠子》研究述评

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的出土给《鹖冠子》的命运带来了转机,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外研究《鹖冠子》热潮的出现.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成果仍以考证、辩伪者居多,对《鹖冠子》思想的关注与研究明显不足;国外的研究成果中,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这种特征.戴卡琳注意到了《鹖冠子》对语言力量的重视,但是她却回避了哲学的角度.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来发掘《鹖冠子》的哲思,这是一项亟待加强的工作.     

汉代“建鼓舞”源考

建鼓舞既有手舞足蹈的肢体语言视觉表达,又有音响节奏的听觉表达,也可以说是乐器演奏与舞蹈表演的综合体,所以说它具有双重的特殊性。汉代建鼓舞应是殷商时期出现的楹鼓的继承和发展,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建鼓的基本形制结构上变化并不大,只是在不同时代意识形态下,鼓的细节上有了大小简繁的不同。     

汉代文学精神与汉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结合汉代文学浓厚的人文精神及浪漫与理性精神，总结汉代文学的风格特征，可归之为：质实古朴，雄浑闳丽。它与先秦既尚文又张扬的多元风格不同，与建安慷慨使气的风格不同，也与江左六朝巧妆绘饰的柔弱文风不同。楚骚精神在汉代文化环境中必然发生变异，“楚汉浪漫精神”不能涵董概括汉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仓官考

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汉代仓官,分属于三个系统：一是边郡防御系统,有仓督、仓监、仓掾、仓丞、仓都丞、仓佐、仓令史和主仓;二是地方行政机构中的仓官系统,有仓督、仓监、仓啬夫、仓佐、仓内作、仓曹令史和仓曹史;三是地方漕运系统,有庾侯、庾丞.这些内容可补汉代官制之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职官杂考

出土资料中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职官,如均平官,有均长、均监、平丞、酒平;太守府属吏,有助府佐、用算佐、小府啬夫;地方县官,出土资料所见更多,有狱丞、官啬夫、官有秩、录事书佐等;里吏,有里唯、里治中、唯长史.这些内容可补传世文献资料记载的汉代官制之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简所见汉代河西边郡人口来源考

从汉简资料及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汉代河西边郡的人口来源不仅有内地移民、罪犯,还有归降的乌孙、月氏、羌、匈奴、卢水胡等少数民族,他们对河西的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汉代酒泉郡驿置道里新考

据悬泉里程简Ⅱ90DXT0214①:130A,汉代酒泉郡自东而西设有表是、玉门、池头(沙头)、乾齐等十一处驿置,从酒泉郡表是到敦煌郡渊泉的道路里程为694汉里(约合289公里),每个站点平均相距28.9公里(69.4汉里)。表是为酒泉郡自东向西的第一处驿置。西汉乐涫县治当在肃南明花乡明海城遗址,绥弥县治当在下河清乡皇城故城。据里程判断,绥弥到禄福之间还应设有一处驿置。禄福与玉门之间有天等三处驿置,天居中,其余两处驿置一东一西,位于东西大道之上。天当治骟马西古城。汉玉门县当在今赤金绿洲之内低窝铺以东、赤金镇西北一带,沙头县在今玉门镇中渠村一带,或即中渠村古城。乾齐是酒泉郡最西一处驿置,位于沙头之西,现存"渊泉县故城"或即汉乾齐县城。渊泉为西汉敦煌郡属县,其故城不在三道沟镇,当从他处寻之。     

汉代草书与章草的关系

草书形成于汉代,在章草名称出现之前,人们多用“草书”一词指称汉代草书。章草名称出现后,又往往把章草视为汉代草书的代称,进而演变为“汉代草书就是章草”的结论。事实上,章草只是汉代草书的组成部分,除章草外,汉代草书还包括“一般的汉代草书”。章草与一般的汉代草书在字形来源、字体特征、参与者的身份和适用场合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它们在汉代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汉代草书。所以,汉代草书与章草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汉代妇女与汉代酒文化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约束和影响还没有后世那么严苛和深刻,妇女的活动比较自由。汉代妇女与酒文化的关系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汉代妇女通晓酿酒技术,积极参与酿酒工作;她们不但酿酒,而且还抛头露面地酤酒;汉代妇女饮酒也成为当时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汉代妇女与酒的密切关系体现了她们较高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