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应刑论浅评

报应刑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复仇。但报应与复仇貌似神异 ,是对复仇的否定。报应论经历了神意报应、道义报应、法律报应等三种理论形态。其合理性表现在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 ,对人权的保障和对主观主义的反对。其不合理之处在于过分突出了自由意志的预设 ,对效益的忽略与重个人、轻社会等等。     

论西方刑罚目的之取向

西方刑罚目的存在报应刑说、预防刑说和二者的折中说。从现实来看,西方国家将预防犯罪作为其适用刑罚的目的。这尽管符合社会秩序的需要,但预防目的理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有必要对其修正。在刑罚手段层面上,以报应限制特殊预防或一般预防,是达到正义和秩序相统一的正当途径。     

论罪刑法定与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

在二元单向的刑事法律关系结构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呼唤理性的报应正义,而在多元互动刑事法律关系结构中的刑事和解理论倡导恢复正义。报应正义与恢复正义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统一于正义的价值追求,对利于何种正义、怎样实现正义。只有将以罪刑法定原则为代表的报应正义和以刑事和解为代表的恢复正义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完美的刑事正义。     

浅析刑罚观念的历史嬗变

刑罚自私有社会产生以来,就存在报应主义刑罚观与目的主义刑罚观之争,延续数千年.报应主义强调正义,着眼于已然之罪;目的主义强调效率,着眼于未然之罪.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各有合理之处,但又都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越来越多地刑法学者试图综合两者的优点,避免两者的缺点,折衷主义刑罚观随之出现.折衷主义刑罚观既强调公平又强调正义.     

对累犯的从重处罚重新解释

基于人身危险性的特殊预防目的而对累犯进行从重处罚具有必要性,但从重处罚不应突破报应刑的限制,否则违背罪刑法定等原则,不符合保障个人权利的刑法发展潮流。报应刑是量刑阶段的主要依据,从轻、减轻以及免除情节等特殊预防情节辅助之;预防刑为刑罚执行阶段的主要依据。     

量刑基准点之确定基准

在量刑基准点确定基准理论中,中线论很受司法实践的欢迎,但是它缺乏立法与实践基础;分格论和危害行为论在理论上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重心论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应以实现对犯罪等价报应的刑罚量作为量刑基准点,量刑基准点确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刑罚报应正义;在此基准点上量刑情节的适用主要体现了刑罚功利正义的实现.     

刑罚适用根据的反思——析报应论与预防论

对传统的报应论和预防论做了一定深度的理性思辩和批判，试图追求正义与效益两大法律价值在刑罚适用中的最大体现。在正义与效益两者相矛盾的时候，当优先考虑正义这一法律题中应有之义。     

报应观对中国古代司法理念的影响

报应观作为一种传统思想实际上构筑了古代社会的道德敬畏心态,它不仅为古代官员保守官德提供了内在动力,其作用更集中表现在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上,无论是查清案情消弭冤狱,还是依法裁断,甚至慎刑、赦宥、息讼等审判理念,报应观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它为视角我们可以更真实的了解古代司法的真实样态。     

略论刑罚中的报应主义

刑罚中的报应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本文通过阐述报应主义的历史流变，分析报应主义流派的思想基础，以及当今世界刑罚中的报应主义思想，以增进对报应主义之理解。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的善恶报应与吏治思想

明清话本小说中蕴含着丰富的报应思想,一些报应故事凝聚对吏治问题的思考.小说家以报应的形式表达他们尚贤德、尚忠良、崇廉明、崇公仆而斥贪暴、斥奸佞、贬猾吏、贬糊涂的吏治观.选择报应的形式来表达这些吏治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状况与思想状况有关.     

报应主义与刑事政策

只有将刑罚目的奠基于报应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之上，现代刑法才真正有可能不仅成为保护人民的大宪章，而且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报应主义一经脱胎于原始的报复便与其分道扬镳，它以意志自由为立论前提、道义责任为归责基础。主张罪刑均衡，彰显公正、人权、秩序之现代文明社会三大价值。虽然单纯的报应并不足以解释刑罚的目的，与预防相结合才是其真正归宿，但是报应优先、兼顾功利的一体化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坚定的立场并贯穿于死刑、刑罚个别化和“严打”等诸多刑事政策的考量之中。     

未遂犯的处罚与结果要素的重新定位

各国刑法几乎毫无争议地对既遂犯和未遂犯采取了区别处罚的立场,然而在理论层面,关于区别处罚是否合理却长期存在激烈的争论.迄今为止,区别处罚论者从报应刑论和功利刑论的视角提供的所有理据均缺乏说服力.区别处罚论不但有违报应正义,同时不利于刑法法益保护目的的实现.对区别处罚的批判引向了对传统刑法“结果中心”的犯罪观的质疑.依据改革论者的主张,结果理应被排斥在犯罪的定义之外,结果不应影响刑事责任的轻重争有无.这种立场符合现代刑法的理性追求和公平理念,对传统刑法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是不可回避的.     

论刑罚理论中的折衷主义

在刑罚目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争,报应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已然之罪的报应;目的主义则以社会为本位,主张为了防卫社会而适用刑罚,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未然之罪的预防。两者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难以克服的片面性。目前,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逐步趋于调和走向折衷主义。     

论刑罚本质的人性基础

刑罚本质问题是刑法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方孔先生认为刑罚的本质是动物性,这种理解无疑是肤浅的,对刑罚理论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只有从人性角度出发,分析报应刑论和目的性论的分歧和利弊,才能真正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即刑罚的本质是并合主义论。     

中国古代果报小说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小说报应现象十分丰富。新时期,研究者们重新审视小说中的报应,果报小说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存在着不足。     

实用理性与道德报应：《儿女英雄传》的科举观

科举在《儿女英雄传》中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全书以安学海中进士为开端,以安骥高中探花,出任山东学政收尾.文康清醒地认识到了科举制度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也看到了科举制度能给个人及家庭带来的巨大利益.这正切合了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精神使得文康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科举,高度重视其实用性,在明知其弊端的情况下仍让人物投身其中.文康试图运用“道德报应”的模式使得人物成功避开科举制度的弊端,从而获得成功.同时“道德报应”模式也使得主体对天意产生敬畏,进而将这种敬畏转化为内在道德的约束,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实践儒家伦理道德.然而,这种“道德报应”的模式始终无法跳脱出实用理性精神对于现实利益的重视,远远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押沙龙,押沙龙!》中“原罪与报应”模式透析——兼论福克纳关于种族主义的创作思想

“原罪与报应”的原型模式是西方文学普遍采用的母体形式之一 ,福克纳在其小说《押沙龙 ,押沙龙 !》中也采用了这一模式。作者通过塞德潘家庭在种族制度方面的“原罪”和自身所犯的罪行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报应”,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种族主义和蓄奴制的观点和立场     

善恶报应与道德信仰的确立

善恶报应在道德信仰确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体现了道德知识的真理性,为确立道德信仰提供了认知前提;同时它也体现了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统一,代表着伦理秩序和伦理权威,为道德信仰确立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外在保障。其他道德信仰确立方式与善恶报应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虽然在道德信仰上决定论是贫困的,但是,善恶报应的实现将有助于道德信仰的确立和道德的履行。     

论刑罚的目的

本文探讨我国刑罚目的的选择。兼容报应观与预防观,不仅具有理论方面的可行性,也具有实践方面的必要性,具体如何兼容需符合我国的国情。将我国刑罚目的分为根本目的、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是合宜的,因为这三种目的蕴涵了报应观和预防观,并且使报应和预防得到完美的结合,它们构成了我国刑罚目的的有机统一体。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刑罚正当化根据

在传统刑罚理论研究中,报应刑论在技术和价值层面存在一系列理论障碍,目的刑论则在罪刑均衡和社会公平等问题上有失偏颇。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折中说由于没有从更高的层次上对报应刑和目的刑进行有效整合,也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前二者的缺陷。从人权保障的高度重新界定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主张以保障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刑罚权正当化的根据,刑法不得已原则是践行人权保障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