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在中日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地位

“忠”与“孝”在中日两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地位迥异：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孝”居于核心地位,“忠”则是日本传统社会固有且基本的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念差异的产生,与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家族制度联系之异同密切相关。     

论《三国志》中的忠观念

本文通过对《三国志》中有关当时“忠”的行为、观念的记载及评价的分析，指出“忠”的观念在三国乱世中仍有较大的影响，恪职守忠、上谏尽忠、死节尽忠，构成了当时“忠文化”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所以忠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君仁臣忠、审时度势而尽忠，也是当时很重要的思想观念。     

陈白沙之孝道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孝与忠是陈白沙孝道文化的主要内容。“孝”是“孝悌出于天性”的内在情感的孝敬之心,“忠”是“士不居官终爱国”的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之心。孝与忠相辅相成,均建立于深厚的、普遍的“爱心”之上。陈白沙以孝与忠为核心内容、以爱为基础的孝道文化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普世价值。     

历史文化心态的裸露——略论《水浒》的历史文化意识

《水浒》一书，积淀和储存了中华民族大量的历史文化意识，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的伦理观念。概而要之，主要有：(一)“官崇拜”的民族文化观念；(二)以“和”为特征的群体文化观念；(三)以“孝”、“忠”为核心的向心文化观念。     

文言文阅读题四篇

宝元中,忠穆王吏部（即王酸zong,忠穆是他的谥号）为枢密使。河西首领赵元昊叛,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忠穆谪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忠穆善,出城见之。忠穆谓公仪曰：“酸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仪曰：“必术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     

中日甲午战争与黄遵宪晚年的民族国家思想

在重新解读黄遵宪咏甲午战争的诗,更能总结出黄氏晚年在总结甲午战争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思想。首先,民族的救亡图存须要中国人养成民族国家观念,从而以全民族之合力对付列强的入侵。其次,要区别传统的“忠”和“义”观念与现代的民族观念:要用“中西合璧”来形成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再次,甲午战后,他依然坚持要战胜种族歧视,坚持民族和平共处。     

论魏晋南朝士人忠孝观的倒错

“忠”、“孝”是中国古代两种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二者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基础。通常统治者往往更重视忠，但魏晋南朝却由于种种原因，忠孝关系倒错，形成了“孝先于忠”的观念。     

“忠之属也”辨惑

读《曹刿论战》,每至“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句,总要产生一连串的疑问:在春秋之初,“忠”的含义是什么?“忠”的对象又是什么?“忠上属也”究竟该怎样理解?”这“忠之属也”何以有“取信于民”之功效,又何以有克敌制胜的巨大威力?等等。历来的分析,都是按“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个模式讲的。初中《语文》第六册和教学参考资料一直遵循此说。谁都知道,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引《曹刿论战》,阐发的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而且用得精当贴切。但为什么“忠之属”就是“取信于民”呢?这个弯子是怎样拐过来的,尚须作进一步的探究。     

大量笔墨书写弟子史可法偏题了吗？——《左忠毅公逸事》教学中的学生质疑之辨析

《左忠毅公逸事》中，作者方苞以大量笔墨书写史可法，并不偏题，更非败笔。这些笔墨正是对左忠毅公的“忠毅”形象与精神的正面刻画与侧面烘托之笔。“伏案”的史可法，展现左忠毅公的惜才之心——爱才伯乐，独具慧眼；“及试”的史可法，凸显左忠毅公的选才之举——为国选才，干脆果决；“探监”的史可法，突出左忠毅公的忠毅形象——谋国之忠，不屈之毅；“流涕”的史可法，衬托左忠毅公的伟岸人格——不惜己身，心怀天下；“守御”的史可法，烘托左忠毅公的精神魅力——率先垂范，薪火相传；“躬造”的史可法，表现左忠毅公的高瞻远瞩——传承情志，选贤举能。     

从《马氏文通》看作者的语法观

马氏文通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学的伟大著作,其意义之深远是不可轻易否认的。《文通》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语法学系统,更重要的是它引进了一个全新的观念——语法学的观念。马建忠明确指出,对语言的研究决不能满足于一字一义一音的得失,而必须去探索那“历千古而无或少变“”贯乎其中”之“一成之律”,即“所以集字成句读之义”的葛朗玛。正是这一语法观使得《马氏文通》改写了中国语言研究的历史,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马氏文通》使中国的语言研究与西方接轨。     

“夫孝,德之本也”──论孝道的伦理精神本质

孝道是中华传统伦理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而爱、敬、忠、顺则是构成孝道的密不可分的四个方面。爱生于自然之亲情，敬来自上下之伦理，忠为爱的奉献与体现，顺是敬之核心与践行。这四个方面还内含着注重群体本位、追求和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内核──仁、义、礼、和。所以，正如古人所言：“夫孝，德之本也。”     

王弼对“忠恕”之道的误读及其意义

“忠恕”原是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个人理解和阐发，王弼结合魏晋的时代风尚和重“情’’思潮，对孔子、曾参的“忠恕”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对“一以贯之”的“贯”进行辨名析理，为先秦儒家伦理注入了玄学新义。王弼以“情”释“忠”，用宇宙人生之共同本性——“情”联结“忠”、“恕”，对宋朝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忠"观念探源

“忠”源于中,在进入文明前为氏族成员对其领袖公正无偏处事准则的要求;在上古三代则主要以王道体现“忠”之为民的公平政治观;至春秋中后期才一变而为对臣民的政治道德要求。     

试析对《孝经》孝道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孝经》，紧紧围绕“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等，强调“以孝事君则忠”。“移孝作忠”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今天对其孝道观在价值和内容上应作批判性继承，一是在价值上已经不具有首孝和泛孝的地位，二是在内客上“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已然被摒弃。对于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其孝道观仍具有一定合理的可继承的内容，如养亲敬亲、耀祖显亲和谏亲。     

释“情”

《曹刿论战》,鲁庄公和曹刿就战前的政治准备进行了分析,鲁庄公最终以“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得到了曹刿的认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情”做何解,“情”和“忠”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对“情”,初中语文课本中的注释是“实情”。《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郭锡良、唐作藩等编）对于“情”的解释也是:“情况,实情。”可是这种解释又让人产生疑问:明明是“不能察”,即不能一一明察,何以有“实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再说“情况”或“实情”也不能算成“忠之属也”。对于“情”,《康熙字典》引用董仲舒的解释是“人欲之…     

传统“忠”德与现代职业道德

“忠”的原初含义,乃是发自内心、尽心。本义上的忠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人,它只对己心负责,是一种抽象的道德原则,必须在同其它社会成员的交往中得到落实和验证。古代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以“事君”、“事主”的职业的,忠君实际上就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忠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忠即原初意义的忠,狭义的忠则是这一抽象的道德原则在君臣关系上的具体化和对象化。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狭义的忠便失去了对象。广义的忠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活动表现出来。具体来说,它在忠诚、忠信、忠敬、忠恕、忠直中得到展开。     

历朝屈原封号及用于庙额情况考

据现有文献考证,历朝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唐封“昭灵侯”、后晋封“威显公”、北宋元丰三年封“清烈公”、元丰六年封“忠洁侯”、政和元年后统一为“清烈公”、元延佑五年封“忠节清烈公”、明洪武二年封“楚三间大夫屈平氏之神”。民间传清代封屈原“靖楚江王”、“忠烈王”。“昭灵”“清烈”“忠洁”均曾用于各地屈原庙额,但“清烈”历史沿用时间最长,而元仁宗所敕封号未作庙额。《湘阴县图志·典礼志》《湖广通志·祀典志·祠庙附》关于屈原封号的记载均有似是而非之误。     

"三言二拍"与明代中后期的忠观念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忠作为三纲之首,在明代中后期变得家喻户晓,其内涵也更为丰富."三言二拍"中蕴含着丰富的忠观念,其中既有等级制下的忠君奉上之忠,也有平等之体之间的忠信、忠义内涵,反映了明代中后期道德状况.     

蔡邕儒家思想研究

蔡邕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是他身上相当浓郁的忠孝观念。蔡邕将“忠”与“孝”共同视为士人品格的核心和最高表现，并把“忠”置于“孝”之上。蔡邕的政治态度表现得相当复杂，他对民生的关注、时政的抨击，都颇近于党人，但他似乎更愿意如王畅、郭泰那样，通过自身道德学问的张扬，在全身远祸之际，来刺激和作用于当世。     

"忠""孝"在中日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地位

"忠"与"孝"在中日两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地位迥异: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孝"居于核心地位,"忠"则是日本传统社会固有且基本的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念差异的产生,与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家族制度联系之异同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