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西江军事及其诗歌呈现——以侬智高“叛乱”为中心

北宋皇祐年间,侬智高在左右江起兵反宋,顺江东下,仅历时半个月就直逼广州.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虽然最终被平息了,但也暴露了北宋岭南防务的空虚,激发了文人对岭南军事的反思与关注,并试图通过歌咏忠勇之士来重塑士大夫形象.     

汉唐间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

汉唐间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是岭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民一时期岭南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民族融合促进了岭南社会进步与发展,而社会进步又反过来促进了民族出合的更深层次进展.这种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为未来社会的更大进步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定向积累 善于“切割”精准对接——议论文写作的“一例多证”法

与民同忧,与民同乐,堪称美德。然而,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并不满足于此．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先”“后”二字,大有深意,值得我们认真领悟。     

略论北宋商业政策与社会趋利思想的形成

北宋经济发展超越前代,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本商末”的思想逐渐被打破。统治者为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从宏观政策上放宽对商业发展的限制;士大夫为富国或利己,多提倡“重商”的经济政策与新思想。在“重商”政策的影响下,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趋利思想兴起,形成了“惟利是从”的社会风气。这种趋利思想的形成对北宋社会发展的影响,从正面来看是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始推动力,从反面来看造成了官场腐败与社会崇奢之风,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北宋较为宽松的商业政策是社会趋利思想形成的基础,社会趋利思想又影响了北宋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走向,体现了国家制度与社会主流价值观间的密切关系。     

苏轼贬谪生涯与岭南养生文化

苏轼贬谪岭南后,在跟该地的养生文化接触过程中,开始自觉地利用、建设与传播岭南养生文化。本文将立足于苏轼与岭南养生文化的关系,来剖析苏轼在贬谪生涯中最本真的生命形态,以及他对岭南乃至整个北宋的养生文化发展的贡献。     

关于官钧创烧年代的探讨

钧瓷有民钧和官钧之分,民钧创烧于北宋早期,在北宋末年,质量上乘窑变奇特向宫廷供奉的花器称为官钧.由于同时代文献记载的缺失,官钧的始烧年代始终成为争议的焦点.从文献资料、钧瓷的审美特征、考古发掘资料等方面研究,官钧金代说、元代说、明代说都回避了民窑的“器皿类钧瓷”,只对所谓“官钧”的陈设类器皿质疑猜测,以偏盖全,忽视了民钧和官钧的关系问题,相对而言,北宋说仍然比较有说服力.     

论惠州小小说的“岭南”文化元素

惠州被誉为“中国小小说之乡”,在小小说领域取得了不少傲人的成就,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惠州小小说现象”。惠州地处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文化交接处,其小小说创作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在意象与叙事上都蕴含着丰富的“岭南”元素。惠州小小说的“岭南”意象展现了岭南的自然风貌、社会风貌与人文风貌,其叙事过程的“岭南”元素亦呈现了岭南质朴温和、关注人性和晓畅活泼的特点,从中可以窥见惠州小小说的特点与成就。     

《黄家贼事宜状》论析

“黄家贼”是唐朝统治者对当时西原蛮黄家起义军的蔑称。自肃宗至德以后至文宗太和八年,西原蛮叛乱不止。其原因是: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加深了对岭南僚民赋税、徭役的剥削;唐政府任用的岭南地方官大多刻剥残暴;僚民乘唐将叛乱之机或受其利诱而起事。长庆元年,韩愈向穆宗呈上了《黄家贼事宜状》,认为黄家僚民起事的原因,不在于僚民本身,而在于朝廷用人不当。文中充分流露了韩愈的爱民思想。     

浅谈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思想

面对北宋中期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和矛盾尖锐的社会局势,王安石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改革思想,那就是在“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经济改革总方针指导下,通过其“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的经济改革步骤,最终达到其“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改革总目标。     

中学语文教学应以“立心”为本

北宋大儒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体现了儒者的理想胸襟,也可以说是人类教育的最高境界。何谓“为天地立心”？就张载本意,是指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赓续者的中学语文教师,也当以为学生“立心”为本。那么语文教师当给学生立什么样的“心”？怎样给学生“立心”？     

试析苏轼在岭南的医疗活动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政治上因涉入元祐党争,曾多次被贬,与岭南结下不解之缘。从绍圣元年(1094)到元符三年(1100),苏轼被贬岭南的几年间,针对岭南地区医疗条件落后的情况,通过实际行动,如种药、施药,建议开医坊,在岭南传播医疗知识,改变岭南医疗陋俗,为提高岭南的医疗水平做了极大的贡献,产生了积极影响。     

魂归何处?——明清珠三角地区女子“自梳”与“不落家”研究

在岭南传统社会与中原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礼教观念给岭南带来巨大冲击,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地冲突与磨合,从而出现了“自梳”与“不落家”等现象,这亦是中原文化和本地传统相调适、父权与夫权冲突与折衷的结果.     

论唐宋时期岭南诗歌美学思想的初建

唐宋时期岭南诗歌是以形“雅”与意“正”为核心的美学思想构建的滥觞,形“雅”外化为诗歌摒弃华靡,而崇尚古雅,意“正”则内聚为在“进”时匡时济世、导扬讽喻,在“退”时通达自然、独善其身。岭南古朴的民风、“曲江规矩”的传承以及儒释道在岭南的融合正是岭南诗歌美学思想形成持久稳定的重要因素,也由此影响明清岭南诗派审美风格的形成。     

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

北宋宣城诗人梅尧臣，早年受西昆体诗派的影响，后突破西昆窠臼，积极参与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写了不少关注国计民生、抨击社会时政的好诗，后被陆游誉为“名家”，更被刘克庄尊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论秦汉时期广东与港澳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广东、香港、澳门 (海南另有文专论 )等地区 ,古为岭南的一部分 ,连为一体 ,仅有陆地与海岛之别。其民族和文明步履基本一致。秦朝统一岭南后 ,以百越为主体的多民族归服中央统一政权 ,内地秦人陆续徙入 ,增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秦末至西汉初 ,南越王国为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归服中央政权统治后亦然。汉武帝灭南越王国 ,设立郡县 ,当地居民大都成为汉朝的编户齐民 ,汉文化在该地区广泛传播 ,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 ,且成为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和聚汇中心 (今广州 )。东汉王朝时期亦然。秦汉时期 ,尤其是汉武帝以后 ,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呈现出蓬勃发展趋势 ,基本上已赶上中原社会发展的步伐。从而说明了只有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团结 ,与海外或邻国的交往 ,边远地区的百姓生活才能比较安定 ,社会才能较快发展 ,落后面貌才能得到较快改变。     

任事

导读 北宋大儒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道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最高期望与要求。从温柔敦厚的《诗经》主旨到屈原九死未悔的爱国绝唱,从陈子昂复兴风雅兴寄传统到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乃至韩、     

论张耒诗歌中的民本思想

北宋诗人张耒对当时社会现实认识深刻,一生创作了大量体现民本思想的诗歌.张耒诗歌中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与民休戚与共、为民祈天、与民休养等三个主要方面.这种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有关,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诗人的个人经历有关.     

论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思想

<正> 北宋王朝中期,“积贫”“积弱”。“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军队数额不到百年几增六倍。冗官、冗兵和冗费紧密相联,导致国家财政支绌窘急。仁宗庆历以后,政府每年的支入差额多到三百万缗以上。英宗治平二年更高达一千五百七十余万缗。“国用殚竭,民力空虚”。面对严重财政危机,王安石认为“善理财者”,应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一理财思想以不增加人民赋税总额为总的前提,并将“国用可足”与“民财不匮”这种似乎矛盾的二者统一起来。     

高考历史模拟题（二）

1,北宋诗人王安石在《商鞅》中吟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如此述怀,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岭南意识的勃发——以明代广东作家为考察对象

在岭南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具有界标性的朝代。在政治建制上,体现为广东成为十三行省之一;在人文领域,体现为广东人文的全面崛起。在崛起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种岭南意识。这种意识源于明代广东才俊敏于“岭南山川之气独钟于物不钟于人”之说与明代广东人文之高涨。本文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明代广东作家,以“岭南意识之发酵源”、“丘濬之岭南意识”、“岭南意识之承传”为片断,勾勒了岭南意识之成因及传承,并指出岭南意识的勃发为近代广东人文的强势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