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中建立起与古代文论的精神联系

讨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首先要认清古代文论体系的特殊性。对古代文论体系特殊性的认识,是我们走近古代文论的一个基本前提,而正确地理解传统,则是现代文论在百年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经验。通过解释中的转换与＂他者＂视角的介入,可以建立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精神联系的桥梁。这样,古代文论就会以其独有的智慧资源和思想优势支持当代文论的本土化建设,而当代文论也将因古代文论的支持而显得厚重而不轻飘。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之路径

中国古代文论有着丰富的精神蕴涵,其植根于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形态之中。深入开掘与承继这种精神价值传统是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之根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应落实于本土精神与现代(西方)方法的兼容,并最终完成中国现代文论的真正建构。     

论中西文论在语言、意义和观念上的异同

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在语言、意义观念上既存在着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通过对比，能使我们对积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论有一个较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一部沟通我国古今文论的力作——简评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

童庆炳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是一部指导我们步入我国古代文论堂奥与我国古代文论家心灵相沟通的书,一部启示我们如何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当代形态文艺理论的书.     

中国文论“失语症”现状及“重建”的可能性

古代文论话语在当今只是一种知识形态,对中国文学日常生活缺乏影响。现代时期,一般性文学理论实际上可以区分为“古代文论型”和“西方文论型”两种类型。建立一种庞大的、包容中西的文学理论体系,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立场以及不同的批评方法融合在一起,这不过是一种理想,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中西方文论之所以只能整合,不能融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异质性的。“重建”不应该是推倒重来。“古代文论型”与“西方文论型”两种文学理论可以并行存世。     

意境论的现代转换述略

在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中,王国维发掘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潜在体系,通过"意境论"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并使之系统化;宗白华则是中国美学潜在体系的发掘者,通过"意境论"激活了一系列古老的理论范畴。他们首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先河,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走出中西诗学比较的一个误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质疑

本文对古代文论能否完全进行现代转换提出质疑。文章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缺少体系性、论辩性,它重领悟、重描述,带有较多的直观性、经验性。因而,仅将它们进行现代包装是难以抵卸西方现代文论话语的“入侵”。作者还对文论界危言耸听的“失语症”一说大为不满。认为“失语症”失掉的只能是被时代证明是没有生命力的概念、话语。只有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真正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的优劣,才能使我国古代文论的精华永久地焕发生命的光彩。     

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

几十年以来,西方文论多用于阐释中国古代文论,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出现了"失语"的状态。从文化解读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活力显然不足,怎样增进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间的对话,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主题。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的文学研究,是一种对语言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文本的语言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以实现两者间的进一步融合沟通。本文主要阐述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间的对话关系。     

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作为一剂医治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良药被广泛的热议与研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牵涉到"如何转换?","怎样转换?"的问题。在现代,王国维《人间词话》、朱光潜《诗论》、宗白华《美学散步》给我们提供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批评话语的方式: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当代学者提出了古今对话的策略,使古代文论通过古今对话、现代阐释重新焕发活力。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转型的三种知识形态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界出现了中国文论“失语”的言说,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发生了“断裂”,并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的口号。其中主要通过总结中国文论发展的三个主要知识形态来解答中国古代文论是否“断裂”的问题。     

古代文论教学的复眼透视观发微

现代教育理念下的古代文论教学的复眼透视观,不单表现在古代文论资料的梳理上,更体现为教学理念的更新。复眼透视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有利于盘活古代文论命题的现代生机,最大限度地贴近了传统文论的本真生态,促进教学效果的优化,从而展现一个有意义的古代文论的教学新天地。     

由批评的历史到历史的批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构建研究的思考

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走过近百年历程,其中成果丰富,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些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且,在目前中国文论建设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术背景下,加强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更显得必要与紧迫。以此反观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历程,在研究方法上也面临一个突破与创新的思考。其中,由纵向研究向横向研究拓展,由批评的历史到历史的批评,无疑会有助于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特征,也会更好地彰显和发挥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在这方面,傅庚生、贾文昭、刘若愚、陈良运、王运熙、黄霖等学者已有较有创获的探索。     

命题为中国古代文论赋形

命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赋形剂,古代文论以形态各异的命题形式呈现。不同类型的命题赋予古代文论以不同的形态,大致上可分为三类：描述型命题赋予古代文论以知识形态;思辨型命题赋予古代文论以理论形态;观念型命题赋予古代文论以意识形态。命题负载着古代文论的思想观点,砥砺着古代文论的理论品格,是构建古代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思想体系的标志性元素。     

立足当今，自铸新词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一直致力于建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探讨基础理论与批评实践、西方文论与本土理论、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相结合的新途径,在文学批评、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论、古代文论等研究领域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本专栏选自华中师大文艺学学科老师提交给“‘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代表会”的论文,这些论文或从文学批评的研究立场,或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或从古代文论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等方面探寻当今理论批评的发展。在全…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积极的促进作用方面，也体现在负面的制约作用方面。其积极影响，一是表现为经学元典构成了古代文论的重要思想源头。并从思想原理和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表现为后世经学家对经学的阐释、解读及理论著述促进了古代文论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宗经”意识的形成和“依经立论”文论建构模式的确立。经学对文论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文论家的影响而体现出来，这种影响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经学元典创始人的思想与文学观的关系；二是经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三是文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论思想的关系。古代文论对经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经学在文论领域的普及；二是文论家对经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用或改造，从而为文论和文学服务。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密切关系表明，从经学角度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或许能更清晰准确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及生成、发展演变的真正原因。探索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关系，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三十年来文艺学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早由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开创,近三十年来文艺学家在这个领域里声音日渐响亮,与古代文学专家的研究相互配合、相互渗透。文艺学家力图通过对古代文论的阐释,揭示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寻求思想资源。文艺学家研究古代文论,应力戒脱离古人的文本和语境,强人证己,力戒比附西方文论,游谈无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停留在词语和口号,关键是从当代的文学实际出发,以解释、解决文学发展中的问题为目的。     

古代文论阐释的“陷阱”——兼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中国古代文论的生产具有较强的文学经验依赖性,中国古代文论的存在已经场域化.在古代文论现代意义转化的语境下,古代文论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阐释,应该引入传统工夫论的方法,保障古代文论参与当代文论建构的有效性.     

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是基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哲学观,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伦理观,美与善相统一的审美观,以主情重情为核心的文艺观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文化基因规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总体特征,制约着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19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学观念和文论批评的发展上看,虽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过渡性质特征,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阶段。在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的冲撞、交汇中,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品格正在形成,现代化过程亦已展开,许多重大问题都预示着今后发展的方向。     

谈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

“文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异于西方文论及现代文论的重要理论之一。曹丕首开先河,引“气”而入文论,建立文学主体论。以“气”贯通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体系,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不断加以完善。     

重建当代文论话语的基点在哪里——兼与曹顺庆等先生商榷

曹顺庆等先生认为,中国当代文论失语症的病根主要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对古代文论的长期遗弃,因此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关键是如何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并进而做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本文认为,目前大陆学界对传统文化的普遍青睐带有某种情绪化色彩,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难度估计不足,对转换之后的文论话语所能具有的实践价值又期待过高,所有这一切有可能把重建工作引入误区。因此,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除要考虑民族性因素外,还必须同时考虑世界性与当代性这两层因素。而只要考虑到后两层因素,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工作便只能在已经失语的基础上展开,在继续失语的过程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