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根据代理理论,股权代理成本可细分为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引起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引起的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这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有着显著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来降低其股权代理成本,提高财务治理效率。     

试论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代理成本

2000年以后有许多中小型国有企业按照国家政策成功改制为民营企业，原来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摇身一变成为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他们是国家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的优秀人才，现在他们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如果他们的股份不转让，到第二代必然面临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因为他们的子孙并不一定都具有经营才能。     

公司治理要素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2000～2007)

以2000~2007年沪深两市626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度量指标,采用最小二乘和面板数据两种计量方法,对公司治理要素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9个公司治理要素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薪酬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持股董事比例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且持股董事比例可能存在区间效应;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和监事会规模与代理成本无显著相关性,不能有效影响代理成本。     

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治理基本命题影响的分析

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决定了一国不同的公司治理命题。在美英国家公司治理问题是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问题,公司治理改善的讨论和政策措施也在于加强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美英之外的世界上的大型公司都具有集中股权结构的特征,它们的首要治理问题是限制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盘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由于股权分置的存在而被放大,出现异常复杂的情景。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消除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异化现象,推动股权结构改善,明晰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命题。     

我国汽车零部件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当今社会,代理成本仍旧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也是大部分我国上市企业一直存在着的问题,代理成本与公司的治理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公司治理角度,以中国汽车零部件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了2004—2013年共10年数据,分析了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对企业代理成本与股权结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了前5大股东比例之和与我国汽车零部件业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无显著正相关之外,第一大股东的相对优势Z指数、国有股、法人股以及流通股均与我国汽车零部件业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有着显著的密切联系,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代理成本问题可以从股权结构的角度来解决。     

媒体关注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以2007～2010受到处罚的违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媒体关注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发现在监管机构开始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调查前,有32.1%的公司受到了媒体的负面报道和质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有媒体关注公司的代理成本较低,并且媒体关注使违规严重公司的代理成本减少得较多;相对于没有媒体关注的公司,有媒体关注公司的独立董事使公司的代理成本减少得较多。因此,媒体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重要治理作用,媒体关注已经成为了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途径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但有关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基于2001 ～2009年间沪深两市444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能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随机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机制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及公司治理机制、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在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在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后股权分置时代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全面进行,我国股票市场将进入后股权分置时代,公司治理的改善将会是推动下一步市场上扬的重要动力。就我国情况来看,国有上市公司占有绝对的市场主体地位,因而其公司治理结构改善情况,将会对未来的市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市模式、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对2003~2007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184家整体上市公司和184家分拆上市公司的对比研究,实证检验了上市模式与两类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整体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显著低于分拆上市公司,而整体上市公司与分拆上市公司的第二类代理成本并无显著差异,整体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显著高于分拆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变化与并购代理动机的实证分析——基于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研究

现有研究不区分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笼统给出高管薪酬变化与并购业绩无关的结论很可能有失偏颇。基于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并购前后高管薪酬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在相对宽松的公司治理环境下,国企高管具备利用并购增加个人收益的动机和条件,高管薪酬变化与并购业绩无关;而民营企业高管在相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及严格的内部监管环境下,提高并购业绩或许是增加个人收益的更好选择,高管薪酬变化与并购业绩相关。研究深化了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认识,对进一步研究公司高管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设计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基于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权衡的视角

借助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构建用于衡量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共同作用下股利政策有效性的模型,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分别使得实际股利支付朝过低和过高的方向偏离,而前者是造成当前我国股利政策治理效应损失的主要原因,二者共同作用使得股利支付整体水平偏低。故而,当前增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治理效应的关键在于增强资本市场透明度、拓宽融资渠道等方面。     

基于委托-代理的工程项目治理结构及其优化

工程项目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及其所衍生出的委托—代理问题关系到工程项目组织效率与委托-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是工程项目治理结构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治理结构高度系统分析了工程项目治理结构,并阐述了工程项目治理结构中委托—代理链优化的途径。     

浅析股权激励及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影响

股权激励被认为能够减轻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绩效,着眼于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矛盾.良好的股权激励能够充分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使各方利益关系结合在一起,避免经营管理者的短期行为,从而更加关注公司的长期发展.可见,股权激励是一种长期的、科学的、有效的激励方式,是适合现代企业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     

全球制造条件下的制造成本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面临全球整合经营挑战,一些跨国公司被迫对其生产经营乃至整个全球制造的工厂体系进行调整,建立全球生产体系,以创造新的制造规模优势。本文阐述了全球制造及全球制造企业的特点,提出企业的制造成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制造成本结构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公司治理结构对财务危机的影响

财务危机的频频发生多来自于自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合理.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分析了财务危机的成因,提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建议.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及治理

现代融资理论认为,企业的融资顺序应遵循“啄食”理论(Pecking Order),即内源融资优先,债权融资次之,股权融资最后。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却普遍存在着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与国外成熟市场的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如何抑制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优化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一些建议。     

银行债权对经理层的监督效应研究——对股权分置改革以来广东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在对经典理论和现实背景概括分析的基础上,把银行信贷从企业负债中独立出来,以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广东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时间为时间节点,明确研究银行债权对经理层的监督效应及其变化轨迹.研究证明,由于中国现实背景和改革的复杂性,银行债权对经理层的监督效应既有符合经典理论,即符合市场化规律的一面,又有不符合经典理论,即不符合完全的市场化规律的一面;近年来银行债权的经理层监督效应的改进程度并不十分明显,尤其是民营公司和短期贷款.这说明,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效果仍然十分有限,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尤其是资本市场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规范化与信用建设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推进包括完善银行债权监督在内的相关改革.     

“科技认定”、代理成本与创新绩效——基于上市公司专利申请的初步证据

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简称：“科技认定”）视为特定的政企创新联盟和科技资源分配机制,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度专利申请量反映其创新绩效,重点分析了在不同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环境下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对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后,民营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且随着预期政府代理成本或公司代理成本的减少,“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改善外部政府治理和内部公司治理质量将显著优化“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环境。总体上,较之“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扶持之手”效应占主导。本研究指出,发挥“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依赖社会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内部创新资本有效利用。本文协调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研究提供的不一致的经验证据,对厘清政府在构建普惠性创新治理环境体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借鉴意义。     

高级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内部投资结构影响的研究

股份制公司中股东与高级管理层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本文基于股东为风险中性,高级管理层为风险规避的假设,通过构建股权激励模型,探究了股权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层进行公司内部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级管理层的努力水平与公司给予的股权激励比例以及公司内部投资结构中的风险投资比例正相关,与自身的努力成本负相关。同时,公司的股权激励比例与内部投资结构中的风险投资比例正相关,并且进一步得出股权激励比例的有效分布区间为[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