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传媒伦理研究中几个相关概念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伦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核心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传播伦理”和“传播道德”、“传媒伦理”、“广告伦理”和“广告道德”以及“网络伦理”和“网络道德”。在这些研究中,特别是以“传播伦理”和“传媒伦理”为核心概念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极其相似。笔者试图探讨一下这儿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新闻采写中的伦理困境审思

新闻从业者在新闻采访与写作中经常要面临价值选择上的“两难”冲突,以至在道德选择中陷入左右为难的伦理困境.新闻采访的“茶水发炎”事件和新闻写作的“媒介审判”事件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佐证.伦理困境的存在,理性上困扰人们的道德选择,情感上拷问人们的道德良心.揭示新闻采写伦理困境的成因,把握伦理困境中道德选择的方向,是超越新闻采写伦理困境的可能路径.     

记者需要“背着条令上战场”吗

记者负责新闻现场的人性底线把关,更重要的是编辑部门在编发时进行明确的新闻伦理把关。前些天,歌手姚贝娜去世,深圳晚报记者拍摄捐眼角膜手术前医生向遗体鞠躬时的画面,引发了一场口水仗。事情后来几乎成了一次"打着新闻伦理旗号的网络水军攻击事件",远离了对新闻伦理的理性讨论。新闻伦理,源于人类基础的道德伦理。对遗体的尊重,对逝者家属的尊重,就是一个基本的道德伦理。这种道德伦     

莫将“不齿”作“不耻”

《工人日报》2000年11月30日第3版,即《新闻评论》版头条“社评”文章《我们能守住道德底线吗?》,在论述“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无不与道德伦理的沦丧密切相关”时有这么一句:“卖淫、嫖娼,即便在历史上,也为人民所不耻,今天却又在各地悄然登场,这还称不上是道德伦理的沦丧吗?”这里的“不耻”一词,笔者以为“本报评论员”的理解有误。查《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并无“不耻”一词,却有“不齿”条目。时“不齿”一词的解释是“不愿意提到,表示鄙视:人所～”。这个意义,恰好符合《我们能守住道德底线吗?》一文所论之意,即“卖淫、嫖娼,即便在历史上,也为人们所‘不愿提到(鄙视)’”。     

打开算法黑箱:建构“人-机协同”的新闻伦理机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

本文用控制论详细分析了算法黑箱的产生机理,剖析智能新闻生产、分发、接收过程中技术黑箱的运作逻辑及其带来的伦理风险,用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讨论技术道德化的可能性与路径,主张将价值理性嵌入人工智能打造新闻道德智能体,在不同阶段对算法主体实施“监控、预警与奖惩”的伦理干预,构建“人-机协同”算法新闻伦理机制。     

永久的矛盾：记者的职业职责与道德边界--“饥饿的苏丹”事件有感

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曾引起社会关于记者新闻道德的大讨论,而其背后所反映的记者的职业责任和记者作为“社会人”的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也在各种新闻事件中屡见不鲜。对待这种由于社会角色的多样性和角色与角色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的不一致带来的伦理困境,有必要寻求一个两者平衡的“度”。而自媒体发展后出现的“全民记者”现象也使得这种新闻专业领域的矛盾开始随之出现普遍化和“去专业化”趋势,新形势下,处理“拍照还是救援”的矛盾的方法,在拍摄技术日新月异、拍摄过程日益便捷的当下,有着重要的社会伦理意义。     

义务论视角下的新闻伦理困境

本文结合康德的“道德的普世性”“人是目的”原则与罗斯的“显见义务”学说,探讨了义务论视角下的新闻伦理困境。当新闻工作者面对伦理困境时,可依据“道德的普世性”原则辨明行为是否合乎义务,以“人是目的”为准绳判断显性义务。通过综合运用康德和罗斯的义务论伦理学,媒体工作者在新闻伦理困境中能做出更为公正合理的选择。     

犯罪新闻伦理失衡的原因探析——从戮童案报道说起

福建南平“3·23案”等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戮童案过后,公众对相关报道质疑不断,媒体陷入“犯罪帮凶”的道德困境,进而引发社会关于媒体伦理的反思。本文认为,此类犯罪新闻中媒体伦理失衡,背负道德指责的原因在于,犯罪新闻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这类报道必然面·临较大的伦理风险;媒体对犯罪案件进行深度报道时的一些不当做法则加重了犯罪新闻的伦理风险。     

试论“陷阱新闻”

“陷阱新闻”与“隐性采访”、“传媒假事件”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它可以被看作是两者的交集。作为在实践中已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新闻现象,“陷阱新闻”有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陷阱新闻”导演事件、欺骗式采访和以审判者自居的特征,都是对新闻伦理规范的违背。     

小论新闻采访中的“法”和“术”

新闻采访中,各类采访技巧被广泛运用,对于做好新闻来说,技巧固然重要,但是作为新闻事业长足发展的灵魂,在追求真相的同时,对人的尊重和对规则的遵守,是技巧运用的基础。本文通过引荐传统法家思想关于“法”和“术”的观点,从采访实际出发,结合时下热点新闻,阐述了在新闻采访中“法”和“术”的辩证关系,论证了采访技巧要建立在道德、法律和新闻中的人丈思想的基础上即“法”的理念,才能有利于社会进步,凝聚民族精神,从而得出担负社会职责与坚守新闻道德,合理运用“术”并尽可能避免“术”误入歧途而带来不良后果,是新闻从业人员恪守之法的结论。     

全媒体时代加强媒体新闻道德伦理建设之浅见

伴随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在新技术的助推下,新闻媒体在传播上更加注重快,在生产流程上更加简化。为了抢到“第一”“独家”,博取受众眼球,导致虚假新闻不时产生,进而影响媒体的公信力。因此,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要注重新闻道德伦理建设,不能为了抢发新闻、追求眼球效应,而忽略了媒体自身的职业底线。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媒体时代,加强媒体新闻道德伦理建设,应成为媒体界的共识和自觉遵守的原则。     

当代“新闻反腐”的伦理困境研究

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成为反腐利剑,“网络反腐”也进入了学术界视野。然而,我们必须反思一个现实,即报纸、电视等传统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延伸至“反腐”领地时,往往选择性失明,从而产生“新闻不反腐”的伦理质问。从媒介伦理出发,可以发现传统新闻在“反腐”中陷入重重困境。     

伦理学视角下的新闻自由研究与分析

新闻自由是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的基础,而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又构成新闻自由的重要手段与方式,也是保证新闻自由有效实现的基础.新闻伦理是新闻自由的重要条件,道德伦理新闻是新闻自由最终实现的重要标志与突出表象.     

不能忽略“窃听丑闻”的另一面

人类是一个共同体,尤其是在今天的“地球村”里.拥有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丑闻”而倒闭,“窃听丑闻”是整个新闻界的一个悲剧,而不仅仅属于西方新闻界.新闻,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服务于公众,客观、公正、独立、真实地报道真相,这是新闻的核心内涵.因而,窃听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抵触法律、违背新闻伦理、冲破社会道德底线、侵犯公民隐私权等问题,同样值得中国新闻界警醒,而非袖手旁观、幸灾乐祸.不客气地说,中国类似的问题或许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严重.     

新闻伦理缺失与错位

当前新闻工作者中普遍存在着有违新闻道德伦理的现象,如缺乏从业人员应有的道德伦理素质;在新闻事实和新闻伦理之间难以抉择,或者干脆将新闻伦理抛在一边;为求新闻的冲击力与娱乐性,放弃伦理与人文关怀。诸如此类现象引发了人们关于新闻伦理的探究和思考,如何在新闻活动中做好本职工作和伦理道德的平衡,成为了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智媒时代新闻传播失范乱象的法学检视与“合理化”纠偏

智媒时代，新闻传播过程中“合理”价值观引导失位可能导致“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引发新闻失实、伦理失范、侵权抗辩失当等乱象。对此，本文提出在重整新闻传播“合理性”内涵，提高“合理”作为新闻传播价值全程引导力、全效辐射力的基础上，经由伦理、规范、技术三维路径，优化智媒时代的新闻传播生态。     

从“窃听门”事件看新闻道德问题

“窃听门”事件引发人们对新闻道德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由于诸多因素的诱发,使得媒体新闻道德失范事件频发.新闻道德对媒体公信力意义重大,要维护媒体公信力,需采取强化新闻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加强新闻机构的道德建设与强调新闻从业者的道德自律等有力措施.     

构建新媒体传播中的“新新闻伦理”

以社交媒体、网络传播为标志的新媒体的繁荣带来新闻传播活动的大发展,不论是职业记者还是“公民记者”,不论是职业新闻传播还是非职业新闻传播,活跃度都大幅度提升.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这种活跃度体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这种活跃度存在行为失范的隐忧.这种媒体大变革的趋势与转型期中国的多元价值观叠加,将原先的传统媒体及其奉行的新闻伦理逼上了“绝路”. 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呼唤着一种全新的新闻伦理出现.如何把握新形势下新闻伦理的内涵,推动新闻伦理水平全方位提升,已成为当代新闻界必须面对的紧迫的历史任务.     

2009年国内新闻传播伦理研究述评

新闻伦理着眼于新闻媒体所囊括一切主体的道德现象,既包括新闻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意识、道德关系、行为规范,也包括新闻媒介社会道德功能的承担和实现。概览2009年的国内新闻伦理研究,围绕原理性的探讨相对较少,主要研究层面集中于对新闻伦理的困境、冲突、道德两难、失范表象及其相应的归因与对策等方面。一些文章对新闻伦理的建构提出了较有创见的观点,     

新闻暗访：道德伦理困境下的规范建构

“暗访”、“卧底”、“揭秘”——打开今日报章、网络、电视,这些热词如有魔力深深吸引公众视线。打着虚拟的身份,借着虚拟的由头,似演员周旋于各色人群之间,如侦探穿越迷雾寻觅真相……当暗访给记者带来淋漓快意,给受众带来鲜活猛料,一个关于暗访的道德伦理困境悄然浮出水面：离不开欺骗手段的暗访,如何处理世俗伦理与职业伦理的冲突？怎样把握动机与手段的统一,避免暗访逾越法律、道德和职业规范的边界,沦入“导演新闻”乃至编造新闻的危险暗区？这些需要传媒从业者理性考量,寻找答案的过程也是建构规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