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泰宁卫的经济生活及与明朝的关系

泰宁卫作为明朝的羁縻卫,一直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经济上依赖明朝,后期逐渐发展多种经营,体现在牧业、农业、手工业、渔业等多方面。明朝无论泰宁卫人众发生什么变化依然以属卫方式对待,提供经济上的扶持,最终造成自己的被动。     

明代南丹卫建制初探

为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明初政治局势的需要,明朝廷沿袭旧制,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采取“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同时为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臣服,加强国家统治,确保明朝中央集权制的施行,明朝廷在广西各土司管辖之地建立“三司机构”,建立卫所军事制度进行管辖。结合相关史料就广西南丹卫的建立缘由、建制、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明朝中后期泰宁卫与朵颜卫关系之探讨

泰宁卫和朵颜是明朝设立的以蒙古部落为主体的羁靡卫。明中期以后泰宁卫渐趋衰落，朵颜卫强盛，泰宁受朵颜卫控制，时间在明合德中蜞期，辽东边外地域亦遭其蚕食。泰宁革干帖木儿一系以联姻方式附属朵颜卫，后融合其中。     

明代泰宁卫首领世系变迁

明代泰宁卫首领世系变迁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洪武年间的辽王阿札失里时期;永乐初期的忽剌班胡时期;永乐到正统时期的阿只罕一系;正统至万历初年的革干帖木儿和兀南帖木儿一系。其世系断层和缺失反映了明代和蒙古部落的关系变化,尤其是蒙古部落的势力消长。     

明代亲军卫初步研究

亲军卫,全称为亲军指挥使司。它是明朝皇帝的侍卫部队,建立在卫所制度的基础之上。亲军卫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萌芽,在洪武时期被正式设立,之后又经历了永乐和宣德两朝的调整与增设,最终确立为二十六卫,并成为定制。与一般军卫相比,亲军卫地位尊贵,职能繁复,人数众多,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性。     

明代平越卫职役来源地初探

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越千户所改置平越卫.自置卫至成化时的八十多年时间中,陆续有武职调入.考察《平越卫选簿》可知,该卫武官主要由南直隶、北直隶和河南调入,旗军主要来自南直隶和湖广地区,部分来自陕西、四川、山西、福建等省区.讨论卫所职役来源地问题,应留意卫所武职与旗军来源地不一致现象.     

明代天津筑城置卫若干问题考辨

部分明清方志中有黄福修建天津卫城的说法,后人颇受其影响.不过,据<明太宗实录>及黄福<黄忠宣公文集>中相关资料记载,至少可以说黄福直接修筑天津卫城的观点证据不足.关于天津卫城始建时间,史籍有永乐元年(1403年)、二年(1404年)、三年(1405年)等不同记载,目前学界并无定论.明代天津卫城督修官张思恭和主修官陈瑄在永乐初年的活动轨迹,以及<明太宗实录>有关天津称呼的变化表明,天津卫城正式兴建当在永乐二年,永乐三年营建进入高潮.     

明代福建进士的地域分布研究

通过对明代福建进士的地域分布研究可以发现,福建各府(州)间的进士分布极不平衡,沿海地区多于内陆山区,地区差异显著,出现了明显的地域性集聚现象。并且各府(州)内部县一级进士的分布也存在这种地区差异。这种差异是当时福建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与教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造成的。     

腹里卫所移民与地域社会演进——以明代赣州卫为个案

卫所制度是明代重要的军政管理制度,卫所军事移民是国家强制力造就的移民群体。不同地域军事移民群体来源地区、移入时间、在地化程度、在区域社会中的作用不尽相同。以明代赣州卫为代表的漕运卫所跨越明清5个多世纪,是探究卫所制度、屯田制度、军户制度诸问题的极好案例,需要运用传统制度史与区域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家谱及科举录等新史料深入讨论。赣州卫军事移民总体呈现南方籍多于北方籍,早期移入者比例高于中期和晚期的态势,他们很好地融入地域社会,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还导致赣州地区风俗的变化。这也是古代国家以移民治理基层社会,进而带来多民族、多族群交流与融合的缩影。     

永乐以来明代阁臣地域分布初探

阁臣是明代一个特殊的官僚群体,在明代的政治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对阁臣所在籍贯的整理,发现他们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分布的地域性特征。分析这种地域性分布特征,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明代政治的理解,同时也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明代呼和浩特地区的社会状况及生态环境

明朝初年在呼和浩特地区建州卫,后逐渐丧失。蒙古部落纷争离合、成长壮大后重建丰州滩。呼和浩特地区人口也由少到多,逐渐繁衍。在纷争离合的过程中,地区得到了休息,生态得到了保护。无论是蒙古部落,亦或是明朝政府,对呼和浩特地区生态的影响并不严重。呼和浩特地区生态环境较为理想。     

明代易州山厂略论

明代为了获取燃料,明朝政府曾在山林资源丰富的山区开设山厂,采伐木植以烧制柴炭。易州地处北京西南部的太行山区,自古以来山林资源就极为丰富,且距离京城较近,因而成为理想的柴炭采办地。明代在此开设易州山厂,并设立提督易州山厂一职专门负责管理柴炭采办事宜。易州山厂自宣德年间设立,直至嘉靖初年,期间经历多次地点迁移和管理体制上的变革,且一直是明代内府柴炭的主要来源地。得益于易州山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明代京城的柴炭供应问题。而易州山厂对明代边地生态、防务的危害,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     

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

内蒙古西部地区是一个古地理环境变迁的敏感脆弱地带,对各种自然和人为的扰动极为敏感。特别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代表的各主要生态因子和生态系统,极易受到扰动而发生恶性循环。历史时期气候、降水变化多次引起植被群落组成和结构的变化,同时制约着人类的开发活动,引起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和农作物种植界线的改变。农牧业经济的盛衰也发生时间上的波动。明清土地开发同样呈现出自然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时空不稳定性。     

明朝前期官府藏书管理探析

明朝初年朱元璋撤销了专司官府藏书的秘书监，对有明一代官家藏书事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然而从明初到明仁宗、宪宗时期，官府藏书事业并没有因此而衰败。究其原因，主要是明初大规模的图书征集，为这一时期官府藏书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永乐大典》的编撰，客观上又对官府藏书进行了必要的编目和整理，使明初官府藏书的管理工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以延续。     

论明代儒学中的民族观及其影响

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较为复杂，民族问题对明代政治及化等方面有较大影响，这从明代儒学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民族观中可以得到反映。明代儒学中的民族观的形成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它无论是对明朝民族政策的制定，还是对明代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有多方面的影响。     

明清江南地区农家肥的商品化研究

明清时期,江南商品性农业发展迅速,农业产出较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中,集约化经营和种植面积的扩大导致了对肥料的需求逐渐增加。在本地肥源短缺与经济需求的推动下,江南地区出现了农家肥的买卖活动,其中饼肥和粪肥是最为重要的商品肥料。随着外地输入江南饼肥数量的增加与本地粪肥买卖活动日益频繁,江南农业缺肥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江南的农作物产量有了较大的提升。尽管受制于自然经济和农民有限的购买力,江南农家肥的商品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有限的,但其仍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     

从温庭筠看晚唐诗的词化现象

晚唐时代，李贺，杜牧，李商隐的作品中已出现词化倾向，但李贺作品偏于怪异，杜牧倾于俊拔，与柔婉为特质的词有异，李商隐诗作虽深情绵邈，颇具词像，但未作词。而温庭筠才将诗向词靠拢的工作完成，并第一个大力作词。     

北元、蒙古、明代蒙古──兼与鲍音先生商榷

作者认为“北元”这个史学概念的下限只能到脱古斯帖木儿败亡而止。“蒙古”的含义既可指国家，也可指代民族。同时，分析了使用“明代蒙古”这一术语的合理性。     

郑芝龙投明降清原因析论

郑芝龙生逢明末清初朝供更替的乱世，他先以海盗而投明，又以明之国公而降清，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点：（1）传统观念的影响；（2）利益所驱；（3）人心世风的引导；（4）朝廷措置得当。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降清与郑芝个人的异域生活经历有相当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