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科学哲学的图景及其特征:科学解释与意义建构

在《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这部科学哲学丛书中,《一般科学哲学:焦点主题》具有纲领性与整合性意义,它呈现了一般科学哲学的整体图景,对其核心论题予以系统阐释,同时展示出它与具体科学哲学之间的关联,揭示了一般科学哲学的解释与批判功能。其中,对于科学理论的解释功能是基础,科学解释的核心又集中体现为概念的语义分析与概念进步,这一语义分析过程也是概念意义的建构过程和不断语境化的进程。因此,在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回归语义分析并实现语境的模型化、形式化和计算化是科学解释与意义建构的必然要求与合理选择,也凸显了该趋向对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之间——库恩思想中的科学革命

库恩"科学的革命"理论通过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广为人知,这部著作也使得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库恩关于科学一般规律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和科学史上的科学革命是一回事,进而忽略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两大学科之间的异质性。这种对库恩科学哲学观点的误解,既加大了理解库恩思想全貌的困难,又引发了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关系研究的一些误解。文章试图通过对库恩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中两份经典文献的探讨,以库恩思想中的科学革命理论为线索,探索库恩在两种学科语境中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回答的原因,并借此探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异质的复杂关系。     

语境主义科学哲学的基本原理及科学进步观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但是,面对逻辑经验主义陷入的困境,科学哲学家至今仍然没有提供一条普遍公认的新进路。在既能走出相对主义的困境,又能对科学给予实在论的理解的意义上,未来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可能选择便是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语境论的科学哲学,主要强调基于科学研究的当前语境和语境转换,从承认科学研究中的主观性与相对性出发,为科学的实在论解释提供一种可能的辩护视角。语境论与整体论在看法上是一致的,但是,侧重点完全不同。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本体论原理、方法论原理、认识论原理、语义学原则、价值论原理、道德原理等。如果将科学进步理解为,由理论描绘的可能世界逼近真实世界的过程以及前后相继的理论之间的更替,那么科学进步的语境生成论模式可以表述为:“前语境阶段→语境确立阶段→语境扩张阶段→语境转换阶段→新的语境确立阶段……”。科学进步的语境生成论模式,既能够包容相对主义的某些合理成份,又能够坚持实在论的立场,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     

试论多维视域下当代生命观的建构——基于“进化”的思考

有关生命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在当代科技高歌猛进以及哲学理性反观传统的时代语境之下,对生命基本问题的阐释愈加得到了跨学科、多元化的纵深与拓展。由之,在多维视域把握生命进化及其当代意涵的基底上,进而从物质、心灵与认知、社会与文化、科学与技术、伦理与道德等维度对生命观加以多元重塑也就成为"科技进步与哲学观念当代重构"的题中应有之义。     

科学语境与科学共同体

科学语境作为科学语言的意义基础,对科学共同体有重要作用,影响科学共同体的语言规则、思维方式、哲学观念,特别是它限定了科学共同体的“视界”,成为后者的“充足点”。     

科学语境与科学共同体

科学语境作为科学语言的意义基础 ,对科学共同体有重要作用 ,影响科学共同体的语言规则、思维方式、哲学观念 ,特别是它限定了科学共同体的“视界”,成为后者的“充足点”     

教育科学研究之“科学”质疑

“教育科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走向世俗的日常概念。在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语境下．很多研究其实并无“科学”可言。教育科学研究者的求真态度、教育科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以及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哲学研究的关系等“科学”问题仍然值得探讨。     

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必要张力——“科学哲学:现状与问题”全国研讨会述评

2013年在梅州召开的"科学哲学:现状与问题"全国研讨会,非常成功。其中,武汉大学程炼教授和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分别从两个重要的侧面考察了科学哲学。前者因其着重于"精细的语义分析",有点像逻辑主义,而后者因其着重于"对概念历史渊源的追溯",则有点像历史主义。对科学哲学研究而言,我们所要做的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结合,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统一,"精细的语义分析"与"追溯概念的历史渊源",两者之间应当保持"必要的张力"。     

“哲学”和“科学”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对峙与融合——兼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哲学—科学二重性”

在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因循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也没有照搬实证主义的分析模式。他们认为,研究社会历史这样的复杂性问题,需要借助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方法论空间,需要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的综合集成。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一条哲学思辨与科学实证相融合的社会历史研究路径,在方法论原则上具有"哲学—科学二重性"。     

“教育哲学”、“教育科学”与“教育技术”概念辨析

教育的现状和教育研究的现状令人担忧教育哲学工作者用一些早已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哲学概念"指导"教育实践而不是以哲学的气质介入"教育",使教育哲学走失了方向;教育学家所探讨的教育本质和现实教育的其它出路不容易由教育工作者付诸实施.同时,代际和同辈之间的教育中科学因素少之又少,因而用"教育科学"来指称当前的教育研究,实在是一种尊称;人们对教育自身的改变缺少一种技术的眼光,没有将教育的积累看成是一门技术的发展历程,甚至将教育的工具和环境误以为是"教育技术",使真正的教育技术的改善处于"遗忘"和"误以为"的历史境遇.由此看来,将真正的哲学、科学和技术的眼光、思想方法引进教育生活中是教育研究工作者需要重视的问题.     

“无形之手”与科学的社会运行——析霍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解释

霍尔试图通过一种类似于亚当·斯密"无形之手"的解释,来重新阐明自然科学在社会中的运行机制以及科学取得成功的原因。在霍尔看来,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的解释是不成功的,因为其最主要的解释方法——"直接说明"忽略了科学作为社会建制的时间性和社会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注意到科学家的个人活动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它们二者是"相互独立的",因此符合"独立性要求"。这一相互独立的特征决定了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解释必须是一种"无形之手"的模式,换言之,"无形之手"模式是自然主义超越传统科学哲学说明的重要一环。     

伦理价值对科学内核的涉入——以商品化为例

国内学者对"科学与伦理"问题的考量局限于科学的外围或者发现的语境(如问题的选择、成果的应用),这种研究路径根源于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的专业化、去政治化、纯认识论化,进而将伦理价值从辩护的语境中剔除出去。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日益的商品化,科学的内涵发生重大转变,经济利益贯穿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包括科学的内核(如数据的选择、方法的设定、结果的评价),由此便衍生出更多的伦理问题,伦理价值涉入科学内核。在上述语境下,科学哲学要想发挥其应有的解释力与规范性,则必须拓展传统科学哲学的合理性概念,关注认知与价值(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双重向度。     

试论库恩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重构

８０年代以来，库恩展开了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重构工作。通过对“范式”和“不可通约性”加以语言学改造，库恩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心理主义”误区，给科学哲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但由于没有把历史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因此库恩仍未摆脱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阴影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冲突与融合——“科学实践哲学”视角的思考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源于科学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辩护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的二分;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源于文化或社会建构论.关键问题在于,科学哲学和科学的文化建构论都将科学视为一种“理论”而不是“实践”.如果我们从“理论优位”转向“实践优位”,就会发现科学实践的多维度性,导致对科学进行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才能给科学以完整的解释,从而表明在科学实践中,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是相互融合的.在全球化政治经济格局中,这种融合同样会彰显科学的政治、经济乃至伦理的深刻内蕴.     

康德的实践教育学:在“理想”与“科学”之间

康德是伟大的教育学家,他的教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康德那里,就教育学的性质而言,教育学是基于实践哲学的实践教育学,没有实践哲学作为根基,也就没有教育学的存在。这一实践教育学又在"理想"与"科学"之间。教育学是"理想",主要体现在康德基于人的所有向善禀赋的完全实现上,而这一实现又只能通过"类的教育"而不能通过"个别的教育",由此康德的教育学具有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理想色彩。教育学是"科学",主要体现在康德对教育实验、教育方法论的强调,以及对机械的教育学说的批判当中。不过,康德的整全的"人性观"又使得他的"科学"不是严格的"实验科学"。     

关于“科学探究”的哲学思考

为了准确理解和把握"科学探究"的本质及其规律,避免和克服"科学探究"过程中的泛化与异化,需要以一种反思与超越的视角来理解和认识。以哲学的视角,从"问题""解释"和"实验"等方面对"科学探究"进行实践和思考,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语义外在主义是科学实在论吗——普特南意义理论的再考察

语义外在主义并不像标准看法"普特南善变"所认为的那样是科学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实在论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而是对语词意义基于经验的温和的理性重构,本身并不预设任何形而上学方面的哲学立场。1976年普特南转向内在实在论之后,乃至在所谓自然实在论或实用主义实在论时期也并没有放弃被称为科学实在论的语义外在主义,而是一直居于普特南实在论哲学的核心,是普特南处理意义、指称、真理、知觉和心灵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哲学方法,并在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等领域对当代英美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科学为人民”运动评析

"科学为人民"组织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末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下,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翼组织。该组织成员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语境,揭露美国的政府与企业相结合对科技研究的主导,号召科学研究应该具有自主性,并传播"人民的科学"理念。作为时代的产物,"科学为人民"运动的主张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因而其主张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极端丰富发展的今天,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追问科学的本质及其与人的关系,这或许是"科学为人民"运动带给当今社会的启示。     

“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批判——再从思想史看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为了阐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对旧哲学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观点进行剖析,很有必要。因为这种观点把哲学看成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纯粹思辨的产物,具体科学是由这样的哲学推演出来的,它对于科学的发展,不能起促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解决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宣告了把哲学看成是“科学的科学”的旧传统的结束。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①,只有这样彻底科学的哲学,才能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唯一科学的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划界的四种标准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 ,西方科学哲学各个流派都提出自己的划界标准 ,并因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些划界标准可以概括为 :绝对经验主义标准、相对实用主义标准、社会历史主义标准和多元综合标准 ,并认为科学划界将最终走向语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