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展开了积极的实践和探索。由于我国对于刑事和解制度没有统一的立法,各地的检察机关分别以不同的模式参与刑事和解。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应采取指导监督的模式参与到刑事和解中去,其在刑事和解中起的应是监督、保障以及平衡协调作用。     

刑事和解诉讼模式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该文以刑事和解诉讼模式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重大意义的阐释为基础,论证了刑事和解诉讼模式的重大价值,同时结合刑事和解诉讼模式的内涵和我国当前社会形势的特点,指出在刑事和解诉讼模式下对被害人权益保护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并针对这些风险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试论刑事和解之人民调解模式

刑事和解中的人民调解模式,实现了刑事和解制度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对接,体现了刑事和解的价值意蕴,既可以避免公检法机关在主持和解时的尴尬位置,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贯彻能动司法。人民调解制度与刑事和解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人民调解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首选。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研究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这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支撑。基于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作用,可将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从这两种模式的理论分析以及我国检察机关的定位审视,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从而实现检察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科学回归。     

困境与出路,对我国刑事和解政策的理性思考

本世纪初我国引入刑事和解政策,并应用于司法实践,至今已近10年。期间,刑事和解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但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对刑事和解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完善构想。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挑战与建构——以杭州飙车命案为例

刑事和解为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新途径.刑事和解基于恢复性正义,通过和解性程序达到恢复性结果.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面临适用范围、正当程序、内涵的澄清等方面的挑战.目前我国乒在建构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应严格限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程序,厘清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新途径,不仅有利于有效化解矛盾,提高犯罪预防效果,还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推行刑事和解制度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法律基础、刑事政策基础和实践基础。在此就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作一考证,以期对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有所帮助。     

中国现阶段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趋势及其特征

稍加观察近几年关于刑事和解的制度化实践,就可以发现,刑事和解的实践最先始于一些地方司法机关的尝试,随后开始向全国范围推进,并且与理论研究形成了紧密的呼应。这种制度化实践呈现出以下几种特征：刑事和解的制度化实践并非司法机关超越法律的全新创制,而是有其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它是一种由司法机关推进的制度实践;推动刑事和解的实际动因是社会需求,对其正当性评价的标准主要是依据社会效果;刑事和解模式呈多元化趋势;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类型和范围一般均有特定需求和条件,包括身份关系、纠纷特点、文化、习惯等等。     

关于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

作为恢复性司法主要内容的刑事和解制度,近几年已经成为国际刑法学研究和实施的一项主要举措,刑事和解制度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即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此也作了积极的研究和尝试.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必须要根据中国国情和人文环境,本文分析了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并就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程序设计进行了探讨.     

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实践、立法与完善

近年来,作为一种全新的犯罪应对模式,刑事和解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有些地方司法机关对此积极探索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还存在和解手段、模式单一化,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从倡导和解手段多样化、推广和解模式多元化、建立健全和解配套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力求对刑事和解价值的实现有所裨益。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研究

自新刑事诉讼法通过后,我国对刑事和解有了较为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争论也有了排除重罪案件适用的官方定论,但在当今中国被害人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适当允许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却是司法实践中的迫切要求,因而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适当扩大。     

赋予侦查机关刑事和解决定权的正当性分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兴的纠纷处理模式,因其独特的制度魅力,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侦查机关对刑事和解的建议权,并未赋予侦查机关刑事和解适用的决定权,基于和解行为的实践理性、犯罪"标签化"理论、侦查与和解职能关系、比较法考察、恢复性司法与后现代法治理念等多重视角分析,赋予侦查机关对一定范围的刑事案件和解决定权具有正当性。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基点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情形,但由于我国公诉案件中并未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导致许多做法无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对刑事和解的探讨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基于我国个体性的考虑,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应该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基点,包括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两个主要方面。     

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已久,而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真正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在法律中予以确立是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完成的。本文将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背景、现状及问题、解决方式三个方面就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阐述,以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即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为出发点,探求完善该项制度的方式。     

论协商性司法中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性司法的形式恢复原有社会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属于协商性司法程序,与传统的诉讼方式相比,刑事和解是合作性的,它不仅保护了被害人权益,使其在接受犯罪人的道歉和补偿中得到慰藉,还有利于矫正犯罪,使主观过错不大的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刑事和解的内在观念与我国法律观念、刑事诉讼模式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存在较大的冲突,这些都是阻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发展的因素。只有充分考虑阻碍因素,才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把握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全貌,这是构建可行的刑事和解模式不可缺少的前提。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对刑事和解的探索和思考——以常州市高新区检察院办案实践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刑事法治承担着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作用。刑事和解弥补了传统刑事法治的不足,不再一味强调惩罚,而是变成一种更为温和、更加人性的惩罚方式,给被告人认罪、赎罪的机会,使国家的惩罚技术更全面,更科学。文章以常州市高新区检察院的刑事和解的办案实践为基础,结合实践操作,阐述检察实践中刑事和解的制度探索和监督途径,提出刑事和解面临的三种冲突和应对策略。     

当代中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与障碍分析

刑事和解在我国尚未法律化,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显得颇为尴尬。立足我国本土资源,当代中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具有思想文化基础、政策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同时存在报应思想、贫富分化、国家中心主义价值观等障碍。     

比较法视野下解读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

刑事和解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同时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介于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承担的法律监督职能,有必要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刑事和解语境下的检察机关进行恰当的角色定位.     

刑事和解初论

近年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刑事和解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然而,如果直接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则可能与我国的罪行法定原则有一定冲突。笔者在文中对我国实行刑事和解提出了构想,从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制。待到时机成熟时,再考虑适当的扩大范围。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模式及可行性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新型刑事司法制度,各地对这一制度的适用尚处于摸索阶段,但这一适应社会需要,使加害方、被害方、社会三方共赢的司法制度正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本文将从刑事和解的三种模式入手,分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