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视角考察

文章探析了在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的因素及其路径选择。如何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应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文章着重探讨了在乡村社会中,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及其具体路径选择。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障碍分析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考虑乡村社会的实际，即我国乡村社会目前正处于特殊历史转型时期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特殊的经济、政治、化因素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可能是一系列静止的规范体系的组合，而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的过程。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均不够完善，还存在各种阻碍法治秩序建构的因素。     

论法治秩序与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关键在于乡村社会实现法治。文章将视角放在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提出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     

国家法与民间法双向互动之思考

国家法由民间法发展而来。但由于国家的加入，民间法和国家法出现了分野，同时产生了冲突、互动和融合。笔者认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建构应在消除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化上的差异和阻隔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双向对接．并对此作了一些尝试性探讨。     

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现实互动与历史变迁－中国西部司法个案的透视

在中国西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呈现纷繁复杂，迷离扑朔的局面，其至少可概括为六种互动形式。系统阐释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西部的互动现状及其变迁趋向，进而为实现二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这对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规训下乡村教育转型的秩序与自由

乡村教育转型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脱离不了彼时的社会环境,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始终受社会结构的多方因素影响。在规训带来的秩序与自由的摇摆选择下,乡村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代发展瓶颈的双重夹迫,急需实现现代化的教育转型。考虑到乡村社会的现实环境,欲实现其教育转型,照搬城市模式与放任其自由发展均非可取之举。因此,在转型路径的选择上需在模仿城市与自主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消释乡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礼治”与“法治”并举,合理规训当前的乡村教育环境;以精准服务体系对接乡村教育,从而在社会规训提供的秩序基础上实现自主能动性的自由,构建独具乡村特色的教育转型。     

我国乡村法律秩序的文化视角解读

乡村法律秩序的维持是依赖乡村中存在的多元的权威及其内在规则。社会调控机制是多元的,国家正式的法律和民间规范、习惯的冲突和妥协构成了乡村法律秩序,其实质是文化的冲突与妥协。文化多元的视角下,民间规范等在法律秩序中有其积极的作用。     

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本土化图景——价值解读与路径选择

民族地区特殊的＂族缘关系＂,使处于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更愿意选择族群内部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作为刑事纠纷的重要解决方式,在民族地区构建法治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用。但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价值定位在民族社会整体秩序的建构上,需要对刑事和解在民族地区适用的路径进行选择,以达到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与衡平。     

在建构和演进中寻求法治进路,在平衡中寻求法治之美——评《国家机关权责平衡问题研究》

在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对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中对法治的发展路径问题,我国法学界就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这样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法治秩序可以通过人们主观地、理性地努力而建构出来,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另一种认为法治秩序是不能建构的,只能通过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逐渐成长,即民间自下而上的演进。     

家国协构视野下乡村彩礼制度的法治出路

乡风文明建设是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伟大成果、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而近几年农村高额彩礼的婚嫁问题突出,成为影响乡风文明建设进程的热点问题。彩礼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支付手段,隐含着社会交换秩序。据此,在分析高额彩礼形成的原因基础之上,提出“家国协构”的法治思想,注重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协同作用,鼓励公私交融社会法的发展,以期解决公共领域中的高额彩礼问题,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俄罗斯法治进程中“民间治理”问题研究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叶利钦时期采取放任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方式,却没有形成有效的“民间治理”,不但没有构建预期的法治秩序,反而使国家和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之中.普京上台后,并未抛弃西方民主体制框架,以俄罗斯式的公民社会推进法治发展,在加强国家建构的同时,稳步推行“可控性民主”和规制为主的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并与国家形成有效互动,使”民间治理”的功能得以有效实施,进而推进法治的生成.这充分说明在俄罗斯法治的生发过程中,“民间治理”只能沿着色彩浓厚的东方主义发展道路,走“国家建构”和“社会回应”的“俄罗斯道路”.     

论契约性民间法的向度考察

契约性民间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性规范,是隐含于市民社会经济生活背后的“法”的现实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市民社会整合手段的操作机制,而且推动西方社会逐步走向文明与法治,契约性民间法与市民社会的法治向度具有深层逻辑关联。对于正在置身于法治建设进程的中国,研究并揭示民间法对于市民社会进而法治的建设性向度,认为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契约式沟通”,乃是构建中国市民社会进而法治框架的根本之举。     

从权威政府到法治下的有限政府--中国政治体制转变之路的回顾与展望

文章认为，对改革前景和目标的清醒认识与改革所选择的模式相比意义更加深远，文章从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和政治体制转变的轨迹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在法治下的有限政府。文章继而探讨了法治下有限政府的涵义和意义以及如何建立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并乐观的相信，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兴起和壮大，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最终形成，实现建立法治下有限政府的目标将不会太远。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是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良性运转的不同治理方式.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既需要以自治为基,增强乡村治理活力,又需要以法治为本,保障乡村治理秩序,还需要以德治为魂,弘扬乡村治理正气.通过进一步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主体相结合的治...     

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和范式转换——基于云南省景东县“六八四”治理模式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克服法治乡村建设中系统化体系化不足、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为了有效回应这些问题,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云南省景东县构建了“六八四”治理模式,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的有益探索。该模式的生成机理是制度构建需要适应乡村结构性变化、基层治权下沉的客观现实,注重治理资源的资源整合、多元治理主体法治价值观的融合;该模式的制度架构是围绕法治队伍建设、改进法治宣传方式、构建“梯级”式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以嵌入“法治动力超市”为激励平台,实现了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论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构建——以《乡土中国》为例的分析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的代表作,该书讲述了乡土社会这一问题.乡土中国的社会秩序是充满乡土气息的,是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是礼治秩序下的无讼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送法下乡等法治宣传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它在带来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产生了诸多弊端.因此,必须构建以国家法治秩序为主导并与民间法相结合的多元化的乡土社会法律秩序.     

国家与社会的协奏曲——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的逻辑结构

福山的政治秩序理论以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为现代政治秩序三位一体的制度组合,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架构阐释政治秩序的成长,追溯了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相反相成的颉颃中起源、成长、融合的演进过程,并将国家与社会平衡发展归为文明政治秩序的目标。福山以宗教为关键,诠释了中国国家早熟的强国家模式与欧洲法治先行的强社会模式的政治发展不同路径。福山政治秩序理论最大胆的探索,是凸显了国家建构之于政治秩序的意义,并将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归为现代国家的起源,这使其政治秩序理论具有覆盖东西方文明的阐释力。     

试析我国民间法律思想存在状况及其进路

我国法律在民间不被接受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缺乏统一的法学说。多种法律思想,包括当代国家制定法思想、民间法思想、传统儒家法思想、历代国家法思想并存,相互冲突而不兼容,脱离民众实情,导致民间法律思想多元混乱,直接影响了我国历次普法的效果。为建设法治社会,迫切需要整合民间法律思想和国家制定法思想,整合的路径一是建构市民社会,二是重新审视立法思想,优化配置法律思想资源,从而构建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理论、社会资源并以汉语表达的法律思想和规则体系。     

传统农村治理的民间法特色与现代困境

民间法是与国家法相对的一种行为规范,民间法以精英群体为载体构成了中国传统农村治理的主要规则.但随着农村社会以法治化为表征的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价值冲突与效力拒斥愈发明显,当下国家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注重对民间法的吸收,并积极发挥农村精英的作用以寻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契合之道.     

法和习俗协调及其实现的路径探寻

习俗在实践领域事实上发挥了规则的作用。建设法治过程中,法治目标须参照习俗而改造之;乡村治理法的制定,须尊重习俗而有所创新;法的实施,应利用并引导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