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与社交媒体的双向影响

社交媒体已经构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改变了疾病传播;疫情加深了用户的沉浸式体验,人们寻求新的连接方式,社交媒体也因此发生变化。转向更多的"面对面"互动,有可能成为日后的社交媒体行为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视频通话下一步很有可能主流化。     

社交媒体在赛事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探析——以“耐克”奥运危机广告为例

面对奥运赛场危机,很多组织应对失措,为何耐克却能够成功化危为机,而且危机广告效果越来越好?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拟采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取了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期间耐克的两次危机广告为案例,通过比较耐克在两次刘翔伤退危机处理中媒体使用的差异,来探究社交媒体的优势及其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为业界实践提供借鉴。     

新闻专业危机与“元新闻”信息伦理抗争:对美国大选社交媒体图景的观察

本文探讨了社交媒体时代选举中的信息危机的组成、技术原因、政治后果与专业影响,并以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为例,揭示其背后信息与权力的复杂关系,讨论社交媒体在"元新闻"领域引发的焦虑,寻求应对信息危机的政策与行动路径。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危机,导致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的泛滥。在美国,广泛使用的用户分析和定向分发算法技术,正在有力地影响选民的意见和选举决定,泛滥的虚假新闻正在危及民主进程。信息危机已然正在造成不信任、恐惧和分裂,也造成了"信息道德恐慌"。究其原因,虚假新闻与数字媒体的发展密切相关,技术平台使得政治选举中虚假新闻得以更大规模地生产、传播和放大。虚假新闻是复杂社会关系、权力博弈的折射,是嵌入选举的复杂关系中的一种信息现象,也是使假新闻成为可能的社会技术条件和赋予其意义的解释性话语。监管与平台自律存在自由与治理的多重矛盾,需要多利益攸关方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应对信息危机、治理社交平台。     

信息茧房:社交媒体下的“群体性孤独”

社交媒体的发展带来了群体性孤独现象,深入了解这种现象的形成机制和原因,并从多元化信息获取机制,政府公共网络平台构建的维度,构建健康的网络环境。     

网络社交媒体如何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微博打拐”事件为例

通过网络参与重大事件、表达自身诉求,成为愈来愈多中国网民习惯的生活和增权方式。各种热点问题通过网络媒体得以更全面的展现,各类社会问题引起热心网友的关注并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法。本文以微博打拐事件为例,分析网络社交媒体如何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今后合理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参考。     

社交媒体的“准社会互动”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最早由Donald Horton和Richard Wohl提出,旨在研究大众传播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关系特点,并试图解释其与一般的社会互动之间的差异。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建构社交媒体的＂准社会互动＂形式,得出新浪微博用在场感、参与感、熟悉感和仪式感来达到与受众之间的互动的结论。     

从“文章出轨”批判看网络社交媒体对社会认知的影响

演员文章的出轨事件,带来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热,这个热点事件的背后,是舆论的情绪化表达,这种表达的背后,是泛道德主义的滥觞,也是网络媒体在社会认知层面一次典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媒体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放大,从而实现了对公众社会认知的形成、改变等角度存在着趋同、掩饰、盲从等诸多功能。     

“有限度社交”的背后:国外主流媒体的社交策略

透过喧嚣的表象不难发现,国外主流媒体的社交步伐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坚定和投入.在保持社交"热度"的同时,他们也通过种种举措,为自己设定"保护线",有选择、有限度、有保留地进入社交媒体."有限度社交",正是当前国外许多传统媒体应对社交媒体挑战的现实策略.     

“兽迷”微博表演:基于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

作为喜好拟人化动物角色的亚文化群体,"兽迷"在微博中的头像以"兽"的动漫形象为主,其自我呈现具有微博控、二次元、远离时尚、专一性、个体化等特点。隐私、审美、家庭与亲属、意见领袖、年龄是影响兽迷微博自我呈现的五大因素。未来的兽迷群体将向成熟化演变,东方化和本土化特征愈发明显。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传播兽迷文化,需要正确区分"兽的世界"与现实世界,防止信息茧房,建立兽迷作品分级制度。     

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下的社交媒体功能研究——基于“3·11”东日本大地震事件的考察

在"3·11"东日本大地震中,日本社交媒体在整个赈灾过程中的广泛使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本文对当下日本社交媒体的使用状况以及在地震灾害中的利用情况进行统计归纳,从"风险社会中的媒体"这一视角对社交媒体在灾害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考察,最后针对以上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     

内涵、逻辑、生态:作为一个场域的“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媒体类型,而是一种理解当前传播活动的特殊场域。它是以技术为依托,以关系为导向,允许个人或组织生产内容、交换内容,依附并能够建立、扩大和巩固关系网络的一种网络媒介关系体。它具有关系性,日常性,人格化主体等特点。     

危机事件中的媒体责任——以“西南大旱”期间的报道为例

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媒体作为社会的口望哨,如何积极发挥作用,承担沟通社会的功能,对危机事件的解决至关重要。本文以芬克的危机阶段论为基础,探讨危机事件中的媒体责任问题。     

社交媒体记忆实践路径研究——基于“汶川大地震”微博文本的社会网络分析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汶川大地震”相关文本和用户节点进行网络建构,发现灾难事件的媒介记忆主要呈现出以主流媒体为中心,各领域意见领袖为桥梁,个体用户为边缘的实践网络;以国家话语为中心,多元化观点共现的内容网络。其中,主流媒体通过双重路径主导灾难叙事,网络圈层起到“官方”与“民间”话语之间的中介作用,个体用户则进行着个体的数字化记忆实践,最终影响着集体记忆的形成、激活和刻写效果。     

“赞赏出版”:因应互联网社交的创新与隐忧

<正>原创财经出版机构蓝狮子前总编辑王留全透过十余年的传统出版经验,不沉湎于其中,不囿守于陈规,立足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化社交日趋活跃的现实,与他的搭档陈序开拓性地提出了赞赏出版的概念,并适时推出了赞赏社交出版平台,这在国内出版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很大。继《主编死了》《谈到世界充满爱》之后,前不久,赞赏社交出版     

如何实现“信任性真实”: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基于对25位媒体从业者的访谈

社交媒体时代受众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凸显,新闻真实性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任性真实”,即受众所相信的真实。依据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分类,并结合对25位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本文从“系统信任”和“人际信任”两个维度对新闻的“信任性真实”进行了分析。笔者发现,“可视化”以及“交朋友”策略是社交媒体时代形塑传受之间“人际信任”的重要路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信任”是完整实现新闻真实性的重要环节,但是新闻真实并不依赖于受众的信任,事实真实仍然是衡量新闻真实性的终极性标准。     

融合与博弈:社交媒体中“长津湖战役”的记忆演化研究

媒介记忆是人类一切记忆的桥梁与纽带。"长津湖战役"作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关键性战役,值得被媒介和历史所铭记。作为社交媒体空间的微博,汇聚着大量网民的交流与讨论,无疑是媒介记忆研究考察的重要渠道。研究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描绘出微博空间中"长津湖战役"记忆的历时变化、结构形貌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空间中的集体记忆受到其他媒介记忆内容生产的直接影响,而网民的交流、讨论则会逐渐聚焦、建构出媒介记忆的主体结构和原点,并且形成后的记忆结构和原点很难被改变,即便声势浩大的商业宣发、明星打榜也自然而然地卷入并融入媒介记忆的过程之中。同时,在社交媒体中媒介记忆的短暂"沸腾"和长久"保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困境和问题,需要更稳定的力量推动媒介记忆的建构与纠偏;同时,非正式结构管道的记忆也需要以正式结构管道的记忆为记忆叙事的原点和坐标,而不可过度虚构。     

社会运动中的社交媒体动员与媒介间议程设置效应:以台湾地区“反服贸学运”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为选举期间议题在新旧媒介间的流动及其结构性影响提供了有力解释,但鲜少有人将其放置在社会运动情境中验证。2014年台湾地区发生的"反服贸学运"为探索这一效应的本土化特征提供了难得案例。通过时滞分析发现,社会运动情境中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确实存在跨媒介议程互动。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主要体现在初期提供议题资源和产生"共鸣效果",而在后续抗争中赋予议题情感属性的框架过程依然掌握在传统媒体手中,这一结果与选举情境下的议题流动模式并不一致。当社运者将社交媒体更多作为资源动员的新工具时,其框架建构的驱动力与效果往往不如有政治偏向的传统媒体,这意味着新媒体及其裹挟的民意依旧很难摆脱被党派意识形态操控的风险。     

媒介化、群体化、审美化:生活分享类社交媒体改写的“消费”

以年轻用户为主体的生活分享类社交媒体在今天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以生活与消费话题勾连起一种轻社交,容易形成用户黏性。这类平台在很多方面改写了人们的“消费”。它们促进了媒介化消费的深化,也由此加深了符号化消费及其影响。媒介化消费也是一种群体性消费,个体消费集合为群体行为,群体互动又会作用于个体的消费行为。生活分享类社交媒体也推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的美学化,而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开始引领这些平台的审美化走向。媒介化消费与流行文化、政治等也有着深层的关联与互动。     

话语与媒介:新冠疫情期间我国社交媒体“非典”集体记忆的再生产

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延宕,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空间协作联结书写和再生产各种与非典相关的记忆文本,展示了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新兴记忆生产空间的潜力,其可供性让多元网络行动主体塑造更具参与性和多元化的非典集体记忆,也不断更新对于新冠的认知。此外,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记忆书写竞争和协商呈现出一个动态、协商、复杂的过程。多元的网络行动主体,包括官方、媒体和公众于新冠疫情期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通过话题属性和话语框架的调用整合,唤起和重塑了中国网民关于非典的集体记忆,以及中国网民当下对于新冠的定义和想象。     

社交媒体平台助力全民阅读推广的技术路线与平台机制——基于抖音“春天开阅季”活动的观察

社交媒体平台助力全民阅读推广是近年来阅读推广的新样态。文章以抖音短视频媒体平台打造的“春天开阅季”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为观察对象,分析社交媒体平台助力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内在逻辑。数据显示,短视频媒体平台的网络连接性、视频可见性以及社交情感化的媒介特征,提升了受众在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参与度。文章提出社交媒体平台应注重连接性、增加创新性、完善保障策略的建议,以提升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整体传播效能。